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林岗说《三体》：中国作家写出一流科幻小说，是一件意味深长的“大事”

文/林岗

刘慈欣隐藏在科幻外衣之下的精义

笔者有幸被邀做评委，参评《课堂内外》杂志举办的全国创新作文决赛。记得作文的阅读材料选自刘慈欣科幻小说《三体》系列的第二部《黑暗森林》，即重庆版小说的第414至418页。

内容讲述宇航星舰“自然选择号”在燃料将尽，是等命运的判决还是主动攻击附近星舰以获取燃料，让参赛者以“我们应该怎样选择”为题写篇作文。这本是借题发挥的好材料，因为它展示了一种与人类伦理准则陌生的场景，而人完全有可能因良知的困扰而难以抉择。

然而不知什么原因，笔者看到的作文卷子里，能够领悟这段故事真实含义的作文一篇也没有。其实，人在零和博弈的情形下应该怎样选择，本来是非常简单的。

也许参赛者被小说渲染的生死关头的严峻性所迷惑了，或者参赛者被语文教育里强大的人文情怀所熏染，多是联想到哈姆雷特式的生存还是毁灭的犹豫彷徨，大发感慨。有的叹息仁慈的美德世上少有，有的抒发前途茫然出路何在的悲苦之情。高年级学生是科幻小说读者的一个大类，科幻粉众多，尚且如此，便让笔者觉得惋惜：刘慈欣隐藏在科幻外衣之下的精义没有被发现。

一个国家的科幻创作与其科技发展息息相关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科幻突然发力。《三体》连印数版，继而获得国际科幻界最高奖“雨果奖”。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意味着中国的科幻创作终于渡过晚清民国年间那种有名无实的幼稚阶段，也渡过了二十世纪里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几乎空白期而最终臻至成熟。中国作家能够写出令人刮目相看的一流科幻，这是一件意味深长的“大事”。

一个国家能够产生一流的科幻小说，意味着一国的科技实力亦堪称世界一流。因为一个国家的科幻创作与其科技发展息息相关，命运休戚与共。

君不见十九世纪中期至二十世纪初期，西欧国家尤其是英法，首先创出科幻小说。法国作家凡尔纳被称为“科幻小说之父”，继而英国作家H.G.威尔斯声誉鹊起。而那个时候的英法当然是执世界科技牛耳的国家。但二战之后，科幻的风流就漂至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系列”横空出世，正应了世运流转，坐实了美国雄踞世界科技实力之首的事实。

中国的科技传统本来薄弱，尤其是现代实验科学的发生是近世西风东渐的结果。看看晚清的科幻，数量虽然众多，但不脱“海客谈瀛洲”的口吻；虚构所指向的既不是科技知识，也不是伦理探索，而是社会改造和政治阴谋。由此可知那时中国的科技是多么的可怜和不上道。

至于其后科幻的阙如，那是文艺思潮和意识形态制约的结果。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经历数十年的发展，科幻写作从涓涓细流到蔚为大观，背后的亦正是中国科技大步赶上，终于可与世界一流科技强国比肩。科幻的成熟改变着当代文坛的版图，带来了新的表现视角，催生了新的阅读趣味和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值得批评界的关注。

小说《三体》的“科技人物”稍逊色

小说是可以分为若干个文类来认识的，不同的文类在生成和演变过程中形成不同的惯例和传统，于是显示出不同的面貌。例如流行文类和严肃文类就是一种划分。与严肃文类相比，流行文类是有一些程式套路的，而严肃文类则没有这个特征。如武侠小说属于流行文类，而凡可称之为武侠小说的，必写江湖，亦必有奇侠和武功。

写作符合这三大程式套路的，庶几可归入武侠文类。江湖虽与严肃小说所写的故事环境不排除有几分相似，但是小说所写的环境必须可被称为江湖，至少必符合读者观念中的江湖，才足配被视为武侠小说的环境。又如武侠小说中的人物，虽然也与常人一样有七情六欲，但必不食人间烟火，必有令凡人匪夷所思的武功，才可以被称为奇侠。

