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孙文全集》主编黄彦：编全集，是向以往版本和自我境界发起挑战

文、视频/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邓琼 朱绍杰 文艺
图/广东人民出版社提供（署名除外）

新出版的《孙文全集》主编、89岁的黄彦老先生，在广州天河北省社科院大院里的朴素居所内，一字一句为我们审正了对谈的文稿。

之前，他也是这样一丝不苟地，一篇一段为我们提供参考资料，一问一答接受采访……

于今面世的这部煌煌1400万字、20大册的《孙文全集》，亦是这样经他审视、思忖，历二十七个寒暑，与来自广东、北京、香港、日本的孙中山研究同道者们，与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数代出版人，一起编纂而成。

自从1925年孙文先生逝世以来，为他编辑出版的全集、选集及其他各种形式的著作集不可胜数，但辑录数量和编辑质量能特别引起社会高度重视的却寥寥无几。

即使晚出的佼佼者如上世纪80年代北京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台北1989年版《国父全集》增订本等，在收集资料方面依然存在着很大空间。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长期为革命颠沛流离，到过亚、美、欧各洲不少国家，又担任过国家元首和军事统帅，备受国内外媒体和各国政府的关注，许多中外文报刊都有关于他各种著述的报道，一些国家的公私档案机构也收藏有他的著作资料。

这些资料数量庞大而又分散各地，联系渠道也未必通畅，所以往往不容易被发掘出来。正因如此，从1995年夏天起，广东人民出版社开始了编纂《孙文全集》的新一轮努力。

黄彦是国内孙中山研究和史料收集的权威专家，这套《孙文全集》从立项到出版历经近三十年时间，上下求索，查漏补缺，他及整个编纂出版团队倾注了无数心血。

这背后的故事，不仅是一部迄今文献收集最齐全、考订最严密的孙中山全集成书的历史，也蕴含着数代岭南学人孜孜以求的文化初心。

1、这是篇幅最大、考释最完备的孙中山文集

羊城晚报：由您主编的这一套《孙文全集》有什么主要特点？

黄 彦：这套全集是历来编纂的孙中山文集中篇幅最大、字数最多、考释最完备的。我们在文献底本的选择和内容校勘、标题的拟定、著述时间的订正等方面着力尤其多，同时也大幅度增收了孙中山的中外文献，特别是外文资料。

我们以原文影印或者录入排版的形式收录了一批新增加的外文文献，包括英文、法文、俄文、日文等。

新增资料来源颇丰。其中主要有美国各州或藏于国会图书馆中有孙文事迹的英文报及其他重要史料，统计了一下，本部分共计有英文报等史料321种。

此外，我们也选印了在美国各州所见的其他国家地区含孙文事迹的重要史料，如加拿大、牙买加、墨西哥、秘鲁、英国、爱尔兰、法国等。

羊城晚报：本次编辑出版的《孙文全集》历时多年，这个千头万绪的过程是怎样的？

黄 彦：本次编集是受广东人民出版社之托，始于1995年夏季，集合众人之力而成。那时正当我从省社科院孙中山研究所所长离任，本来想离任之后找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来做，比如看看小说等，没想到又接了这么个任务，更没想到一接就这么长时间。

一开始我就抓紧书中的各个编辑环节，使大家统一思想，贯彻始终，要求尽量做到规范化。要求对相关资料必须甄别真伪，剔除各种牵强附会。特别是研究者应经常亲自寻访第一手资料，并确保其科学性、严谨性。

羊城晚报：编这么大规模的《孙文全集》，搜寻的过程一定克服了很多困难？

黄 彦：由于我已退休，比别人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多年来得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搜集资料的工作中。我和工作伙伴多次赴港澳台及国外发掘资料，或者函请国内外学者、友人帮忙。

这样经过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收获颇丰，终于可在本套全集中较大幅度地增收孙中山的中外文著述资料。

谈到在海外的收集，有一位旅美的建筑工程师黄俊威先生，他说自己周末有些空闲，而且对孙中山先生很崇敬，可以帮助收集美国这边的材料。我一听不禁大喜，就请他来帮忙，这一帮就是好几年。他经过长期寻访而影印了数百篇英文原始报刊资料，非常珍贵。

美国所有的州他都去找，搜集报纸，结果出乎意料之外，比如说有一个州，在某个时段，就是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那一段，几个月内竟有二三十种报纸刊载过相关的内容！我们剔除了重复，经过考证、遴选，挑出好的底本收入全集。

羊城晚报：这些来自海外的新材料，带来什么新的认识？

黄 彦：在新发掘出来的孙中山著述资料中，有些思想观点是前所未闻的。如1912年3月孙中山曾撰一文载于《旧金山呼声报半月刊》上，其中写道：

中国人对史诗一无所知，中国文学中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戏剧性诗歌……

我们的戏剧反映人生，但并不关注人的心理状态，也不去刻画作品中的角色。俄国和法国文学在心理刻画方面优于其他国家，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

我们要吸收西方艺术中精华的精华，以此来启迪我们的天分。（沈洁 译）

显然，这些论述从不同侧面丰富了孙中山原有的形象。全集版本增补这类著述资料，拓宽了人们的研究视野。

 2、“认真”二字，是个价值观问题

羊城晚报：那么作为研究者，您能否举例说说本次编辑出版的《孙文全集》投入了哪些精力？

黄 彦：我们这次对部分外文文献做了重译与新译。例如《赤十字会救伤第一法》为孙中山毕生唯一的一部译著，是他离开医生岗位约3年之后翻译的，能折射出这位革命家、政治家的个人特质，弥足珍贵。

但这个作品涉及人体解剖学、医药学等专业性太强，不少提法到现在已有了很大变化，这次我们特地请了原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汝筑博士帮助重译，补译了之前漏译的语句和修订了一些关键词语，增强了实用性。

