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地 | 黄仕忠：我的大学之路

文/黄仕忠

1976年6月，我高中毕业，未满十六周岁。谁也不会相信，我那时的梦想，其实是在十八岁时做生产队的小队长。更没想到，当十八岁生日到来的时候，我居然成了一名大学生。

我在1960年11月出生于浙江农村，那是诸暨县东北部枫桥区永宁公社所属的小村子，名叫钱家山下。出生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匮乏，我却在一岁多时，就能吃一茶缸米糊。听母亲说，我那时什么都能吃，长得也比别人快。

1967年就读网山小学。这学校在两个自然村之间的一座庙里，那地方叫“上穆成庙”。我去读书的时候，已经看不到塑像，圆柱子是石头雕成的，两个小孩才能围抱着，木头的横梁，比斗桶更粗。教室高大而空旷，有些阴森，夏日午睡，走到门口晒太阳，才感到些暖意。那时候两个年级在一起上课，老师布置完一个班的作业，就给另一个班上课。

小学读完了，就到隔壁新山大队办的新山学校读初中。记忆最多的是写黑板报。经常是别人放学了，我还站在方凳上写粉笔字。还想着变着法子把板报出得好看一些，学会了写空心字，把标题与正文，用大小字加以区别。抄写时，发现有错字、病句，或是啰嗦不清的，顺手就给改了，版面不够时，则不变文意而做删节。结果，既习了字，也练了各类文章。

班主任郭恒松老师，教语文，对我的作文有过表扬。他说文章要写得朴实、准确、简洁才好。这个话我记得牢牢的。至于其他课程，记得物理课，是现场接电灯；数学课，学丈量农田。这些知识，后来都派上了用场。

1974年夏天，我初中毕业，该上高中了。那时正时兴“推荐上学”。村里人说：他们家四个孩子，三个都上过中学了，应该让贫下中农上了。——因为我家是中农。据说郭老师帮我说了一句：可也要有成绩好的去上呀。凭这句话，我上了高中。

这高中就是我家对面山脚下的“新书房”，当时名叫“白米湾五七中学”，聚集了来自三个公社的学生，他们是住校生，我则是走读生。我们实行半农半读。中学有数百亩茶山，春天里有三个多月是“春茶战役”，全体上山采茶。秋冬天则是采茶籽、松土护理，练出一手老茧。

1976年的夏天，高中毕业，回村里务农，已经算是“高学历”了。父亲为我的未来，作过许多规划，而最好的前途，就是有一门手艺傍身。父亲先是通过年轻时的朋友阿宝石匠，谈妥了让我参加公社的石匠队，那是接近于工人的职业。本来已经说定了，不幸有一位石匠出了事故，需安排他的儿子顶职，没了我的机会。父亲又给一个箍桶师傅送了烟，希望他能收下我做个箍桶匠。想想我已经长成一米八的大个子，肩宽腰厚，却要去做一个坐在小凳子上做生活的箍桶匠，总不免有些违和感。

然后，稀里糊涂之间，忽然听说，有得考大学了。

那是1977年的秋天，村里人纷纷议论高考的事情。虽然考试的程序、细节还不清楚，但村上有头脸的人，已经在说应该是让贫下中农先上的，“四类分子”家属当然不应该给机会。我家是中农，从来没想过推荐上大学的事儿能轮到我家，现在只要考试就行了。

我赶紧把高中的课本找出来，着手复习。发现数学虽然只有薄薄的两册，内容却是完全不认识了。看了一个多月，居然又自学学通了。然而后来实际考试的内容远远比这个要深得多，完全没有用。其他课目则根本没有可以用来复习的资料，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于是稀里糊涂地参加了高考，事后便没有什么记忆了。

只记得那年浙江省的语文作文题是“路”。我认为自己抓住了要义：这肯定是要我们写革命的道路。出考场后，听溪东的宣梦传说，他写了家乡的那条小路，让我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几乎合不拢来。后来才知道，我其实连什么叫小说、散文都不知道，只会按“文革”里学到的大批判、大宣传的路子写文章。

七七年冬的高考，我们公社至少有上百人去考试，最后只考上了宣梦传一人，上的是绍兴师专中文系。我当然也是名落孙山，但至少明白了高考是怎么一回事，觉得自己离触摸到那扇大门，好像并不太远。

冬天过了就是春天。第一次高考的热闹转眼过去，大家都已经明白，即使放开了限制，大学依然离农村青年有多么遥远。我姐姐、哥哥好像就此便安心现状，不再做大学的梦。而我却有了新机会：1978年的3月间，枫桥区教办组织高考补习班，文科班就设在白米湾中学，挑选了十五六个人，大约都是高考成绩比较接近及格线的。我也收到了通知。

于是，在此后的三个月里，每天走读去白米湾，倒是真正有了读高中的感觉。

从中学校长到补习班的老师，比我们还投入、还兴奋，议论着每一个补习生，传看我们每一次的测试卷子。据说还把同样的试卷来比较应届毕业生和补习班的考试情况。他们想方设法找来各省区七七年的各类试卷，油印出来，成为我们的复习资料。于是历史、地理、政治，都有了厚厚一叠资料，没有寻找之苦，只需要记忆与背诵。那时的头脑出奇的好，好像只是把新知识一层层地放进去，有条不紊，到要用的时候，顺次抽取，无比的轻松，也是异常的愉快。这三个月时间里，我比高中两年的收获还多。

语文的练习则是另一条路子。资深的语文教员梅村夫老师担任了补习班的班主任，他年近六旬，深度近视，声音很低，讲解课文，其实如同呓语，不知所云，但当他离开课文而作抒发时，却是神采飞扬，抑扬顿挫的语调，仿佛帮我们推开了一扇深扃的门户，让我深深感受到语言文字的魅力。

从补习班放学回到家，离天黑还有一个时辰，父兄还在地里劳作，我就像以前那样，下地帮活。父母从来不过问我在补习班的学习情况。母亲其实并不是不关心。有一次在河边洗衣服，听人说起：你们家仕忠，补习班里成绩顶好，次次头一名，大学一定考得上。她当作不经意似的跟我聊起这件事，我能听得出她的高兴。

离高考大约还有大半个月，补习班就结束了。然后，到枫桥镇上参加考试。二姐嫁在镇上，所以考试那三天食宿在她家。记得做医生的大表哥给了几粒小小的药片，临睡前吃一片，一觉睡到天亮，起来精神甚好。考场里也是平安无事：能做的都做了，做不出来的便是做不了的。考完回家，心里十分平静，我知道自己肯定能上。

成绩出来了，我们公社上线的就我和补习班的同学郭润涛两人。我的成绩是356分，数学只有36分，其他四门则在78分到82分之间。因为不知道有哪些大学哪些专业合适，只知道杭州大学在本省有文科的大学里靠前，所以就填写了中文系，然后就被录取了。

1978年10月16日，父亲陪着我到杭州大学报到。一个月后，我在杭大度过了十八周岁生日。我没有如愿做小队长，而是幸运地成了一名大学生，从此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吴小攀
校对 | 赵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