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遇

人生有很多因缘际会很难科学解释，很难理性思考，也很难常理推断。

1981年，初中即将毕业。我不喜欢语文，不怎么学语文；不喜欢英语，也不怎么学英语。数理化大小考试，几乎可以拿满分；但是加上语文、英语等学科，就“泯然众人”，充其量也就是学校年级十名到二十名。转眼到了中考，考场设在新洲教师进修学校。下午班主任训话：晚上什么都不要做，休息。家父柳涤亚，时任教师进修学校校长。晚上就住在家父的寝室，既然不能做别的事情，就只好找找杂志消遣。一本油墨香味十足的《少年文艺》，有一篇题为《孪生姐妹》的文章赫然在目，仔细阅读一遍，两遍，三遍……故事梗概全然于心：两位女同学因为友谊深厚，兴趣相投，性格相近，情同姐妹。文章描写细腻，故事生动，情感真挚，爱不释手，反复阅读，差不多可以复述。令我想不到的是第二天的作文是两个题目任选其一，其中一个比较简单：《我的同桌》。我于是将昨晚几乎能背下来的《孪生姐妹》改头换面，女性改成男性，几乎是默写上了考卷。我深信，刚刚收到的《少年文艺》，所有的语文老师应该没有看过，所以才大胆几乎全文默写——结果可想而知，一向语文贫弱的我，居然在中考中获得了高分。我也因此，被号称全国第一校的湖北黄冈中学录取。因为家庭负担极重，交不起第一学期的学杂费、住宿费、伙食费等（那时并不知道黄冈中学有照顾贫困生的政策），我调档调剂到湖北省麻城师范学校。头一天晚上反复看一篇优秀作文，第二天就考类似的题目。冥冥之中，似有定数，命中注定要从事教育事业吧！

中考的际遇，我以优异测成绩考上麻城师范学校。因为文科的劣势，成绩也仅是年级的上中等。1983年，毕业年级了，我依然不会讲普通话。因为要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语文老师颜素珍女士独出奇招，安排学校广播站播音员吕泽文做我的同桌，目的是扶贫，帮我通过普通话水平测试。我对语文既无兴趣，也无信心。泽文同学生在麻城，无忧无虑，性格活泼。她很理解语文老师的苦衷，开始辅导我学习语文，遗憾的是，无论如何讲解，我就是不怎么明白课本中的那些常识和知识。她几乎对我不抱任何信心，我对“扶贫”也几乎不抱任何幻想。一天早自习，她朗读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猛然间我感受到了文中孤独与苦闷、忧郁与渺茫、悲伤与无奈、朦胧与静谧、恬淡与典雅、洗练与流畅、清丽与微婉、和谐与隽永……想不到文章如此美丽，想不到平常被肢解得破碎不堪的文章原来如此有感染力。我于是在吕泽文的帮助下朗读中等师范学校《语音》课本，《故乡》《背影》《海燕》《卖火柴的小女孩》等这些老师越讲越糊涂的文章，按照泽文同学的方法朗读，却品尝到了无可言状的味道，我开始迷恋语文，迷恋朗读。吕泽文看我进入状态，于是帮我把《文选与写作》第五、六册课文全部注上拼音，我开始如饥似渴地朗读。疯狂地朗读，陶醉的朗读，全心的朗读，真情的朗读，致使我能够熟练背诵《包身工》《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纪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纪念》等篇目，接着就朗读和背诵了《文选与写作》的第一、二、三、四册，无书可读的时候，得家父的指点朗读《古文观止》——根据我的请求，让吕泽文同学帮我给喜欢的作品注上拼音，大约朗读背诵70多篇文章的时候，我已经毕业了。庆幸的是，由于我乐于朗读，中师三年级，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作文一流，演讲一流，普通话一流。如此，选择语文教学作为自己的职业，也就没有悬念了。这种兴趣的转移，学科的转换，终身职业的变换，只因泽文这位山城姑娘的热忱，这种际遇，如果不是命运的安排，又是什么呢？28年过去，我依然十分感激，当年给我无私帮助的吕泽文同学。

