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 | 杨小彦：以脸为书，自揭“老底”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梁善茵
图/受访者提供

2020年，因一场空前的疫情，杨小彦滞留在温哥华长达10个月。

其间，他重新审视自己从2000年就开始创作的漫画与文字——他把所阅读和关注的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文化大家的思想性格画在肖像里，并开始新的描绘与写作……

最终集结为新书《我读过他们的脸》，并于2022年4月在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2022年7月23日，《以脸为书——杨小彦艺术展》在广州学而优书店亮相。展厅里鲁迅、王国维、李铁夫、卡夫卡、史景迁、弗洛伊德等数十位中西文化名人的肖像挂在墙上。大师们的面孔既熟悉又陌生，画家在粗糙发黄的手工纸上信手涂抹，漫笔草草。

翻阅《我读过他们的脸》，全书分为三大部分：

“墨水淹没了二月”主要是文学家，以小说、诗歌为主；“像抚摸真理那样去抚摸物像”，主要是艺术家和艺术实践者，囊括了绘画、摄影和建筑；而“在时空中踽踽独行”探讨的是时空和形而上，主要是哲学家、科学家和美术史家。

“这大概算一种‘自揭老底’的游戏吧，也算是对过往岁月的一种有趣纪念。”杨小彦说，这些文字与绘画堪称个人阅读史。这些文图作品可见作者海量阅读的博杂，揭开了他跨越了艺术、文学、哲学、心理学、科学和视觉传播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背景。

所画非历史

杨小彦说：“我所画的不是历史，所写的不是精确的研究，所记的或许还有错误。这里的文字，只是一种个人分析、个人认知，以及一种个人议论。”

书中涉及的“他们”，有为人熟知的中外名家，如雨果、鲁迅、叔本华等，也有历史叙述中的边缘人，如李金发、施蛰存等：“边缘可能是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的眼光离开繁嚣，带来一份冷静。”

展览现场，观众从杨小彦的笔下能读到王国维的悲观、梁漱溟的倔强、鲁迅的“不饶恕”。

或许，作品里还能感受到他对文化名人“春秋笔法”的评价。比如“神经质”的评价多次出现在书中，而杨小彦给出了不同的解读：“神经质”的卡夫卡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者，而现实主义的巴尔扎克才是“神经病”。

虽然是油画科班出身，杨小彦却认为专业训练不足以画出各有性格的群像。

为此，他开始一场“以脸为书”的实验：离开了照片式的精确写实，用寥寥数笔画出名人们独特、深刻甚或象征性的一面，甚至还尝试用克利的风格画克利、用盖里的风格画盖里、用康定斯基的风格画康定斯基、用贾科梅蒂的风格画贾科梅蒂……

行走文图之间

对于杨小彦来说，文字和绘画是各自独立的。绘画不是文字的插图，文字也不是绘画的说明。

杨小彦一直把自己定位为在文图之间行走的人，但他首先认为自己主要是个作家：“即写作是我的第一表达方式。”同时，他希望自己的文字能达到某种经典性，精简而流畅，更不复述流行观点。

近年来，他在《羊城晚报》花地副刊开辟专栏“横眉热对”，仅此已经发表20万字。

在杨小彦看来，对文字的基本要求，就是深入浅出，明白晓畅，尽量做到言简意赅：

“我看很多搞艺术理论的人，文风都贪玩晦涩，玩弄一大堆的理论名词和术语，写得天花乱坠。我的看法很简单，说不清楚就是说不清楚，晦涩就是一种不清楚，不要拿来吓人。如果自己是清楚的，也就一定能够写得清楚。”

 访 谈 

▶▷ 画一点肖像、写一点文字

羊城晚报：进行这一个系列的创作，缘自怎样的契机？

杨小彦：我一直有水墨情结，对肖像这个类型颇有兴趣，一直在用水墨画人物肖像。同时，又对人物特写有感觉，当成随笔性质的文字。

我早在2000年就已经尝试做这类创作，画一点肖像、写一点文字。后来因为工作忙，这事就放下了。

2020年疫情发生的时候，我滞留在国外，于是就把这个事情“捡”了起来，并作为一个独立创作，重新进行：所有肖像都重画一遍，所有文字都重写一遍。

从这个角度来说，居家反而提供了一个机会，让自己更有深度地去审视一些事情。

在疫情中，重新审视这些人和他们的著作，让我产生了冲动，觉得应该要画点什么、写点什么，要在网上发一发，没想到越发越有效果。当时文字没有那么多，我再进行精简创作，重新推敲分类，才有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画的这些不是历史，也不是精确的研究，它只是一种个人分析、个人认知和个人议论。

