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度不给推荐上高中 黯然失学回乡当农民
作者:李时平
1977年夏,我在湖南湘阴县城南公社中学初中毕业。在这之前,农村青年学子上大学,包括初中升高中,全由公社、大队层层政审和推荐。因我家庭是“黑五类”,导致未能得到推荐,下半年没能上高中而失学在家。
当本村的原初中班同学,背上书包,欢声笑语,跨过涝溪桥头去上学时,我却在家当“猪倌”。那时家里的一头大母猪生了十几个猪仔,每天我赶着大母猪带着一帮肥墩墩的小猪仔去涝溪江河堤上“牧猪”。父亲曾有诗:“昔日志存千里马,今朝归宿两头牛”亦是我当时心境的写照。
不久,对我一向关心的初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李德胜老师给我家送来推荐表。学校扩招了高中班级,只需大队同意盖章就可以录取我直上高中,但我持表去找大队盖章推荐时,大队书记竟然向我表示:“你哥已上过高中了,将这个指标让给贫下中农子弟吧!” 就这样我就被大队书记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剥夺了上高中的权利。
当时家中因有父亲和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出工挣工分,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家里并不急于要我作为劳动力干活挣工分,故暂在家当“猪倌”,有闲暇时光就读书。不料生产队队长迫不及待将年仅14岁的我,充作一个劳动力,安排到大队专业队从事种植茶树,之后还参加生产队冬修水利。至此,我开始了正式农民的生涯。
1977年下半年主要干了两件事:一是到大队专业队种茶树,当时,农村实行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人民公社是1958年诞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是1962年左右形成的。这种体制虽然对恢复和发展农业产生了重要作用,但“一大二公”排斥家庭经营方式,不能解决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导致农村很穷、农民真苦。1978年,全国农业人口人均年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的收入在50元以下,有的地方干一年只有半年粮,干一天农活只有0.2元多的收入。
1977年下半年,我刚满14岁,是个“少年农民”,只给五分底分,即辛苦劳作一天,只有成年劳动力的一半工分,也就是说每天只有0.1元的收入,这是今天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当时我们的大队部有一个茶厂,一到茶叶收获的季节,到处堆满刚采摘下来的绿油油的青茶,然后通过碾茶器加工茶叶,茶厂里到处茶香四溢。有茶厂就要有茶园,我们家乡的山坡是低缓的丘陵,适合种植茶树。那年秋冬季节,我作为一个劳动力与其他生产队的社员一起上山种茶树,每个生产队抽一个劳动力,约15人左右(大队下属15个生产队)。先要将荒坡地开垦好,一垄垄、一排排,整齐排列,挖一个小洞,丢一个圆圆的茶籽进去,然后浇上一瓢水,再用松土覆盖,就算完成种茶树的任务。待来年春天,茶树幼苗将会破土而出,迎着春风,沐浴阳光雨露而茁壮成长。记得在劳动的间隙中,有位农友还向我绘声绘色讲梁山伯祝英台这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在这寒风凛冽之中,在荒山野岭之上,在这辛苦劳作之中,竟有着这一段令人回忆的温馨往事,如和煦春风一缕吹来。“梁祝姻缘”这个故事,我最早是在此听来的,至今45年过去,其情其景仍记得清清楚楚。
二是参加生产队的冬修水利。我的家乡涝溪桥下有一条小河,名曰涝溪江,江湾里有清澈潺潺的江水,雪白柔嫩的河沙,还有一片片游鱼,因平时我和一帮“发小”都在涝溪江水玩耍,这是我们童年玩乐的天堂,夏天每天在这里乐而忘返的玩水……涝溪江两岸到丰收季节,稻花飘香,蛙声一片;堤上芳草茵茵,绿树成行,放眼望去,一片田园风光,令人陶醉。
1994年1月作者回到家乡与“发小”李建国(中)、左培林(左)在涝溪桥上合影,桥上“涝溪桥”三字为作者父亲所书
涝溪江水自上游弯曲而下,经涝溪桥、周吉桥等处流入洋沙湖与湘江相汇,湘江再浩浩汤汤,北去洞庭连接长江,奔向大海。湘阴县地处湘江尾闾,即湘江下游,所以我家乡防汛任务也很重。记得孩童时代,家乡的洪水一来,有时淹至家中,半夜醒来,发现床下的鞋子漂浮起来,真是泽国一片。
有一次大哥和二哥在涝溪江涨洪水之时,下水游去对面的山坡地耕种。但我少不更事,对涝溪洪水尚未心存敬畏,见到大哥二哥游泳过涝溪江,我不知深浅竟也往水里一跳,幸得岸上有人见到呼救。我当时已被淹得半死,稍迟一步将命丧黄泉,记得从肚子里哇哇吐出来很多水。救命恩人是在湘阴县商业局工作的一位李姓领导,他听到呼救声来不及脱衣服、摘手表,直接跳入江水中将我捞起。我一直记得这位救命恩人,我前些年返家乡时曾前往他家探访致谢,可惜他早已离世,令我遗憾万分。
