百家 | 郭小东：《受降地》，为潮汕的文化抗战而书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陈晓楠
图/受访者提供

2月18日，电视片《受降地》的开机仪式在汕头市濠江区珠浦文化广场举行。

这部12集的电视片，根据作家郭小东的同名长篇小说《受降地》的史料实录改编。该小说入选广东省作协“三重”（重要人物、重大事件、重点风物）扶持项目。

郭小东所熟悉的城市汕头，是当年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之后中国境内的受降地之一。他从对《华夷变态》等日本史料的研究中，悟出日本侵华的民族心机竟然隐匿了近千年、又蓄谋筹划了五百年。这让郭小东极为感慨，动念写作。

随后，郭小东与周建江、陆基民等一道，赴汕头等地档案馆查阅，亲赴曾是战俘营的澳头珠浦等历史现场，并寻访了十多位九十岁以上的老兵、老人。

他说，自己通过《受降地》意欲讲述的，正是日本如何从密谋侵华及至投降的历史命数。

蓄谋了五百年的侵略史

羊城晚报：是什么促使您写作《受降地》？

郭小东：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性。也许是因为我去过一些地方，见过一些别样的人，又读了相关的书，比如《华夷变态》，遂有所感：日本从侵华到战败投降历14年，但之前谋略了近千年、筹划了五百年。这种民族心机，很值得研究。

羊城晚报：能否具体谈谈《华夷变态》与日本侵华战争的关联，及对于写作《受降地》的启示？

郭小东：五百年前，日本人在长崎设立唐通事（专事询记来自中国商船情报的官职），搜集对中国形势的调查和情报资讯，形成了数千件被称为“唐船风说书”的报告书，后经幕府儒官编辑整理为《华夷变态》。

日本的明治维新，从一开始就分出两个以上的方向，各自代表其动机。一是夷技，简言之为科学技术，这是公开的、明晰的；另一个则是国家政治，它关心的是占领与统治的扩张。这种思考突破国界，没有东西方规约，且不可张扬，只能密谋或密约。

只有从这样的视角，才能真正进入日本的历史，揭示战争的本质。蓄谋了五百年的历史，全写在卷帙浩瀚的书上，其主要内容则是“唐船风说书”所苦心孤诣的搜录。

20世纪初年，日本又派出大量学生，以旅游之名对中国实施网格化密调，路线多达七百多条，成果收入《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这些搜录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依据。

《受降地》意欲讲述的，正是日本如何从密谋侵华及至投降的历史命数。

为地方复活久远的尊严

羊城晚报：1945年日军无条件投降，中国战区有16个受降地（一个在缅甸），为什么要选择写潮汕这个第三受降地而不是其他？

郭小东：潮汕在抗日战争中，有特别的位置。它是远东最远而又离太平洋最近的战场，对于日军来说，其战略重点是封锁东南沿海，阻断海内外联络，并负责日军海上后勤补给。

而潮汕的良港和丰厚的人文，更令日人垂涎。当时日军兵源匮乏，进攻潮汕的日军多用朝鲜兵或台湾兵，而且大多是少年兵。

日军清楚，汕头一直是抗日力量和南洋华侨的联络信道，攻占汕头可消解华侨的支持力量。事实上，潮汕的华侨不单具有商业精神，而且不失潮勇的枭雄。

当年日军在潮汕，正面战场惨败；在敌后，则有遍地开花的青年抗日队伍，在东江纵队领导下屡屡袭击日军得手。写入战史的“南阳保卫战”中，有39名日军被消灭在牛田洋的滩涂中。

在潮汕丰富的人文环境和骁勇的天性之间，所有的角逐都更加彰显战争的残酷。日军在这里成为战败者而投降，更富战争的戏剧性。

我想，疏忽和遗忘，有可能断送人类的某一次救赎，而受降地的存在与否，多少会有所补救——能给低海拔的汕头濠江，一点高度；给过于拥塞而又拼命舒展的潮汕，一点疏朗；让达濠那两条战俘劳役的溪涧，丰腴一点历史的收藏，同时复活一份久远的尊严。

羊城晚报：在电视片方面，您是如何处理的？

郭小东：汕头受降区的投降日军，集中地为达濠岛，岛上设立了五个日军战俘集中营。《受降地》以此为背景，记述日军从侵占潮汕到战败投降，以及潮汕人民奋勇抗敌的史实，讴歌潮汕人民不做亡国奴的抗战精神，揭示日本侵华是武力和文化双重战争的实质。

此次开拍的电视片，也以达濠岛及汕头市为主要拍摄点，实景地延伸到潮阳、澄海、南澳、汕尾、普宁等地村镇。电视片融入了潮剧、说唱、英歌舞、拜祭民俗等地域文化元素，以及宗族、侨批、潮勇等历史人文事象。