之前用水墨画人物肖像，宣纸不是很符合我想要的效果。后来我找到了现在用的手工纸，纸面粗糙，画的过程让我觉得很过瘾。从最写实的到最变形的，最后试出一个风格。

现在出版的《我读过他们的脸》中所呈现的作品，就是这个过程一路尝试过来的。

▶▷ 不选自己没感觉的人物

羊城晚报：对于人物的选择，您有什么考虑？

杨小彦：选取这些人物可能跟我的阅读史有关系。当回顾这些阅读史，我会有所触动，并找到一个节点开展写作和绘画。比如在写卡夫卡的时候，我首先回忆起自己阅读他的年轻时代，当时我在从化下乡，广州就像那座进不去的“城堡”。

严格来讲，这些人物来源于我的阅读积累。我在中大教授多年的视觉传播学课程，需要接触、阅读和讲授不同领域、不同时期的人物。而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有时候是凭感觉的（笑）。

有一些名家我并没有选取，就是因为没感觉。比如卢梭，我对他的《社会契约论》没感觉；又比如阿多诺，我对他的研究还没有形成很具体的观点，所以不宜轻易动笔。

我写音乐写得很小心，选择这几个音乐家都是有原因的。

比如拉赫玛尼诺夫，虽然受到了专业人士的善意批评，但我是借音乐来说生活，拉赫玛尼诺夫和我在温哥华的生活有着某种联系；又比如我对肖斯塔科维奇的可怜的认知，其实已经超出了音乐本身。

总的来说，我写不了自己没感觉的人物。

羊城晚报：为什么没有选取古代人物作为对象，而集中在近现代知识分子身上？

杨小彦：没有选取古代人物，是因为没有照片。没有照片，就不能看出人物真实的一面。我是做艺术史的，很清楚画像如何形成，在摄影技术还没出现之前，所有的人物肖像都被处理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画的人物一定要有照片，而且照片数量最好足够多。

为什么不写当代的人物？因为在写作的过程中，我必须提炼出自己对他们的看法。在目前我所画过的人物里，离当下最近的，是许倬云先生，因为我对他有一定的了解。许先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是西周史，我的博士论文也是写相关领域，他的研究为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来源。

▶▷ 造型的诞生需要摸索和重新审视

羊城晚报：您希望这本书的读者，觉得这些人物肖像到底像还是不像？

杨小彦：我不认为这些画是文字的插图，也不认为这些文字是画的解释。我只是觉得这文字和绘画之间有某种关系。

我是画画，和古人的“写”不是一个概念，这里面会有一些肖像画的基本造型原理。但我更希望寻求一个人的特征和他的亲密关系，比如我就把本雅明画得很紧张，比如萨特是老“左派”，我就用眼珠的造型来突出他的这个特点。

造型的诞生需要经历一个摸索的过程，比如著名油画家李铁夫，我一直对他留下的少数照片很好奇。

李铁夫一生贫穷落魄，但其实他很注意形象，穿着很好的西装，专门在照相馆拍的标准肖像，为后人留下了现在的形象。这个特点很能反映他的某种性格，我也侧重表现了这个方面。

羊城晚报：您在写作和画画的过程中，对有感觉的人物进行了重新审视吗？

杨小彦：因为创作于疫情爆发期间，更能体验到可能存在于他们身上的孤独、苦难和思绪。近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比以前更深地体会到，他们当中很多人活得很不容易。

例如本雅明当时被德国人一路追杀，在法国西班牙边境三次过不了境，自杀了。然而，和本雅明一起逃难的阿伦特就过去了。战后，阿伦特向公众推介了本雅明，没有阿伦特，本雅明就不会被人们所了解。

所以我又写了阿伦特，从阿伦特走向真理的三个机遇入手，最后她目睹了纳粹杀人凶手艾希曼的审判，由此阐释出著名的“平庸的恶”。在写作和画画的过程中，我会有所感慨，如果没有这些契机，可能不会有这样的看法。

人物简介

杨小彦　　

中山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美术学院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广东高校摄影专业指导委员会主任。曾担任第一、二届连州国际摄影年展总策划。

著有《篡图-杨小彦艺术评论集》《新中国摄影六十年》《看与被看：摄影中国》等。2017年完成艺术学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新中国摄影发展研究”。

长期以来关注视觉传播学、城市学和艺术批评等领域，同时也持续从事艺术实践，举办过若干次个人展览并参加若干综合性的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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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邓 琼
校对 | 李红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