我们以这种眼光来衡量，金庸武侠中《射雕英雄传》就比《鹿鼎记》更加像武侠小说。原因便在于后者的主要人物韦小宝不但没有武功，而且行为几近无赖。作者虽然有虚构各种人物的“特权”，但既然离开了文类所要求的程式套路，远离了武侠小说的传统规范，没有奇侠，也缺乏武功，于是《鹿鼎记》便成褪了底色的武侠。

以文类的观点来看科幻小说，它显然不能归入严肃文类，而更像流行文类的一种。原因在于科幻小说也表现出强烈的固定程式和套路的特征。例如小说故事和人物所构成的环境，一定是一个未来世界。这个未来世界虽然也是脱胎于今天的现实世界，但它并非如同严肃文类所展现的世界那样，是现实世界的另一个版本。

科幻小说的未来世界是与现实世界脱节的诉诸科技成就基础之上的纯粹想象世界，而科幻小说中的人物角色，也千篇一律地不食人间烟火，他们过的是科技生活而不是日常生活，他们更像“科技人物”而不是像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还有，科幻小说必不可少的另一个元素就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科技。就像没有功夫就没有武侠一样，没有科技元素也就没有科幻。

如同武侠里的功夫令人匪夷所思一样，科幻小说里面的科技也同样令常人匪夷所思。笔者以为，一本好的科幻就是能将未来世界、科技英雄和想象的科技这三大固定程式和元素花样翻新，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如果用这个标准看《三体》系列，它的未来世界和科技元素堪称别创新意，而小说的“科技人物”则稍有逊色。

刘慈欣笔下的人物在流行文类的标准下虽然也算过关，但还是觉得不够丰满而显得粗糙。不过笔者亦怀疑自己是套用了严肃文类的标准看科幻，合理性不高。写人本来就不是流行文类的长处，盖因流行文类必须情节足够地离奇曲折，布局要出乎读者想象之外，用离奇的故事产生出来的趣味吸引读者，如此才能以娱乐要素取胜。

如此一来，人物当然要围绕着故事情节而不是故事情节围绕着人物塑造。情节需要优先，人物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人物之存亡，端看故事的需要。这种写法当然是对塑造人物尤其是能够立得起来的人物是不利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我们以人物性格的丰富性、生动性来衡量一部作品的时候，其实已经暗含了这部作品所表现的生活场景与我们已经有过的或正在过的生活是具有相似度的前提在内。

其相似度越高，作家所写的人物形象的丰富和生动的可能就越大。但这恰恰是流行文类与严肃文类差别最大的地方。要在一个和人类已经有过的或正在经历的生活几乎没有相似度的场景之下来表现文学形象的丰富性和生动性，来塑造有血有肉的性格，这个要求也太过强人所难了。

所以，笔者以为，向科幻小说提出类似于严肃文类的那样的写人物要求，是不符合实际的。但因写人的缺陷而认为科幻小说不入流，也是有问题的。

“逆流而上”展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刘慈欣对自己写人物是有比较高要求的，光有生动的故事并不能满足他的自我期待。从《黑暗森林》的上部“面壁者”中白蓉一段对西方文学潮流的议论看，刘慈欣对文学的抱负是远大的。他写的是流行文类，但他的文学理想却不是流行的。《三体》第一部的人物叶文洁和第二部的章北海，都是他着意经营而写得比较好的人物。

刻画叶文洁的时候，刘慈欣既写出了她科学探索的热情，也写出了她作为科学家的无知和幼稚。无知和幼稚叠加一流天文学家的身上，似乎是违背常识的。可是刘慈欣就是能过通过曲折离奇的故事将叶文洁身上专业素养和对人性幼稚无知的两面都写了出来，安排得合情合理。

周遭社会的消极现象，环境恶化、大气污染、森林减少、食品污染，总之与技术进展以及财富增长相联系的活动都被叶文洁归结为人类文明的堕落，而“文革”年代的个人家庭遭遇和社会乱象更加强了此种印象。她在红岸基地被监视使用期间，得益于专业素养而暗中与外空间的三体文明发生联系，由此而萌发借助外星文明来拯救人类文明的“狂想”，进而加入三体文明在地球人类社会中的“第五纵队”。

