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陈继明谈新作《平安批》：外来作家写岭南，首先要克服“恐惧”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 磊
图/受访者提供

陈继明写作速度不快，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有漫长的生长史，即便是一个短篇小说，往往也在心里放很久。

然而，新作长篇小说《平安批》从动笔到完成初稿，陈继明仅仅用了六七个月时间。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一名来自甘肃的北方作家，陈继明写出了潮汕文化的底蕴与品格，且获得了多方认可。

8月3日，传来陈继明新作《平安批》获2021年度人民文学奖长篇小说奖的消息。

在此前的今年4月，这部作品还入选了由中宣部指导、中国图书评论协会组织评选的2021年度“中国好书”。

《平安批》的写作，对陈继明而言，是一次全新的挑战，也是对过往写作经验的重新审视。在家国情怀这一宏大命题下，涌动的是他一如既往的个性化视角和自由表达。

他把自己变得“很小”，一头扎进生活，用细腻的笔触去描绘侨批文化的灵魂所在。

很多人以为陈继明此次写作的难点，在于如何扎根潮汕生活、写好岭南故事，其实对于这位耕耘文坛几十年的作家来说，写作始终是与自我的对话，难的是故事、是人物、是写作本身。

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他反复阐明的也是这一点。

作家必须独自面对写作的难题

羊城晚报：您以往创作起来通常较慢，为什么这次写《平安批》写得这么快？

陈继明：写《平安批》，我原以为会很麻烦，想不到在几个月时间内完成了，主要是因为，避疫期间我用写作来对抗外部的纷乱，专注程度和投入程度极高，前所未有。

另外，写一种陌生的生活，我从一开始就想尽可能借用自己原有的积累——比如，书中溪前溪后两家的基本关系，来自我个人的家族故事。在我的家族故事中，溪前、溪后，被称为前头、后头。有了这个基础，速度也变快了。

侨批题材，我是第一次接触，但以前思考过类似题材。刚说的家族故事，以及迁徙、回归、故土、尊严、家国、流浪、乡愁……这一类命题，我以前想过很多，也写过一些，这次遇到“侨批”，算是有机会集中表达了。

羊城晚报：这部作品的核心载体就是“平安批”。您曾提到，书中有几十封批信，文本都是您自己创作的。

陈继明：平安批，是潮汕地区的人离开故土、外出闯南洋时写给家人的平安信。这可以说是书中最难的部分。一部关于侨批的长篇小说，一定要有几十封可以乱真的批，而且不只是形式上的侨批。在文本内容上，作家要深度参与叙事。

写作前，我就有这样的规划。格式、方言、语气都还算容易，以真实的侨批为参照，不难做到。最难的是，书中的批，直接源于故事，比真实的侨批更复杂、更微妙。

这些批信是怎么写出来的，已经不可复述。只记得每写一封批，都要吃好、睡好，在最佳状态下动笔，还是有几封信，真的写吐血了……

我曾因为过于焦虑而牙痛，半夜去看急诊。开个玩笑，那些信，是用几颗智齿换来的。

羊城晚报：有没有一个时刻让您觉得真的很难写下去了？

陈继明：最大挑战不在外界，而在自己心里。你要把故事和人物引向何处？你的选择是否足够诚实？要不要向难度妥协？要下真功夫，还是把这个任务简单敷衍过去？

很多次都面临写不下去、完全不知道怎么写的困境，特别想请人帮忙，甚至心想，如果有人能帮我这个忙，他就是全世界最好的人。但写作这件事是唯一没人可以帮忙的，自始至终，一切难题你都必需自己解决，一个人解决。

把命题作文变成一次自由创作

羊城晚报：家国情怀是一个很宏大的命题，您却说自己想“写一部小书”，这个“大”和“小”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

陈继明：大和小的关系，是所有写作首先要处理的问题。大和小的关系，就是世界和作品的关系。这个世界先得把自己变小，才可以进入一部作品，所以一部作品不能不小：大作品，也是小作品。这个“小”，就是“角度”。

《平安批》这部长篇，一开始就计划不超过三十万字，我觉得够用了。家国情怀并不是一个预先就存在、等着作者去证明的东西。写作之前它并不存在，写作过程中才出现，并和其他一些相关的、甚至相反的命题一道，处在复杂、深刻的互文关系中。

羊城晚报：这种命题作文创作的自由空间在哪里？

陈继明：如果是一篇命题作文，而你仍然愿意写，那一定是因为你有信心把它变成一次自由写作。自由写作，简单说，就是作者自愿进行的写作，不被捆绑和左右的写作。

可以肯定，《平安批》这部作品的一小部分与命题有关，但更主要的部分，尤其是小说的气质和禀赋，是和作者的个人努力、自由想象及其才力、趣味有关的。

所谓创作的自由空间，就是充分信任作者，由作者自己去处理作品内部的所有问题。我感谢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协给了我这样的自由空间。