肆意泛滥的洪水给人民群众带来无尽的损失和烦恼,故中国人几千年来都在与洪水做斗争,古时就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上世纪七十年代,三峡水利工程尚未修成,长江上游洪水一来,“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兼之连日天降大雨不绝,洞庭湖、湘江与洋沙湖、涝溪水又是一个贯通的水系,因此,家乡就会成为泽国。
海晏河清,风调雨顺,是中国人几千年来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疏浚河道,冬修水利,是中国农业社会几千年来必做的功课。上世纪七十年代,农村生产力水平很低,冬修水利靠人工肩挑手挖,天寒地冻,出工一天要干到昏天黑地,就是说“两头不见天”,早上出工天未亮,晚上收工天已黑,生产队所有劳动力一起上阵,按照上级分配的河道,将淤泥担上河堤挑至附近的稻田中,这淤泥是越挑越重,因为要爬坡,一遇天雨,脚下湿滑泥泞的小路,一不小心就会跌跤的。生产队考虑我是半个劳动力,没有安排我挑河泥,而是在队里修水利的厨房帮厨,协助一个师傅为挑河泥的社员们做饭。
记得我们做饭的食堂是租借附近农民的房子和厨房,大约是凌晨五点左右就要起床,生火将锅里水烧开,摆好一层层的蒸笼和整齐的钵子,将头天晚上泡好的米放入再加上水,盖上蒸笼盖子,加柴烧火,就可以开始蒸饭。生产队食堂准备的菜是白萝卜切成小方块丁,再用肥猪肉伴炒出来,每餐饭要切很多萝卜丁。记得全队劳动力约有百八十人,都是用肥猪肉炒萝卜丁下饭。我切菜的刀工就是那个年代学来的,四十五年过去了,至今我返乡见到本村这位饶姓的师傅,还感慨地对他说:“你可是我的厨艺师傅。”
第二年春天,又幸赖李德胜老师的热心帮助写信推荐,我到他的家乡,即县里城关镇的望滨大队学校插班复读初二班,班主任丁剑鸣老师(见下图左)教语文,教学水平很高,他原是湖南第一师范的语文老师,因“右派”问题解职返乡,后作为民办教师在此重执教鞭。我初中毕业后,他“右派”问题得以平反,回到一师工作。他是该校语文教学的骨干老师,也是知名的小学教育专家和特级教师。多年后,我曾到长沙探望这位远亲表叔兼老师,畅叙师生情谊,后来也保持通讯联系。
当时恰值春意盎然的季节,我每天由涝溪桥家中步行七八里去上学,记得在往返途中经过的望江岭山岗上有一片盛开的油菜花,芳香四溢,春光一片,令人记忆深刻。是年中考政策改变,只要参加升学考试过关,无需大队同意盖章推荐,可通过考试上高中。
走笔至此,不由得感佩邓小平同志推动恢复高考的决策英明,他对报名高考的政审条件进行大幅度的修改,当时大学招生实行“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小平同志果断决策,推倒“十六字”方针,既恢复每年一度的高考招生,又确定高考招生的两条原则: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小平同志大刀阔斧改革高考招生政审制度,由此中考制度也随之改革,惠及了神州大地的莘莘学子,使之能重新进入学堂,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人才中坚力量,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我也有幸成为这中考政策改革的受益者,使我能进入高中学习,开始了人生求学生涯的新阶段。
回忆我四十多年这为时半年的“少年农民”经历,令我感慨万千,感叹我恰逢中国社会这急剧变革的时代,使我能从“少年农民”又重进学堂,从而改变人生。这段正式职业农民经历,也是我艰辛曲折的求学生涯的一段插曲,这对我了解中国农民社会,体察“稼穑艰难”的一段不可多得的体验,为我以后人生之路打下良好的社会实践的基础。
作者简介:
作者现任羊城晚报报业集团(羊城晚报社)党委委员、副社长。
1985年8月到中共韶关市委办公室第一秘书科工作。曾历任中共广东清远市委新闻秘书,清远市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长、副主席;人民日报社华南分社总编室编辑、记者,粤中、粤北记者站站长,主任记者;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副董事长;羊城报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等职。
2005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独立思考》一书,2006年策划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并执行主编《从寒极到热土》一书,2016年、2017年先后策划由羊城晚报出版社出版、并主编《干净、整洁、平安、有序》和《特区中的特区》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