想法是可爱的，人类文明也的确存在种种因为拥有巨大的自然支配力与难以克制的贪婪而产生的弊端，称之为堕落亦未尝不可。但将未知的外星文明当作毫无疑问的拯救力量，为人类社会带来的风险就远远超过了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乌托邦。

叶文洁可爱的想法里夹杂着惊人的幼稚和无知。她算不上坏人，是善者里的弱智者。刘慈欣塑造这样一个科学家的形象，有助于对科学的去魅，也有助于打破那些普通读者将科学家想象为无所不能的幻象。这样看来，刘慈欣写人物的时候，一定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技巧：写这一面的时候也不忘与之相反或相对的另一面。有知与无知，聪慧与幼稚巧妙地结合在叶文洁的形象里。

对于章北海，刘慈欣也是如法炮制。行伍出身的章北海聪明、理性，做事果敢，这非常符合军人的品质。他以军人的责任为天职，早早看出了人类星舰群在三体人面前不堪一击的现实，果敢骑劫星舰，一人背起逃跑主义的指责。可是他所在“自然选择号”最后竟然失败于章北海的片刻犹豫。迟了三秒，于是葬身太空。

他料想到现实的残酷，但没有料想到现实这么残酷。展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这本不是科幻文类的长处，但刘慈欣别出心裁逆流而上。笔者推想，这是良好的严肃文学的教养使之然的。

没有真科技素养，只能写出《哈利·波特》式的魔法小说

老实说，《三体》吸引我的不是人物，相信其他读者与我相去不远。小说里写得最吸引读者的是种种想象的科技，这也是小说趣味盎然的地方。笔者阅读之际，禁不住联想起了武侠小说里的功夫。

我们可以把科幻里的科技元素看成是一种诉诸想象力的“科技功夫”。和武功一样，“科技功夫”也不是一点现实的谱都没有。武功有各种堪称“国技”的拳术做基础，武当拳、少林拳、南拳、北拳，这些都有凭有据。移到武侠作家的生花之笔下，什么“九阴白骨爪”“莲花微步”“降龙十八掌”“万佛朝宗”，你就连边都摸不着了。莫说读者摸不着边，就连作者也纯粹“纸上谈兵”。

但读者只要能诉诸想象，便觉奇妙无穷。科幻里的“科技功夫”也一样，它是在人类已有科技成就的基础上加以想象伸延的产物，一半是现实，一半是“科技把戏”。如计算机、器官冷冻保存、激光武器、发射轨道飞行器、纳米制品，这些已经达到的科技成就读者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了刘慈欣的笔下，智慧甚于神的质子计算机“智子”、闲时冰冻保存忙时解冻复活的人生、杀人于无形的“次声波氢弹”、漫游太空的星舰、无坚不摧的“纳米丝”和“水滴”、在三颗恒星的星系上生存的智慧生物“三体人”，这些都是读者经验所不能抵达的。

与作者一样，读者只能靠想象力把玩其中的精妙。不过科幻的魅力正在于此，因为科技的本质是向着未来的，今天人类科技的成就推动了对未来科技状态的畅想。

经验虽然不能抵达，但正是想象力可以大展宏图的广阔天地。科幻文学所以出现，正是在这一点上深契现代人的心理。不过，“科技功夫”与武功有一点不同，武功是奇侠习武而拥有的个人能力，它们与具体的人融为一体，而“科技功夫”是一种社会能力。

故武功写得好有助于刻画人物性格，而“科技功夫”写得再传神，对刻画人物无所助益。所以，科幻里的科技元素更是一个与人物性格相对独立规范。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作者本身的科技素养是“科技功夫”好坏、成败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武侠小说的作者可以没有真功夫的素养，但科幻小说作家若是没有真科技的素养，那便只能写出《哈利·波特》式的魔法小说。现代武侠史上，旧派、新派武侠的代表作家李寿民和金庸都是没有真功夫的人，但他们笔下的功夫却写得出奇地好。难以想象如果刘慈欣没有远超常人的科技教养而能将小说里的“科技功夫”写得那么好。

