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地 | 莫言：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懦夫

文/李怀宇

2004年6月中，莫言有广州之行。我得到消息时，也得到了莫言的手机号码，随即打过去，莫言爽快地说：“我现在就在南方书城，你可以马上过来聊天。”约半小时后，我见到莫言。南方书城办了一个读者见面会，场面并不热闹，记者更是寥寥。活动结束后，我们就坐在南方书城靠窗的一角聊天，刚谈了几句，我就发现，他虽笔名为“莫言”，实则出口成章，真不愧是“千言万语，何若莫言”。

近一个下午的时间，只要稍微提起话头，莫言便能说出一番让人舒服的话。

提到学者气与文人气的问题，莫言说：“我没有学问，所以没有学者气，我始终没有把写小说当成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我是一个农民，现在依然把自己跟农民认同，所以就没有文人气了。我还是认为人应该有一种清醒的自我意识，不仅仅在意识上当作是老百姓的一分子，而且从所有的方面感觉到其实我就是老百姓的一分子。一旦想到我是一个作家，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要为人民说话，我要替民族分忧，这一下子把自己架空了，自己把自己摆在一个并不恰当的位置，比较难以让人接受，令人厌恶。”

当天晚上，南方书城宴设广州客村的一家潮州酒楼，我也受邀敬陪末座。偌大一个包间，同席只有四五人。莫言对潮州菜充满好奇，恰巧我是潮汕人，每上一道菜，莫言便问起菜品特点。“秋刀鱼饭”是一道平常的潮州菜，莫言尝后，连说：“秋刀鱼之味，秋刀鱼之味。”莫言少时家贫，总吃不饱，食量又奇大。“越饿越馋，越馋越饿，最后分不清了是饿还是馋。”他甚至吃过煤，而且觉得特别好吃，这让我大吃一惊。后来莫言把吃煤的故事写进了长篇小说《蛙》的第一章开头。

一席谈中，莫言十分随和。问起记者生涯的趣事，他很认真地说：“我也是《检察日报》的记者，有正规的记者证。记者所见所闻的故事，往往可以成为小说的素材。”我便笑道：“金庸也是记者。”谈到当下一些离奇古怪之事，莫言的谈锋偶露峥嵘，但有分寸。后来观其在公共事务上的行止与写作风格，“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也许是肺腑之言。

那天下午我们的长篇对答，莫言健谈而又得体。我第一个问题是：“大江健三郎曾公开表示对你惺惺相惜，认为你很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你如何看待作家与文学奖的关系？”莫言从容道：“从学养、阅历和成就方面，我无论如何没办法和大江健三郎相比。我们有私人的交往，有些友谊，他对亚洲文学有殷切的希望，他希望有一种亚洲文学的出现，还有对中国非常深厚的感情，对我也有对晚辈的扶持的意思。关于文学的奖项，对写作者来说是一个副产品。一个人在写作，肯定不可以为奖项来写作，只能说是我写出的作品被这个奖项所青睐、所看中，有时候考虑得奖，反而得不了，对待奖项还是这种态度比较好，是写作出现后的偶然性现象。当然，得奖对作家有一定的好处，可以提高作家的知名度，在那一瞬间满足作家的虚荣心、自信心，也可以给作家带来了一些奖金。我记得在一份报纸看到一个可爱的年轻作家说：‘莫言已经得了某个奖项，他可以休息了。’我觉得过去的莫言可以休息了，得奖的莫言还要更加奋斗，不应该让奖项变成阻挡自己前进的包袱。”

我又问：“有人认为你的小说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让人联想到马尔克斯的风格。你的作品不停地对传统写法进行挑战，也借鉴了不少西方的技法？”莫言说：“西方技法对我是一种刺激，激活我的记忆力，增长我的信心：你胆大，我比你还胆大。我对西方小说看得不多，一个作家看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从技巧上来说，确实也是有一种窥一斑而知全貌的现象。就好像《百年孤独》，我至今没有完全看完，但是我很清楚马尔克斯的语感，虽然是翻译家翻译过来的，但相信还是传达了原文的风韵。马尔克斯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标杆，也设置了一个陷阱，标杆就是他已经达到了这种高度，陷阱就是你往他靠近，你就会掉下去淹没了，可能就有灭顶之灾。”

当年我仍对莫言小说的故乡情结印象深刻，便问：“故乡山东高密是你写作的源泉。有人说，莫言的作品以写农村题材居多，没有学者气、文人气，因此至今还是一个‘乡土作家’，无法进入更高的层面。这话你是怎么看的？”莫言说：“关于故乡的这个概念，包含非常丰富的内容。‘乡土作家’对我也不是贬义词，就像贾平凹说‘我是农民’一样，说我依然在乡土的层面上写作也不是一件坏事。所谓的乡土不是狭隘的乡村，每一个作家的乡土是他所寄身于其中的地方。对王安忆来说，乡土是上海，贾平凹的乡土是商州，实际上每个作家都是‘乡土作家’。其实每个作家都有局限性的，一个作家不可能包罗万象，每样事情都写得很地道，那是受个人的经历局限的，但这种东西可以通过技术性的手段来修正一部分。实际上，别人对我的评价是有很多意象化的，我的《酒国》《十三步》是写城市的，其实我写城市、乡村各占一半，为什么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只能写农村呢？”

我向来欣赏作家不断尝试的勇气，便问莫言如何思考作家风格的定型化？莫言答道：“我是特别怕成熟和拒绝成熟，一旦成熟就很难改变，但刻意变化是要冒风险的。《红高粱》后，我完全可以沿着这个路线写第二部、第三部，写了父亲再写我，本来我也是这样想好的，但是我觉得这样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没有再推进的必要了。下一部就要跟以前所有的这些区别开来，没有人说我一定在马尔克斯的写作道路上走，通过《檀香刑》的写作，我们断绝了关系，离开他很远，下一部可能跟马尔克斯在一个房间里面对面地写作，这很有可能是一场巨大的冒险。”

2010年1月，莫言再到广州。南方书城早已关闭，莫言的记者会设在对面的广州购书中心，我受邀参加。稠人广坐，无缘深谈，而获赠莫言签名的新著《蛙》。(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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