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王家声：世上再无刘逸生

文/王家声

刘逸生(1917-2001），广东中山人氏，知名学者、新闻出版工作者、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以《唐诗小札》《宋词小札》《龚自珍己亥杂诗注》等作品名世。当下五十岁以上的文化人尤其广东文化人，几乎没有不知道他名字的。人们说，他的《唐诗小札》哺育和影响了几代人，这话一点也不为过。

 

这些年，关于刘老的介绍和回忆已有不少。他是我老丈人，在他的晚年，我们有过一些接触，对他有一定的了解。但我毕竟不是其儿女，全面的回忆和评价显然不适合我去做，而这也并非本文的初衷。这里，我想从一个侧面，讲一点“如烟往事”，检视一下当今学术界和新闻出版界人士，应当从刘老身上学到些什么。

奇人·奇事·奇书

刘老出身贫苦，幼年丧父，由寡母带大，历经悲苦。他做过鞋匠、木工、排字工、报社校对编辑……书读到高小但没有毕业文凭（年长后才入读并毕业于香港的中国新闻学院）。他的父母弟妹中没有谁与“文化人”这个词沾边。像这样完全没有“家学渊源”的人，几经挣扎奋斗，终成大器，一定有着异乎常人之处。

首先，他是个奇人。他的勤奋、刻苦几乎到了极致，好学到了痴迷的程度。而学问的广博渊深和涉猎的方面之多，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试想，一个鞋匠的儿子，周围没有书本，没有学习的条件和氛围，也没有什么“引路人”，而他对知识的孜孜以求，完全来自“兴趣”，来自自觉的本能。在今天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他曾说过，在当时香港那个地方，在抗战时期复杂的环境中，如果不是喜爱阅读书报和研习学问，他很可能会学坏。也许他的刻苦自励是与生俱来的，但那么恶劣的学习条件竟能造就这样一个人才，很值得今人思考。

据刘老本人回忆，他生于乱世，祖上穷困，母亲是个文盲，父亲在他十一岁时去世，于是中断学业，十四岁开始独自漂泊，先是在香港一家报馆当杂务，给“编辑老爷”“校对先生”跑腿。但就在跑腿的间隙，他抱住报社仅有的一部厚似砖头的《辞源》硬啃下去，一个一个条目地读，日积月累，获取了大量知识。及后，还把《康熙字典》的部首背熟了。从读字典、辞典入手学文化、做学问的人，还真的是“稀有”。而他就是从这个夹缝中突围而出的，这实在是一件“奇事”。其后，他又从排字学徒做到报社的校对、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他从香港《华商报》调任广东《南方日报》，并参与日后《羊城晚报》的创办，任该报编委并主持副刊“晚会”版工作，把“晚会”版经营成熔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炉，深受读者喜爱的园地。

上个世纪50年代末，这个园地开始以一种“札记”文体连载通俗的唐诗赏析，各界反响热烈。1961年，这些文章结集而成的《唐诗小札》问世，市面上竟出现“一书难求”的景象：无论青少年学生、普通市民还是国家干部、高级知识分子纷纷争购。60多年来，这部书被多次重印、再版，历经多家出版社，印数超百万册，堪称“奇书”！他于80年代出版的另一著作《宋词小札》也极受追捧，多次重印。这种“小札现象”无疑是又一创举：它开创了诗词评析“小札”体的先河。同类或近似的体裁不知凡几，但好像至今还没有超过它的。此后作者的另一著作《漫话三国》同样接续了这一传统。

勤奋·精细·严谨

读者们可能没想到，刘老本人在自己的著作中最看重的其实是一部“阳春白雪”之作——学术专著《龚自珍己亥杂诗注》。他十八岁时在澳门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己亥杂诗》，十分喜爱，自此便爱上龚诗，反复吟诵，熟记于心。但龚诗典故很多，兼通儒释道，是出了名的难懂，从来没有人敢去注。很多诗句的释义，刘老一直在多年求解。“文革”后期，刘老被借调到广东中山图书馆工作。他抓住这个机会，利用大量的馆藏古籍，开始了注释《己亥杂诗》的攻坚。刘老在自传《学海苦航》中记述，为了弄懂一首四句二十八字的无题小诗，他花了三年时间去追查，其精心精细可见一斑。据他本人统计，注龚诗三百多首，翻阅图书不下千种，工作量是相当大的。1981年秋，《龚自珍己亥杂诗注》在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代表刘老最高学术地位的著作，听说钱钟书先生也因此知道了刘逸生的名字。