刘慈欣笔下的“科技功夫”，魔法其形而科学其质，既有魔法的玄妙莫测，又有科技的有根有据；表面看那些“科技功夫”神奇到神龙见首不见尾，细细想来却又合乎人类科技所取得的进展。刘慈欣笔下的科技元素被称为“硬派科技”，这确实是恰如其分的评价。

“大同世”、乌托邦与未来世界

科幻文类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将故事展开的环境设定为一个人类尚未经验到的未来世界。作为故事背景的未来世界，它既是科幻文类要求的程式，也是科幻文类的一大特征。凡科幻小说即离不开写未来世界，而且这个未来世界是基于人类已有经验的未来世界，不是纯粹的乌托邦，它要求作家写出人类文明可能到达的那种未来感。

人天生是关注未来的动物。而人想象和猜测自己社会的未来，严格地说并非始自科幻。那么，好的科幻所设想的未来世界与以往哲人圣贤所构想的“美好社会”有什么区别呢？

古代儒家有所谓“大同世”的说法。就政治理想而言，它无疑是现实应该通往的路向，然而儒家的“大同”世界并非真的未来世界，因为圣贤把它安放在已经消逝的年代。就像人死不能复活一样，“大同”世界的失坠意味着它不可能再次出现，活人只能以之为样本为之奋斗。往后看而朝前走，这就是儒家的“大同”理想，很显然，它是缺乏真的未来感的。

欧洲近世思想也衍生出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乌托邦作为一种近世出现的未来世界的蓝图，它充满了野心勃勃的现代性。然而讲到社会蓝图的未来感，乌托邦还是终欠一筹。乌托邦虽然指向未来，但就其性质而言，与其说是未来社会的蓝图，不如说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

乌托邦是“伪未来”。它不是建筑在对人的事实世界的真实经验之上的，而是建筑在对现实的谴责和批判之上的。所有乌托邦都有一共同点，它批判现实的激情远远超过对事实世界的认知。

人类不在批判现实社会的前提下基于已知的事实来推测和想象人所处的世界的未来，科幻小说迈出了第一步。当然这也是科幻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我相信，科幻之所以吸引乃至征服读者，是源自于它所营造的那个奇特的未来世界，而对未来的向往和关注是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

科幻文类在当代文坛的意义被低估

科幻与武侠同为流行文类。武侠写的是“江湖”，而科幻写的是未来世界。

武侠在当代的衰落和科幻近十余年的兴起，恰好可以描绘成“江湖”的衰落和“未来世界”的兴起。武侠当然还有它的吸引力，只是大不如从前了。武侠所着意经营的“江湖”代表了一个读者能以他的经验印证的世界，一个属于过去或至少与过去相联系的世界。读者可以从中获得格言宝训一类的人生知识。如读《书剑恩仇录》，可知“情深不寿，强极则辱”的古训，但这一切都与未来无关。

科幻则大不相同，它对过去不屑一顾，专心致志想象未来。即便是《三体》，刘慈欣将“红岸基地”探索星际空间的时间设定在“文革”时期，但它属于三部曲长篇结构中的“旁笔”，以衬托文明的堕落，这与表达那个时期的意识形态特征毫无关联。

再者，科幻所想象的未来世界是科技知识和科技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为前提的，在这个意义上，它的想象可以说有“实事求是”的一面。虽然它所展示的未来世界令人眼花缭乱，如刘慈欣笔下的“三体人”生活在有三颗恒星的世界，单凭常识这是不可思议的，可是天文观测并不排除这种星系存在的可能性。