1985年5月，我考上了武汉教育学院首届汉语言文学专科函授班，对于我们这类渴望上大学而又无缘的青年来说，值得珍惜。这种“函授”的成人教育，至今仍然有人怀着鄙夷的态度，但对于我来说，却有人生难得的际遇。因为是首届函授生，教育学院安排了全校最强的师资：现代文学是吴正楠教授、元明清文学是黎懋雄教授、现代汉语是王继超教授、语言文字是吴宗桂教授、美学是苏教授（我已经记不得名字了）、语文教学法是张美英教授……这批很多人当年都是老右派的教授，有些甚至称得上是大师级的，是武汉教育学院当时最有凝聚力的师资团队。人生何其荣幸，在几乎最低层次的专科学院，接受了大师们的教育。我们毕业以后，这帮老教授有的退休了，有的调往北方重点大学了，比如美学的苏教授就调往北方一所重点大学了——我后来用中国传统美学来指导中学语文教学和中学生作文，其实就是得益于苏教授。至今，我还在想，选择就读武汉教育学院函授班（当时所在单位不同意我全脱产就读），本来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却有幸如坐春风，享受大师教诲。偶尔也会有孔子“厄于陈蔡”的那种自负，觉得这些大师之所以在这里短暂停留，只为等我！

1988年，在武汉教育学院读完了函授专科，我没有停下脚步，继续报读了湖北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自考生。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是，因为那时的自学考试没有考纲（至少直到我毕业，我都没有看过一份考纲），没有辅导班，也没有辅导资料，仅有一份推荐书目。我考试的第一门课是中国小说史，推荐书目是《中国小说史略》和湖北大学中文系主任李悔吾教授的《中国小说史稿》，因为不知道重点、不知道难点、不知道考点，我只有一个选择，把这两本书读熟、读透。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日日夜夜，饭前五分钟看书，睡觉前半小时看书，上洗手间也看书，双休日足不出户，认真研读，写笔记，编提纲。最终是《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史稿》两本书，我都读破了，全书都是圈圈点点和密密麻麻的读书体会，除此之外，把这两本书融会贯通，编写了《中国小说史纲要》《中国小说史问答》《中国小说史疑点思考》，对于鲁迅和李悔吾先生的两本书，我几乎到了能闭目讲授的熟练程度，于是开始拓展阅读，查看所有能找到的关于中国小说史的论文和著作。以这样的精神，这样的态度，这样的方法，这样的勤奋来研究学术，学业不精进，那才是怪事。后来，对每一门学科我都如法炮制，也如出一辙地都考了比较高的分数。据说，湖北大学有三门课悄悄地把应届生的考卷拿来考自考生，考试的结果是自考生的考分比应届生每科平均分高10分以上。有人说：不可能。我认为是真的。我不相信，应届生能够像我这样把每一本书读破，读透，读活——活到自己能脱稿讲课或演讲答辩。在自学考试中，我体会到孔子读易经韦编三绝并非夸张。

1995年2月，我辞去武汉的校长职务，只身来到南粤重镇广州工作，应邀担任广州外国医学院附设外国语学校担任教导处主任，成为广东民办教育的拓荒者。我的这个选择，原本想借在外语学院工作的机会，彻底把我十分羞涩、十分薄弱的英语好好补修一下，准备考研究生，或者有机会到国外去做教育研究。没想到，刚到外语学校，就碰上94级学生的集体退学风潮，学生和家长提出集体退学的理由是：学校办学方向不明确，也没有办学特色。面对此情此景，我临危受命，一个月之内，完成了学校发展的整体规划，并受王桂珍教授的委托，给学生和家长分别作了几场讲座，讲学校的发展规划和办学特色，并且系统提出了学科层面以英语为特色、教学层面以“轻负荷高质量”为特色、教育层面以全面发展、个性发展为特色，现实最重要的是引进大学教授进中学课堂强化英语特色……我就这样全心全意投入到一个新生的民办学校的创建之中，学外语的梦没有做成，依托高校资源研究教育的愿望没有着落，后来有幸被安排到华南师范大学与广州市教育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研究生班学习，也因为是华南师范大学的第一个研究生班，大学派出了最强的阵容：莫雷、刘鸣、任旭明、郑雪、王志超、李雅林等知名教授。这个群体，在那个年代几乎都是博士、硕士、教授，他们的授课也真的使我对教育、心理学、学校管理学的学养上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加上没有全脱产，可以即学即用，对学校办学也起到了催化作用。