羊城晚报：在这种情况下，您的写作还能保持既往的风格吗？

陈继明：我认为，我总体上保持了一贯冷静、克制的文风。但在《平安批》里，我可能特意加入了一点柔软和温情。我要求自己，这部书要能显示出它是中国文人写的，就像《伊豆的舞女》《雪国》这样的作品是出自日本文人之手。

郑梦梅身上的确有我父亲的影子，但这一点，只在写作之初起作用。后来，郑梦梅就脱开我父亲的原型，迅速成为了自己。

老祖、乃铿、乔治、董姑娘这些形象，在书中都早早就显示出可爱的一面，所以作者也就比较容易把握他们的情感，写这些人物时自然会含情脉脉。但总体上还是偏于冷静和克制的。

作家无法回避当代生活

羊城晚报：《平安批》是否算您以创作“干预生活”的一个成功案例？

陈继明：我一直对当代生活抱有热情。我觉得，作家是无法回避当代生活的。一个作家可以不写当代生活，但不能不从当代生活中获得力量和灵感。写《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时，我身为作者，还比较单一和稚嫩，那时候认为的“干预”也比较简单。

后来的几十年，我的小说理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谈小说时不再使用“干预”这样的词汇。小说的任务应该有更复杂的表述。关于《平安批》的创作谱系，自己不好说，我只能说，在写作生涯中，《平安批》是对我综合能力考验最充分的一次。

羊城晚报：您对于“生活”的理解和书写，与赵树理、柳青等所处的时代相比，应有很大的变化？

陈继明：写作的方式和深入生活的方式有很多。比方说，一个人瞎了、瘫痪了，也有可能促成一部杰作的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写作既要面对广大庞杂的外面世界，又要对面作家个人幽深精微的内心世界。两者一样困难。

《平安批》的写作被广东省作协纳入到作家“深扎计划”中，我因此去汕头挂职了一年。这给我提供了很大方便，让自己尽可能广泛深入地体察侨民的生活，理解了他们为何义无反顾地出去、又为何义无反顾地归来。

我尽最大可能，把自己变成一个侨民，变成怀揣南下梦想但迟迟不能前往的郑梦梅，直到他二十八岁那一年，才找到必需下南洋的理由。

我深入生活的方式，首先是选择一个符合自己预先设计的村子：在一条不大不小的河边，离大海最多十几里路，小船可以从海上开过来，村子后面有一座小山。

前美村正是这样一个村子，我去过前美村数十次，在村里也交了一些朋友。书中使用的方言和各种习俗，也都来自那里。

与赵树理、柳青等作家不同，我强调了知识分子视角，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并不是农民，而是有钱人、文人、商人、美国传教士、英国博士，我在还原生活的时候，也暗暗加入了对文明、时代和民族命运的反思。

岭南文化有时甚至是反温情的

羊城晚报：您的这部作品地域风味很足，是否外来者的视角会更注意观察生活，并强烈感受到岭南文化的特色和底蕴？

陈继明：对外来作家来说，动笔写岭南生活，绝不是没有可能，甚至可以像欧阳山那样，写出杰作。我的经验是，作家首先要克服恐惧感，对陌生事物的恐惧感。岭南和北方完全不同，所以会吓倒很多外来作家。

我在珠海十几年，最近几年才开始写一些涉及岭南的东西，就是因为一直有恐惧。这一次我首先克服了恐惧，然后又找到了一些方法，才写出了《平安批》，在岭南文化特色和底蕴这一点上反而广受好评。

羊城晚报：您在书中写了大量潮汕地区的女性。通过实地走访，您眼中的潮汕女性是什么样的？

陈继明：就我个人观察来说，潮汕女性，穿单色衣服的多、不化妆的多；如果化妆，也是化淡妆的多。

在家庭生活中，女性很包容，男人只要顾家就可以。在早先的年月中，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男人下了南洋，总在十万八千里之外，你可以在外面娶番妻，把钱寄回家就行。

所以传统潮汕女性所谓贤妻良母的品质里，其实包含着辛酸的一面。

但在当地文献中，即使是在旧社会，一夫一妻、相爱一生的例子也很多。同时，身处城与乡的潮汕女性，在本地和在外地的潮汕女性，以及有文化和没什么文化的潮汕女性之间，都大不一样，说明一切都有复杂原因。

羊城晚报：在广东生活了这么多年，您如何看待岭南文化？

陈继明：岭南文化开放、外向、理性、务实，有时甚至是有些反温情的。岭南地区最先经过商业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洗礼，才使在岭南的中华传统文明变得更有活力，因此也更具有现代性和当代品质。

人物简介

陈继明，1963年生，甘肃甘谷人。现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教授，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主要作品有《一人一个天堂》《七步镇》《平安批》等。作品曾获中国好书奖、十月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中篇小说选刊奖等。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邓 琼
校对 | 李红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