循着科技的逻辑，科幻所想象的未来世界虽然眼花缭乱，但却是合理的和可以理解的。其实，科幻的魅力正在于它沿着科技的逻辑透视未来，使未来变得可以猜测和展望。

科幻带有科普的功能，但不是科普，把科幻当成科普，那是小看了科幻。如此看来，鲁迅以科幻为科普，启蒙国民，其见解犹有不足。科幻的本意应该是本着人类科技的进展而不带意识形态眼光来凝视和展望可能的未来，使变幻莫测无人知晓的这个当代人的心头悬念多少变得可以思议。

从这个意义看，科幻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崛起，代表了文学版图的改变，代表新的文学表现领域的出现。在此之前，无论是作为流行文类的武侠还是作为严肃文类的那些文学，都没有将人类社会和文明的未来走向纳入文学表现的领域，而科幻小说则第一次尝试了这一点。

它以塑造未来为自己的使命。文学表现的空间因为它的出现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一条新路径。这是文学非常巨大改变的开端。笔者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文学的转折点，合不合适用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来形容科幻的出现，但科幻文类在当代文坛的意义目前显然是被批评界低估的。

人是地球上唯一可以展望自己末日的物种

为什么文学突然出现了新的范式，热衷于猜测与想象文明的未来？为什么科幻与表现未来世界结缘？归根到底，这是由于科技在当代突飞猛进所造成的。

从技术的角度看，人的社会是一个加速演化的社会。从打磨石器到定居农业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经历了约三百万年；而以定居农业为标志的新石器时代，经历了大约一万年；从锻造铜铁等金属的青铜和铁器时代到工业革命前，则只经过了约三千年；而工业革命迄今的信息网络技术普及，亦不过二三百年。以技术尺度来衡量这种加速演化现象，它是实实在在有案可查的。

直到工业革命前，这种社会演化的加速现象所以没有进入思考的视野，是因为它的演变相对于人的一生，还是尺度太大，故不入法眼。而工业革命之后，特别是进入信息社会，人一生的时间，甚至不用一生的时间，就可以经验到意想不到的技术和社会的变迁。

就笔者所历而言，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家园，与青山相连黄澄澄的稻浪、绿油油的禾田、清澈见底的溪流、甘甜的井水，而今统统消逝无踪。那个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家园如今已被街道、工厂、高楼所替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已被按小时甚至分钟安排的城市生活所取代。

此种由技术革新而驱动的加速演化引起了广泛的连锁反应，此处不能一一讨论。与本文相关的属于这一长串连锁反应之一是人的心理变化——对未来关注与日俱增。这是因为科技进步的速率越高，引起生存和生活的不确定性就越大，未来走向何方就越成为被关注对象。举个例子，原子弹、氢弹等武器发明之前，人作为一个类的自我灭绝，是不能想象的。但这之后，人的自我灭绝终于成为一种可能前景进入了人的视野。

目前，人是地球上唯一可以展望自己末日的物种。这是人的成就，也是人的包袱。末日虽然不一定到来，但又怎能抑制得住对这种可能未来的关切以及阻挡它对生活的影响呢？技术在将当下与过去切割之际，未来随之取代过去，成为人所关注的重心。

左翼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给二十世纪作传，《极端的年代》末尾的结语代表了他对当代社会变迁最具有睿智的发现：“我们所生活的动荡世界，被它（资本和技术——引注）连根拔起，被它完全改变。但是我们深深知道，至少有理由假定，这种现象不可能无限期永久继续下去；未来，不是过去的无限延续。而且种种内外迹象已经显示，眼前我们已经抵达一个历史性危机的关键时刻。科技经济生产的力量，如今已经巨大到足以毁灭环境，也就是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基础。我们薪传自人类过去的遗产，已遭融蚀；社会结构本身，甚至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的部分社会基石，正因此处在重大的毁灭转折点上。我们的世界，既有从外炸裂的危险，也有从内引爆的可能。”然而，未来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刘慈欣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死神永生》写得最好

未来，就其本质而言是不可知的，也是不可经验的。它只能猜测，只能关切。技术一方面为人类当下的生活带来方便，创造舒适，但另一方面也升高了生活和社会的不确定性。随着技术带来生活的不确定性增高，对未来的关注度在生活和思考里占有越来越大的分量和空间。正是在这种由科技进步创造的社会演变使科幻小说应运而生，它的重要使命是在科技的轨道上探索未知的未来。

