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地 | 吴思敬——菜厂胡同7号：我的80年代

文/吴思敬

我于1979年夏由北京南池子的普庆前巷搬家到菜厂胡同7号，直到1990年4月搬离，在那里整整住了11年。我的80年代是在那里度过的。如今离开菜厂胡同已30年，就目前的居住条件而言，应该说，比当年好多了。但我还是很怀念在菜厂胡同的那些日子，很紧张、很窘困，但也很出活的时光。

菜厂胡同是北京王府井大街路西的一条胡同，明清时为皇家御膳房所需蔬菜、水果等的贮存地，由此得名。菜厂胡同7号这院落，当年是清末大学士那桐的祠堂，格局比一般的四合院要大，中心部位为祠堂主体，左右各有一个跨院。当时院内住了21户人家，是个超级大杂院了。

我住的是西南角的一间西房，大约13平米。放上一张双人床，一个大衣柜，一个写字桌，两个书架，两个书柜，两个简易沙发，就已经是满满当当了。吃饭时只能打开一个活动的方圆桌，吃完饭就折起来。没有暖气，用蜂窝煤炉取暖，冬天最冷时，室温只有8℃，我坐在靠北窗的书桌前写作，手上常常要戴手套。

我菜厂胡同这个家，虽然狭小、简陋，但偏处一隅，关上房门自成一统，倒也可以闹中取静。这里还有个便利之处，就是紧邻王府井大街，胡同口对面就是东安市场。东安市场内原有好几家旧书店，后合并为中国书店，就开在紧对着菜厂胡同的市场大门内，离我住的菜厂胡同7号不过几十米。这为我选书、购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有时我在写作中突然发现要查一下引文或工具书，手头又没有，就放下笔到东风市场的中国书店去找，通常都能解决问题。

诗歌评论家邹建军曾写过一篇文章，谈到我在菜厂胡同的生活与写作情况，说我“住在王府井菜厂胡同的一所弄堂里，他常是白天登讲台，深夜在方格上开夜车，只有晚饭后的黄昏，才慢慢悠悠地踱步在王府井大街的树荫下，沉思，沉思……”所言大致符合我当年的情况，不过，他描述的我在王府井大街独自踱步情况并不多，实际上更多的是抱着两三岁的儿子在王府井漫步。

那时人民日报社还在王府井，报社门前有一排报栏，报栏的下边是木框打成的方格，上边是玻璃门，里面贴着当天的报纸。有一次我只顾看报，儿子的小脑袋不小心钻进报栏下边的木格里出不来了，怕蹭破他的脸，费了好大的劲才弄出来，急出一身汗。

菜厂胡同所在的王府井地区，不光有百货大楼、东安市场，是北京的商业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这里有人民日报社，有中央美术学院，有协和医科大学，有工艺美术服务部，有全市最大的新华书店、外文书店，还有新华书店的内部发行部。

许多朋友来王府井买书、购物，顺便来我家坐一坐，聊聊天，也是很自然的。1983年我开始担任《诗探索》的责任编辑，谢冕、丁力、杨匡汉、刘士杰、刘福春、楼肇明等《诗探索》同仁多次来我家，或谈诗坛情况，或交流稿件。至于江河、顾城、杨炼、林莽、一平等朦胧诗人来得就更多了。谈的话题多与书相关。

朋友们来我家喝茶、聊天，交流诗歌……有时忘乎所以，甚至在我这屋里举行即兴的朗诵会。我妻子回忆，有一次她下班回来，推着自行车刚一进院，就听到我房间里传出的高声朗诵声，她心想这是谁呀，进门才发现是任洪渊在朗读他的新作。反正我这小屋偏处大院的一隅，即使说笑、朗诵的声音闹翻了天，也没人干预。

来访的朋友多，有时我不在，他们往往在门上留个条就走了。但丁力先生比较特别，他知道我的房子在角落里，不好找，进了大门就高声大叫：“吴思敬，吴思敬……”我听到后，赶紧答应，迎出来。有时我不在家，他高叫几声，没人答应，他便折身返回了。

那时我虽不能每周把北京市的主要书店跑个遍，但守在家门口的王府井新华书店及东安市场的中国书店，却是经常光顾的。于是我的藏书迅速膨胀起来，书架、书柜放不下了，又没有空间添置新的，就在书架、书柜上层层搭板，直顶到天花板。书多了，不能闲置，我就给自己定下一个雷打不动的计划，每天看理论书籍至少50页。这个计划定下来，果然有效。大量的阅读为我80年代写下的几本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觉得，80年代给我从事的诗歌评论工作提供了宽松的研究环境。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春雷，诗歌也冲破了禁锢诗坛的樊篱，它以顽强的生命力穿透板结的土壤。这样一种时代氛围不能不对我的诗歌评论事业产生深刻的影响。

我1965年大学毕业，1966年“文革”爆发，在“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肆虐下，诗坛一片凋零，根本没有从事诗歌评论工作的可能。只有在改革开放，实现了一系列拨乱反正后，我才可能在舒畅的心境中研读理论、阅读诗歌，才能在文章中说出自己的真心话。

由于我与“朦胧”诗人交往较多，再加上我妻子就是与朦胧诗人同属于一代的“老三届”，因而我深深地理解这代诗人的处境与心态，所以在1980年开始的“朦胧诗”论争中很自然地就站在支持朦胧诗人的一方。先后写出《要允许“不好懂”的诗存在》《说朦胧》《时代的进步与现代诗》等文章，并为顾城、江河写出了关于他们诗歌的首篇评论。写顾城评论时，不只与顾城多次深谈，而且前往总后大院访问顾城的父亲顾工和母亲胡惠玲。写江河评论时，江河给提供了他“文革”期间抄录的中外诗人的名篇，为了把我们俩人对话的内容保留下来，我还临时去百货大楼买了一个盒式录音机。

80年代初期，中央办公厅机要局为提升干部职工的文化水平，办了一个中南海职工业余大学，我在那里兼课。这一时期，中南海的毛泽东故居菊香书屋及流水音等景区曾一度对外开放，但参观票非常紧俏，很难得到。我由于在那里兼课，受到照顾，优先得到了参观票，带着我的父亲和在上小学的儿子参观了久已向往的中南海，并在那里留下我的首张彩色照片。

20世纪80年代除《诗歌基本原理》之外，我还完成了《写作心理能力的培养》《诗歌鉴赏心理》《心理诗学》等几部专著。这阶段我的评论对象之所以多为朦胧诗人，以及艾青、牛汉、邵燕祥、赵恺等“归来诗人”，就在于这些诗人的作品鲜明体现了“五四”传统在今天的延续。

随着王府井地区的建设拓展，如今我所住过的菜厂胡同7号院已不复存在，成了由东安门大街通向王府井百货大楼的一条崭新的马路的一部分。但在我看来，菜厂胡同7号没有消失，它和20世纪80年代那段喧闹的、热烈的生活，永远鲜活地保存在我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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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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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潘丽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