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喜喝茶、到处都是理发匠……探秘百年前西方人眼中的广州

文/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磊
图/广东人民出版社供图

漫步广州旧城区，如今依旧能看到理发匠在巷子里给街坊理发的场景。你知道吗，上个世纪广州和澳门的街上到处是理发匠，他们工作的日常被一个美国记者、商人威廉·伍德在《中国素描：附原创插图》记录下来，该书于1830年在美国出版。

这本书的中译本近日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名为《洋记者的广州城记》，同步推出的还有《龙旗下的广州城》，两本书皆隶属《遗落在西方的广州记忆》丛书，讲述西方人在广州的见闻。

《洋记者的广州城记》的作者威廉·伍德，还是中国第一份英国报刊《广州纪事报》的创办者之一，该书以他的视角出发，从200年前广州城的见闻切入，分近百个话题记录，描摹了清代广州的社会细节，为我们了解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提供了丰富多元的视角。

每个话题独立成章、短小精悍，笔调简洁、不乏趣味，从历史地理、社会人文到政治军事、商业经济，无所不及，其中商馆、税法、鸦片交易等商业话题尤为丰富，展现了一幅19世纪早期的广州历史社会生活话画卷。

《龙旗下的广州城》摘取清朝中后期来华的7位西方人著作中有关广州及周边地区的文字和图片。

这些西方人中有使团随行、传教士、外交官、银行家、香港总督、画家、农业科学家，他们以好奇的眼光欣赏广州，以独特的视角记载广州的风光、地理、物产、人文乃至政治制度，为广州历史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遗落在西方的广州记忆》丛书，是一套西方人在广州的见闻录。此前已经出版《广州七天》和《广州来信》，前者为19世纪中后期欧洲人游历广州的标准指南，后者为一个英国女人家书中的晚清羊城百态。

广州曾是除澳门外西方人唯一可进入和从事贸易的中国口岸，承担着外交、外贸等管理职责。可以说，以广州代表中国，在西方曾经是很普遍的现象。广州，在历史上接待过无数的西方人，其中有画家、商人、学者、传教士、外交官，也有来自底层的水手、工人等。

他们在广州少则数月，多则数年，很多人甚至较深地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他们以好奇的眼光欣赏广州，以独特的视角记载广州的风光、地理、人文等。

虽然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和中国历史传统的博大，这些记载也难免有变形、疏漏的一面。他们实际上塑造和建构的是一个他们眼中的广州，映射到了西方读者的头脑中，逐渐构成了当时西方世界的中国形象。

当年广州的山川风物和社会百态多已烟消云散，却被凝固在这些西方人的著述当中了，就像琥珀中的昆虫，历尽岁月，依然栩栩如生。现在的我们可以借此大致清晰直观地看清近代广州甚至中国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

它们不但是研究中外关系和文化互动、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的重要资料，即便是一般百姓，也可据以追怀老广州的街坊店铺、寺庙宫观、五行八作、花艇疍家，甚至琶洲砥柱、大通烟雨。(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精彩试读】

广州城墙 / 城门内外

广州的城墙约40英尺高，是用各种不同的石头建造的。城墙底基非常厚，向上厚度逐渐收缩。城墙顶上筑有城堞，上面还修有一条宽阔的步道。每隔一段距离，就设有城楼，中间开有进出的城门。

门洞开得宽而低，呈拱形。厚厚的门 上布满铁钉和其他防御设施。通过一扇带边门的外门，很快就会被另一道门拦住。这道门很薄，主要由圆木栅做成，上面随便挂着链子和锁。

每座城楼上布有骑兵和步兵，构成一个岗哨。晚上9时，所有城门关闭，依律例任何人不得再进出。（节选自《洋记者的广州城记》）

理发匠 / 特别的规矩

广州和澳门的街上到处是理发匠，他们随身携带一种带抽屉的小凳子——里面装着理发工具，一个放着小炭炉的木容器，还有热水和小水盆。为等生意，他们在空旷的广场和街道往往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

这里提下中国人的一个怪癖。他们特别反感坐在别人刚坐过的座位上，那座位自然是被前面人的身体暖过。

他们在坐下前会把垫子翻一下，以避免这种不快。也正因如此，理发匠在凳子上会放一块活动的板子，在新客人到来时取下，这样就给人家一张凉凳子了。（节选自《洋记者的广州城记》）

 

德国银行家恩司诺：

一家店主衣着简洁但很讲究，友好地邀请我们走近观看，同时奉上一些茶点供我们享用。为每一位顾客奉茶已经是中国人的一种习俗。经常光顾的老顾客还必须预备好了茶恭候着。

他们奉茶用的是一种特制的茶壶，用厚厚一层棉花和织物裹住，并常用西班牙式藤状植物制成的小巧的编织品包上。这样沏的茶可以长时间保温。

一声声友好的“请，请”是中国式的招呼，欢迎我们进店。离店时也有同样的招呼。中国商人是和蔼可亲的典范，尽其所能给我们做参谋、提建议，并像所有东方人一样不辞辛劳、不计时间。（节选自《龙旗下的广州城》）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黎存根
校对 | 谢志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