科幻所描绘的未来，有的悲观，有的乐观，有的悲喜兼备。不论悲观还是乐观，抑或悲喜兼备，当人们受科幻熏陶就多少有了精神的准备对付这种不确定的未来。一旦某种前景降临，不至于猝不及防而手足无措。这是一项现代人的心理训练，或者叫做“精神体操”，科幻就是“精神体操”中的一个项目。从这个角度看，好的科幻一定是益智的，而且益智应该成为科幻的最高标准。

如果科技只是小说故事的外衣，充斥的却是玄幻魔法一类，那是不能算好的科幻。用此种眼光看刘慈欣的三部曲，最后一部《死神永生》笔者以为写得最好。他呈现太空社会的伦理准则与人类未能适应造成的悲剧，十分益智。第一部略嫌芜杂、跳跃太多，但构思严密、大气，为后来的展开奠定好的基础。

第二部《黑暗森林》则属平平。作者将基本注意力放在经营“科技机巧”之上，减弱了对未来世界的探索。“科技机巧”固然是读者所想象不到，很有悬念。但根本上，这些情节进展创造出来的悬念只有粗浅的趣味，达不到好的科幻小说应该有的深度。因为在“三体人”来袭的大背景下开始的第二部，读者只看到人类社会如何手忙脚乱，“面壁计划”如何束手无策。故事临末，并无灾难临头，仅是智子沉默不露面，最后将它逼迫现身的竟然是科技英雄罗辑设计的一个类同苦肉计的“科技机巧”，——他威胁通过自我毁灭使“三体人”让步。情节的套虽然解开了，而且不乏巧妙，但并无更深的含义，令笔者觉得索然寡味。

人性、慈爱和人道情怀在未来世界有可能变成负资产？

哲人康德说，心中的道德律和头顶的星空是他越想就越充满赞叹和敬畏的两样事物。心中的道德律与头顶的星空相对，意味着康德是以人为主体，以人为中心来看待围绕自身的自然世界的。所以头顶的星空并非与人为一体，并非组成为人的社会环境的一部分。

但是康德之后两百年，人类来到的太空探索时代，那个当初头上的星空变成了人置身其中的星空，人亦面临自身并非宇宙唯一智慧生物的事实验证。这个时候，心中的道德律是否依然具有宇宙性的普遍意义，用康德的话说，是否依然越想就越充满赞叹与敬畏？这显然成为了一个问题。《三体》系列第三部《死神永生》将这个过去人们从未设想过的问题一下子摆到了读者的面前。

自从文学告别了史诗进入雅思贝尔斯说的“轴心时代”，文学就是良知和道德律的守护神。换言之，良知和道德律是文学传统中的基石和内核，尤其是那些伟大的文学，人性的光辉与人道情怀常常在不同作家的笔下闪耀着一样的光芒。

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作家敢于向这一文学的基石挑战，即有微词亦被视为不入主流的另类。当然如果把刘慈欣看作是挑战或否定这一文学的基石，这也是不靠谱的。刘慈欣在他的想象世界里并没有否定人性的美好和良知，他只是探索一种未来的可能性——人类秉持的爱心和良知在太空时代面临不可知前景的条件下，它们完全有可能成为造成自身毁灭性决策的盲点。

刘慈欣笔下的故事告诉我们，人自身认为最有价值的人性、慈爱和人道情怀，在未来的世界里完全有可能变成负资产，变成束缚自身的枷锁。一如其中人物维德的话：“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在人的社会里，良知所以是普世原则，是因为人同此心而心同此理。然而未来的世界里，对手完全不可知，人的存亡或系于一念。刘慈欣提出的疑问是，这一念之差究竟应该不应该基于人的社会所形成的那个标准做出判断。