刘老去世后，我承接了他部分藏书。偶然翻阅这些书籍，每每使我一再感受到他的勤于积累、勤于动手。他的每部书中都夹着大量字条、剪报等，剪报都标明出处（报刊名称及年月日），十分方便归类使用和查找。比如一部《亲属称呼词典》中，就夹有《闲话称谓规范》《“先生”的含义》《对亲属的谦称和敬称》《同志·师傅·先生·太太和小姐》等十几份剪报，足见用心之细。早就听说他是个“地图迷”，他留下的一部《世界地图集》中，竟夹有几十份剪报，包括《人口最多和最少国家排名榜》《世界上42个最不发达国家》《世界瞩目的海权之争》等，在俄罗斯和东欧地图页中，夹着1997年7月北约东扩启动的相关图示，到今天仍具有参考价值和佐证价值。刘老又是一个体育迷，平时会偶尔抽空关注奥运会和各类世界大赛的电视实况转播。有一次他突然问我，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世界各国的英文缩写，我一时答不上，只能说中美俄意四国比较好记，其他真不知道。估计是他想在电视转播时能立即辨认出场运动员的所在国籍。现在终于从他留下的《世界地图集》中，看到他精心粘贴的几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又整整齐齐地手写着几十个国家的英文缩写名称。那时的电脑还很不发达，实在不知道他的费了多少心思才找到的，只能说是“功夫不负苦心人”了。

勤于动手、勤于动脑、勤于用心，这些本来是做学问的基本功，但很多被称为“专家”“学者”的人未必都做得到，有的人甚至时时想着“抄捷径”。刘老做到了，而且做足了，应归入“上乘”之列。一部《全唐诗》合计五万多首，他全部浏览过，并熟知其中曲折，包括哪首唐诗被收入，哪首未收入，同事朋友就唐诗请教，他往往能随口答出。有关唐诗问题向他请教，他当即便能给予说明，不必翻书，因此被称为唐诗的“活字典”。刘老曾亲口告诉我，他某次赴西安参加关于《全唐诗》的研讨会，在会上指出《全唐诗》有40多处错讹，绝大部分被与会学者专家首肯。我想，以他对唐诗研究的深入、熟稔和执着，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勤奋、精细、严谨，确实是刘老钻研学问的一大特色。

“刘逸生小札系列”丛书问世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广东省公布了“百书育英华”系列书目，向各界积极推荐阅读，并要求入选图书的供货不得断档。当时《唐诗小札》和《宋词小札》同时入选，但各新华书店的书架上一直找不到这两本书。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一两年，读者很着急，作者也着急，但出版单位始终没有动静。我那时正担任广州出版社的副总编，出于职业习惯，突然想起图书的版权问题。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了，“出版法”也公布多年了，但出版者始终是“老大”，作者也不太懂得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在一次刘家的茶叙上，我问刘老两部小札和一部《漫话三国》是何时签的出版合同，签了多少年（出版界当时惯例是五年一签，到期再续约）。刘老把大概的签约时间一说，我马上意识到这三部书的出版合同早已过期，而且没有续签。我让刘老把出版合同翻出来，果如所料。此时，我马上表态广州出版社愿意接过这三部书的出版工作，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向社会推出。回去后我第一时间请示了当时出版社的一把手，并得到他的首肯。考虑到图书的内在质量和市场前景，我们给作者开出了十分优惠的版税，同时要求合同期适当延长，高于出版界通常的惯例。对此刘老欣然同意。

刘老在港澳和内地的报刊上发表过不少关于文化、文艺、历史、社会方面的小品文，也有很强的可读性，经过综合梳理，作者又编出了《史林小札》《艺林小札》《事林小札》，并把《漫话三国》更名《三国小札》。《唐诗小札》》《宋词小札》加上这四部小札，合成丛书“刘逸生小札系列”，全套六本。广州出版社以很高的出版效率，于1998年3月全国春季图书订货会上，推出了前三部早已成书的小札（作者作了局部修改增删）；又于同年9月的全国秋季图书订货会上，推出后三部新编的小札，在本省和各地大受欢迎。这其中，《唐诗小札》《宋词小札》始终是最热门和重印次数最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三部小札就无足轻重了。《史林小札》等三书，则正好发挥了作者知识广博、通晓历史，上知天文地理，下懂古今异事的特长，让阶层不同、兴趣各异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归宿。看看下列的标题：《秦始皇的高速公路》《秦桧的“币制改革”》《乾隆皇帝的诗恋与‹唐诗三百首›》《小乔不是初嫁》《诗妓和她的枪手》《龙年能生贵子吗》《江山也靠美人捧》……是不是一下就激起了阅读的兴趣？负责录入和校对这套丛书的几位校对员，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承担了繁重的工作，并就书稿的疑难问题与刘老通了数不清的电话。事后她们一致表示，这是迄今为止的校对生涯中遇到的最喜欢的书，相当于一边校对一边上古典文学课和百科知识课，工作完成后自己的文化素养和欣赏水平也上了一个新台阶。

“刘逸生小札系列”出版后，我邮寄了一套送给我的导师——中山大学中文系吴宏聪教授，并很快接到他的电话。老师在电话中十分恳切地说，刘逸生先生在中国古典文学领域取得的成就堪称杰出，而且他在很困难的条件下做出大量成果，并普及到大众之中，影响面非常广，我们一些大学老师与他相比，应当感到惭愧。我连忙说，岳父自学成才，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和大学老师没法比。他当即严肃地讲，刚才说的都是真话，并非客套，并郑重地让我转达问候。事后，我把导师的话原原本本地转告刘老。刘老听后沉默良久，感慨地说，我们这些没有学历的人，在高校往往是被人瞧不起的，想不到你的这位老师这样抬爱，他确实有知人之明。这两位素未谋面的知识者如今都已故去，但他们的心应当是相通的。