对付文化侵略，只能以文化相抵抗

羊城晚报：《受降地》的主题是文化抵抗，那日军当时的文化侵略是如何实施的？

郭小东：与沙俄纯粹为了开疆拓土不同，日本不单要地，还要人，要奴化专制、要统治。战争和文化奴役，是日本侵华的两手。但潮汕地区的文化血脉和骁勇民风，令日本人在此不得不采取更诡黠的战略战术。例如策动潮汕文豪陈光烈（曾编撰《潮州志》《南澳岛史》）任伪警备保安司令一事，可知日本人之险恶用心。

日本对华的文化侵略，可追溯到17世纪日本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的《国姓爷战》。书中日本人占领南京的内容触目惊心。而最早提出侵华方案的，是日本学者佐藤信渊，他提出了日本先攻取满洲、然后“经略”整个中国的计划。

20世纪初，日本学者、文人一直蠢蠢欲动，在学术文章中赤裸裸地宣扬侵略中国的强盗计划。日本将文化侵略作为战争的组成部分，存在于文学、历史学、宗教活动、教育、情报、宣传等。

日本有大量关于我国国民性的研究书籍，如《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等书，将人性中一切负面和丑恶的东西都加到中国人的形象中，为日本长期占领和奴役中国寻找根据和对策。

战时日本文坛“笔部队”，是军国主义的“思想刺刀”。“笔部队”作家穿着不同军种的制服，挎战刀，佩胸章，有的直接从军入伍，左手拿枪，右手握笔。

对付文化侵略，只能文化抵抗，别无他法。但潮汕的文化抵抗，出神入化，可以说国中无二。

千年民俗在铁蹄下抗争

羊城晚报：您在作品中写道，“潮汕沦陷六年，狗不叫，鸡不鸣”。这是为什么，连动物也抗日吗？

郭小东：这是出自我们寻访到的95岁的吴绩展老人的描述：“日军登陆濠江的那夜，几十个日本兵，拉着战马，拖着辎重，在短短的苏州街上，来回奔跑，好似千军万马！折腾一夜。我从门缝里，看傻了，鸡狗也懵懂，从此不鸣不叫。六年后日军投降，鸡狗又叫了！”

那场战争太遥远了，我们去汕头外马路寻找受降仪式地，已无人知晓“前朝旧事”。我们去濠江，那里有五个日俘集中营，曾经关押六千多战俘和日侨；三个登陆点，两个美舰停泊地……但此地无人知晓，连负责文史地方志的官员，也一无所知。

询遍九十几岁的老人，只说儿时曾见战俘在河里劳役。战前濠江三万多人口，战后仅剩一万二千，可现在已找不到被日军残害过的人，见不着残存的物品。

只是战后潮汕沿海的城镇，每间隔50、100米，就有无主的废墟，这是当年日本轰炸机的落弹点。“文革”中，我家曾寄宿的梅厝，就是这样一座废墟。

羊城晚报：您在作品中如何切入潮汕抗战的特点呢？

郭小东：我想到的是，在六年沦陷中，日军刺刀下潮汕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拜老爷，保贺，营联标，祭孤，英歌舞，大锣鼓，这些潮汕人信仰和骁勇的礼俗，是否正常进行？回答是肯定的。

在饥饿的1943年，日本学校发粮发钱利诱潮汕市民入学，但应者寥寥。人们反而以当地的英歌舞，对付日式的阿波舞，直把英歌舞到了日本宪兵队门口，拜土地爷拜去了布满刺刀的城墙；营老爷，营联标，营到日本人眼皮底下……用地方风俗去张扬尊严。

在这个时候，所有的潮汕民俗，都成了勇敢者的游戏，其中饱含潮勇的血性和自信。所以那时驻扎在城内的三十多个日本兵，轻易都不敢独自到街上去。

那时，潮汕人用千年的锣鼓、风俗、甚至美食，在铁蹄下耕耘自己的生活，机智地保卫家园。有许多时候，借各种各样的古例和方俗，去到刺刀无法抵达的地方，是可能的。特别是对来自台湾的少年兵、学生兵来说，潮汕的乡土风情有时也会钝化刺刀。

羊城晚报：《受降地》与相关电视片的创作，对建立具有地域特色的城市文化、文旅空间有何启示？在转化为城市语言的过程中，又如何与爱国主义、反战精神联系起来？

郭小东：受降地至少有两个含义：受降和受降的地方。前者是世界性的重大事件，是徽章，镌刻在时间里，成为标识并赋予光荣的意义。因为这个徽章，地域空间单薄的历史会变得丰富厚重，耐人寻味。

同时，由于现在时的叙述与过去时的留痕，所产生的时空交叠，会诞生新的时空语言。因为受降仪式，此地成为缔造人类文明进程伟大事件的承担者。我去过多个受降地，显出退潮的冷寂，但文学艺术会给它留下天空的痕迹。这里的每一座废墟，都是方尖碑。

其实，我所写的《受降地》，潮汕和濠江，还有许多被淹没的痕迹。萧乾《梦之谷》，“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的志士冯铿等等，无数潮汕的英雄儿女，他们在天的灵魂，始终鸟瞰着大地，为和平的日子抹去战争的泪痕。

实地采访是件艰苦的事，我和周建江博士、陆基民先生，三位老人不懈跋涉，矢志不渝。谢他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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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黎松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