应该信任理智、力量还是爱心、仁慈？

科学家程心两次身处人类文明前途的攸关时刻，她的决定关乎人类的前途命运。

第一次是在“三体人”星舰前来一触即发的关头，她作为对等威慑体系是否启动的“执剑人”，做出了放弃启动的决定。

刘慈欣这样解释他笔下人物的作为：“程心从理智上当然明白，威慑平衡如果维持下去，美好的前景只属于人类而不是三体世界，但在她的潜意识中，宇宙仍是童话，一个爱的童话。她最大的错误，就在于没有真正站在敌人的立场上看问题。”

在与“三体人”胜负未卜的赌局中，由于“执剑人”程心最后关头慈悲心动，“三体文明”胜利了，人类失败了。失败的结果是人类迁徙澳洲，过着被隔离围困起来的生活。

第二次是只有制造曲率驱动的光速飞船尽快逃离地球才是真正的生存之路的时候，程心以反物质子弹惨无人道为由下令交出，致使人类错过时机，堵死了可能的生存之路。她因仁慈所犯下的愚蠢错误使得正在研制曲率驱动平台的指挥官维德前功尽弃，被法庭判决犯罪，在万分之一秒内被“气化”。

刘慈欣评论道：“她两次处于仅次于上帝的位置上，却两次以爱的名义把世界推向深渊，而这一次已没有人能为她挽回。”人类文明的前途断送在程心的手里，而更好前途的毁灭竟然不是由于邪恶，而是由于善良。人的善良导致了本可避免的毁灭。故此，刘慈欣借用另一个人物之口，说程心“遇到了比死更可怕的事”。

刘慈欣通过这个故事在设问：面临胜负未卜的赌局，我们应该信任理智、力量还是应该信任爱心、仁慈？这个设问，笔者以为是《三体》的亮点，也是刘慈欣最感兴趣的追问。其实第二部写“自然选择号”面临的困境，就显露了刘慈欣思考的端倪。他一不做二不休，将此追问在第三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以人为中心的宇宙观和伦理观有加以再思考的必要

至少从现代小说兴起以来，从没有严肃小说将爱心、人道、良知放在质疑的位置而加以表现。就算是被纳博科夫指责为缺乏同情心和冷漠的西方世界第一部现代小说《堂·吉诃德》，实际上也是以悲悯为主调的；中国“四大奇书”中的《水浒》固然血腥而崇拜暴力，但终于还是恶有恶报，好汉之好斗者皆不得善终；至于《三国》讲述权谋故事，当然冷漠，但也只是不及于人情，历史的苍凉感则一以贯之。

毫无疑问，人性、人道情怀和良知是流动在长篇叙事文学中的血脉。就像人是温血动物一样，他们创造出来的文学也是充满温情的，至少也是肯定和赞颂温情的。这种文学传统随着科幻小说的前卫式探索的出现，局面可能会有所改观。刘慈欣的《三体》系列就是一个信号。

当然《三体》也不乏温情，例如当程心决定不启动威慑体系之后，“三体人”的代理智子亦随之显露友善的一面。不过，对于科幻的驰骋想象来说，这些都是属于“小儿科”，真正益智的是那个困境所启发的思考。对文学来说，它又开了一扇新的窗口，让智慧能够眺望更远方。

科幻的价值不是现实的，而是未来的。当读者依然沿用过去的文学标准衡量它们的时候，很难发现其真正的价值所在。刘慈欣所讲述的程心的故事，依照过去评价文学的伦理价值标准，很可能被贴上负面的标签。

然而，当我们领悟到科幻文体是指向未来的，文学去表现那个无人知晓的未来世界时，那个世界会存在与我们现今完全不同的伦理尺度与价值标准，这并没有什么好指责的。这非但不是科幻小说的伦理缺失，反而是它的前卫探索。

千百年的文明演变至今，人并非只能站在大地上仰望星空了，而是实实在在地进入了星际远航、太空探索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那些以人为中心思考天地万物的宇宙观和伦理观，是时候有从未来的视点加以再思考的必要了。人一旦与另一种智慧生物太空相遇，谁能保证它们也是持有以人为中心的伦理价值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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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吴小攀
校对 | 桂 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