现在回想起来，这套丛书的出版应当是“三赢”：读者盼到了自己企盼已久的精神食粮，作者的创作成果及时问世并取得应有的报酬，出版者收获了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结果皆大欢喜。数年后，广州出版社大度地将“刘逸生小札系列”的版权归还刘家。其时刘老已经去世，但该书的出版合同期未满，我本人亦已退休，转到广东省政协工作。省内有一家出版社希望再版这套书，并增加插图，使之更趋美轮美奂。于是由我居中协调，广州出版社与刘家签订了“中止出版合同协议”，使几部“小札”得以不断延续生命，接连重印、再版，这也可算是广东出版界的一段佳话吧。

《反三国演义》的出版

还有一部书的出版与刘老意外交集，颇值得一提。约在2001年中，我突然接到广东中山市石岐镇一位读者的来信，说从书店买到一本《三国小札》，看到刘老对民国时期出版的《反三国演义》（又称《反三国志》）一书多有贬损，心中不忿。原来他是《反三国演义》作者周大荒的曾孙子周中柱。此处有必要插一段旧话：刘老从少年到中年到老年，是个终身的“三国迷”。他十多岁时考进香港一家报馆当杂务员，第一次发薪水三块银元，全部用来买了一部《反三国演义》。该书八册共六十回，内容皆是翻《三国演义》的旧案，替三国英雄打抱不平的故事。蜀中五虎将关张赵马黄战无不胜，结局皆大欢喜，曹操、曹植、孙权、司马懿等的权位及生死之事，也被一一颠倒。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大快人心。但刘老在《三国小札》中认为，《反三国志》翻案痛快是一回事，“但缺乏生花之笔，……艺术性太差，是此书的致命弱点。”那时我以“冼岱”的化名兼任“小札系列”的责任编辑，周中柱直接给我写信，述说他曾祖父周大荒晚年归隐故里之后，曾“辛勤七载，六易其稿”，在家乡湖南对原作进行了大量修改，与原书比较，内容更详实自然，人物塑造更有声有色，案也翻得更奇。“亲笔手稿装订成册，历经战火、动乱，因埋地五尺而保存至今，无一毁损。”如今看到《三国小札》的评价，伤心气闷之余，十分希望能联系上刘老，“愿将家中珍藏近六十年的作家真迹手稿送刘老先生一读”，如认为有出版价值，则希望他帮助促成修改本的出版，其“全家愿将手稿赠送”，云云。想来这是将要发生的又一件奇事了。

我马上与刘老商量，决定先约见这位特别的来信者。来信者是个20多岁的年轻人，他说自己就是周大荒的曾孙，祖居湖南祁东县，如今带来修改稿抄本的第一册让我们过目。刘老取出上海卿云书局本《反三国演义》，同抄本比照着读，果然是修改了不少，有些还大段修改。再经仔细审阅，当即判断这确是周大荒修改过的本子，而且是很细心的修改。他估计周大荒晚年回到乡间，闲来无事，重读旧作觉得不够满意，于是重新修改，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出版，“不过这本修改过的翻案之作，确实比以前出版的那本更胜一筹，则是无可置疑的。”刘老感慨于周大荒不满足于旧作，归田后辛辛苦苦重新改写，这种务求完满的精神很值得钦佩。他把这个意见直接告诉那位年轻人和我，表示希望修改稿能够重新出版。

2001年9月，《反三国演义（修订本上下卷）》在广州出版社正式出版，刘逸生先生为该书写了“代序”：《我和‹反三国演义›的一段“鸿雪因缘”》。序中说，这本书深埋地下几十年后重新同读者见面，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而自己同《反三国演义》居然有这样一段因缘，也是十分意外的。“在周大荒来说，他留下了他的‘雪泥鸿爪’，然后飘然去世；而在我，却居然能将他的‘鸿爪’介绍给出版社，还写下这篇序，也算是一种不太寻常的‘鸿雪因缘’吧。”（见《代序》）该书问世后，由于有亲属争夺版权，几乎引发官司，后被出版社化解，但这都是后话了。

回顾刘老奇特的一生，每每令人感慨系之：崎岖的求学路，深沉的学者情，杰出的探索力和不凡的学术业绩，而聚于其一身的种种巨大反差于今确属世所罕见：学历之低与学问之高，报人之博与学者之专，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这里只能叹息一句：世上再无刘逸生！

2021年3月，由广州市文联、广东画院等单位主办的“岭南文艺名家百年百人评选活动”落下帷幕，刘逸生先生以22万多票居百位名家的第六位，说明他在读者心中仍具有难以撼动的影响力。今年是刘老诞辰105周年，也是他参与筹建的羊城晚报社建社65周年，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令人钦敬的长辈。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吴小攀
校对 | 李红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