编书时我还有一个重要发现，可以在此交代一下：孙中山在专著《实业计画》中举出的许多地名其实在当时并不存在，而现今中国各省区的地图中也无从找到这些地名。

我花费了大约半年时间穷其究竟，发现是由于民国最初两年曾进行全国性行政区域改革，1912年在部分省区试行，1913年1月由北京临时政府在全国颁行，但孙中山写作时却无新的地理工具书可用，所以此书中的铁路、海港等起迄地点大量沿用了清代的旧地名。

所以我在编纂时，对凡能查到且经多种资料核实的地名，便分别注出当时的实际名称及今名，情况较为特殊的还另作了说明。这一来，解决了长期悬而未决的历史谜团，大大提高了《实业计画》这部名著的使用价值。

对这点我一直是引以为荣的，因为编孙中山的著作从来没人这么做过。这么一来，就把孙中山这个著作用活了。

羊城晚报：在这个搜寻和编纂过程中，您秉持的是一种什么态度？

黄 彦：史料考证一是要认真，一是要动脑筋，多想办法。“认真”二字说来轻巧，真正做到并不容易。不是所有人都肯脚踏实地做学问，这是一个价值观问题，我只希望跟我一道编集的同人都要有一份责任心，勇于向以往全集版本的编者挑战，也向自己的思想境界挑战。

从技术上说，充分利用电脑检索和向专家学者请教，就是两种效果不错的方法，常可使一些自己原先不懂或疑难问题找到答案。

例如《农功》一文中提到英国的“伊里岛”，之前在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时没有注释。

到了编《孙文全集》时，我先查出它的英文名Isle Ely，今译伊利岛，以前是英格兰的一个郡，现改属剑桥郡；接着我又找来一大幅英国全图，拿着放大镜仔细寻找它的位置，结果发现，这个地方如我猜想的并不是什么岛，但它为什么要用“Isle”来命名呢？

我带着这个疑问请教一位英国女教授，她复信说，这地方的确不是一个岛，只不过在它周围被许多小河酿成的沼泽地带所环绕，所以很早以前才取这个名字。为了不致引起读者误解，我便把她的解释写进了脚注。

3、入了孙中山研究这个领域，我就做到底

羊城晚报：您被称为“中国研究孙中山的第一人”，那您个人进入孙中山研究的契机是怎样的？

黄 彦：这“第一人”之说，原是史学界前辈章开沅、金冲及等在2008年在武汉一次聚会上的谬赞。孙中山的研究范围很广，我能有所建树，仅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

说到“契机”，我认为用发表于《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的《介绍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一文比较合适。因为在此之前，我参与编辑孙中山全集、选集已小有名气，故在编中华版孙集时被合作者推举起草凡例。

当介绍中华版第一卷发表时，著名史学家、《历史研究》主编黎澍先生甚为高兴，将我引荐给出席研讨会的外国学者，并说：“这本书编得比过去的全集都要好很多，这就是黄彦的贡献。”这篇很长的文章纠正了之前台版《国父全集》在处理史料上的一些讹误，因此在台湾影响尤大。

羊城晚报：无论是编孙中山文集、选集还是全集，都是做收集史料的最基础工作。您怎么看待这一点？

黄 彦：我深知，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学术研究的风气、趋向以及评判学术价值高低的标准各不相同，习惯于微观考察的历史学者自然会对史料的鉴别和考证更感兴趣。不过我也从中得到一点感悟，干史料活也并非毫无用处。

相反，做任何历史课题的第一步功夫，就是要充分占有和认真分析史料，否则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只能是一堆远离客观历史事实的空话。所以我想，既然已经进入孙中山研究这个领域，就做到底吧。

羊城晚报：您个人的孙中山研究经历了怎样的发展？何以从孙中山早期研究转向晚期呢？

黄 彦：我原无研究计划，最初选择孙中山早期研究仅在于贪图资料较易搜集。后来偶然看到一位美国学者著文，说中国学者章开沅、黄彦等只研究孙中山早期而不涉及后期。我有些不服气，便在《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上发表了《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几个问题》一文。

我通过这次写作实践所得到的最大收获，就是消除了对研究孙中山后期的神秘感。往后几年我撰写的孙中山论“世界大同”观，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爱国主义思想等文章，便是在史料运用上打破了孙中山前后期的界限，把有关资料串起来利用，看来科学性似乎更强了。

 4、高水平成果离不开深刻的理论分析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广东学术界在孙中山研究领域的状况？

黄 彦：中山大学历史系陈锡祺教授培养了一批研究孙中山的力量，最早成立了孙中山研究室，并担任室主任，在中大提倡此项研究。同时，段云章、林家有、李吉奎、邱捷、桑兵等教授也是研究孙中山的中坚力量。广东省社科院的孙中山研究也有传统与优势，尤其是张磊研究员更为突出。此外，中山故居也利用馆藏资料写出了一批有分量的著作，值得注意。

羊城晚报：您对今后的孙中山研究有怎样的期许？

黄 彦：对于孙中山研究而言，高水平的成果必须建立在深刻而周全的理论分析基础上。坦率地说，本来我应把自己的素养和理论思维方法用在这项研究上，但是我没有下足功夫，这是我一直很感遗憾的事情。

【简 介 】

黄 彦，1933年生，广东普宁人。1957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该院孙中山研究所所长、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等职。

长期从事孙中山史料的蒐集、整理、考释和编纂工作。曾参与编撰《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主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並为全书主要组织者之一），校订《孙中山选集》第二版（1981年版），著《孙中山研究和史料编纂》（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主编《孙文选集》三册、编注“孙中山著作丛书”十二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2012年版）、主编《孙文全集》二十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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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邓 琼
校对 | 李红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