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派批评 |“80后”古远清：高校老师写“学报体”，研究生写“学位体”，而教授写“项目体”

《人生的另一种境界》          

文/古远清

我出版了“古远清台湾文学五书”和“新五书”后，还有构想中的“台湾文学又五书”：《台湾百年文学社团史》、《台湾百年新诗史》、《台湾百年散文史》、《台湾文学学科史》、《余光中新传》。我没有三头六臂，上面也没有给我配科研助手，连到快递站寄书都得我自己满头大汗去扛。故我这些不切合实际的“宏伟”写书计划，就留给年轻人去做吧。

我发觉自己真的走火入魔了，坐八望九的年纪还有这么多井喷式的学术生长点，还要为这些新发现的灵感去攀登新的学术高峰。想当年我的“青葱岁月”，是那样斗志昂扬，朝气蓬勃，不仅以青年学人的身份，还以自己勤奋好学的形象。老天不负有心人，我现今的成果堆起来已比人头还高。面对这些成果，两岸三地有人对我这位“不受待见”的学者，十分不屑，如香港某大学教授说：“一流的教授搞古典，二流的教授搞现代，三流的教授搞当代，四流的教授搞台港”，这话有学科歧视的偏见，当然不对，“但现在内地研究台港文学最好的是刘登翰、古远清，也就是这个水平。”这里用的是先扬后抑手法。此外，对岸一位诗人因我书中没有写他，便说“古远清的《台湾当代新诗史》，送到废品收购站都还不到一公斤。”某名人在其发行量极大的自传中，这样蔑视我：“古先生长期在一所非文科学校里研究台港文学，因此我很清楚他的研究水平。”其实，学校的名字和个人研究的水平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就像这位名人长期在一所非创作单位戏剧学院工作，其散文的写作水平还不是很高吗？面对这些批评，我不生气，因为“不批不知道，一批做广告。”

人总有累的时候，有老态龙钟的时候，在耄耋之年再去完成“台湾文学又五书”，不“躺平”才怪呢，但我自信精力旺盛，廉颇虽老，尚能吃饭，尚能工作，还可以写书。只是写书不再玩“五书”的游戏了，转而寻求新的写作乐趣。

不会用电脑玩游戏的长者还能有什么写作乐趣？有的，我新买了一张价值不菲的近五千元的大写字台，陶醉在做写书“老板”的乐趣中。一想到我的同事、经济学家赵德馨90岁还拄着拐棍去图书馆，我就有了榜样，以致下决心去做朋友们戏称的“学术超人”。我这位所谓“超人”毕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要暂时告别纠缠我多年的台港文学，转向去撰写有近半世纪历史的《世界华文文学学科史》，还有酝酿多年的《<文艺报>前史（1949-1966）》。有些朋友调侃我“活着为了写书，写书为了活着”，其实是“活着为了读书，读书为了活着”。一位粉丝赠诗云：“此老天生命九条，亦非魔怪亦非猫。奇书尽已藏千卷，佳酿何曾饮一瓢。”我的确不喝酒，当然也不抽烟，不打牌，不跳舞，唯一嗜好是读书和写作。西方谚语讲猫有九条命，我想假如我有九条命——那我一条命用来买书，一条命用来读书，一条命用来教书，一条命用来著书, 一条命用来评书，一条命用来编书，一条命用来借书，一条命用来搬书，最后一条命用来卖书——在明年新开办的全武汉市最大的书店当营业员去！

我坚信学问主要不是靠命题作文做出来的，而多半靠兴趣，靠闲暇。古人说：“未妨余事做诗人”，这“余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休闲，有时还靠厕上、枕上和梦中乃至病房。去年我大病一场，在重症室的床上构思好《余光中批评史》的目录，连忙叫护工帮我记录下来。

在当今个人升等、学校升级乃至研究生毕业，都必须拿出众多成果的年代，老师们碰到朋友不再问“吃饭了没有”，而是一见面开口就问“你在做什么课题”。可试问有哪位学术大师是靠做课题做出来的？学问或优秀的学术著作，应按科学规律办：在“余事”中凭兴趣选题。就我个人近年完成的《微型台湾文学史》、《台湾文学学科入门》以及《台湾查禁文艺书刊史》、《台湾百年文学纷争史》、《台湾百年文学出版史》、《台湾百年文学期刊史》、《台湾百年文学制度史》等“台湾文学十书”来说，都是全凭个人兴趣出发，闲云野鹤地选择研究课题、方向与出书方式。

当然，没有资金保证难以安身立命，但做学问的条件不仅有物质性的，也有精神性的。就是有资金，也用不着几十万。就是到手了几十万人民币，如何拥有这多的发票、如何花完、如何报销，也是个难题。

在科研成果量化的年代，有人说高校老师写的是“学报体”、研究生写的是“学位体”，而教授写的是“项目体”。这“三体”固然为发展学术带来贡献，但其致命伤是“规范性”远大于“创造性”，或曰充满了“工匠气”。这就难怪《文学自由谈》发表的文章，任何一所大学都不算成果。可上面登的某些杂文，有不少吉光片羽和真知灼见，是“学报体”论文所最缺乏的。

温煦的阳光，慵懒的午后，一杯茶，一本书，我在宽大的写字台上，沉潜在众多繁体字书的世界中。从杏坛下岗的二十年，书房是我展开自虐式、疯狂的阅读场所，是我何以解忧、何以疗伤、何以快乐的地方。有人问我：“人生最爽的境界是什么？”答曰：“上有天堂，下有书房！”自己再累也要读书，工作再忙也要谈书，收入再少也要买书，住处再挤也要藏书，交情再浅也要送书。尽管这时蜂也不来，蝶也早已远飞，好似等待我的只有寂寞。其实是寂静而非寂寞，因为我有书中的胡秋原、李敖、余光中、陈映真这些众多对岸的文朋诗友作伴。

我不是晚秋的残荷，更不是过早凋谢的桃花，我的人生还未谢幕。我相信文史哲这些传统学科，除必要的命题作文外，更需要的是学者的心灵自由。追求闲暇和自由的我，既没当过硕导，也未做过一天博士生导师；既不是资深教授，也非长江学者和国务院津贴专家，而是一位永不退役的写作人。到了人生的深秋，我已从必然王国迈向自由王国，不再受完成硬性的科研指标所羁绊了。这是人生的另一种境界，值得放鞭炮庆幸。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吴小攀
校对 | 潘丽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