2001年，研究生班的几个同学聚会喝茶，大家说起当时市教育委员会领导说研究生班毕业在广州可以享受研究生学历待遇，现在职称评定和职务任命又说没有文件依据。我没有发言，因为我除了一张中等师范学校的国民教育文凭外，专科是函授，本科是自考，研究生是课程班的非学历教育，原本就没有觉得自己是研究生学历，我唯一的愿望是重新报考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于是，我开始一边工作，一边自学英语：一是选择30篇文章，反复朗读，直到能够背诵；二是选择500段阅读，每天坚持做1-2段；三是把蒋刚先生研制的软件《轻松背单词》装到计算机，疯狂地以游戏的方式背单词。就在我准备英语的过程中，我有一次到中山大学散步，走到文科楼门前，看招生简章，按照招生简章的指引，我来到了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办公室，遇到了我的恩师朱新秤，他是从口音中判断我是湖北黄冈人，主动建议我报考他的研究生。2002年，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中山大学研究生。在读期间，我做出了自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的角色分离：八小时内高效工作；八小时外全心学术。我于是把全部业余精力用于学术研究，完成了学位论文《学习型学校的理论与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拓展成为个人专著《学习型学校的管理理论与策略》（广东教育出版社遴选作为优秀教育图书出版）——至今仍然是中国大陆唯一一本关于学习型学校建设的个人专著，使我在中国学术界拥有了一席之地。

在读硕士期间，我有幸聆听了恩师郑永廷先生的讲义，先生的道德学问给我巨大的冲击力、震撼力，我于是决定读完硕士后，攻读郑永廷先生的博士。我的这种选择，很大程度是因为仰慕先生高尚的人格修养、高洁的学术品质、深厚的学术造诣！恩师治学十分严谨，融学术入生命，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探索和追求，常常站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前沿，引导后学者不惮于前驱！恩师宽容，超出意外。2005年我应邀出席广西的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恩师因为别有要务，未能出席，我被作为郑门弟子代表出席并做演讲。因为我不满于会议的沉闷气氛和陈腐的观点，轮到我发言，我激情奋发，洋洋洒洒，把会议提出的陈腐落后的观点一一毫不留情的批驳，赢得了数十次热烈掌声，把一场全国性的学术会议的中心角色从知名大师，转移到一个名不见经卷的郑门弟子身上——我在这次会议上，应要求在会议后期的活动中被请进了专家行列，互动之中处于中心地位。当时觉得痛快，散会了觉得后怕，因为我获知与会的很多是恩师郑永廷的朋友，害怕他们到恩师那里告状。回到广州不久，碰到恩师，满以为他会劈头盖脸把握痛骂一顿，没想到恩师异常兴奋：“你在广西很风光啊，有个性，学术面前人人平等！”恩师严格，超乎意外。2007年11月，我小心翼翼地将博士论文初稿呈送给恩师，心想最快也要一个月，才会有指导意见。万万没有想到，一个星期后恩师通知我到家里，洋洋二十多万字的博士论文，从头至尾，都有圈点的痕迹和评价的意见！恩师治学之严谨，由此可见一斑。每次翻阅先生修订的论文，我的眼眶都是热的！我将永远珍藏恩师修改过的论文初稿，这里凝聚着恩师的治学态度，凝聚着恩师的心血智慧，凝聚着恩师的关爱期盼！作为弟子，常常感受恩师慈父般的温暖。生活困惑，思想迷茫，工作困难，恩师语重心长地指点迷津。每逢佳节常常会收到恩师的祝福，并提醒该读什么书、看什么文。偶得闲暇，师徒小酌，其乐也融融；恩师饮少辙醉，渐入佳境，往往脸红，弟子以为醉，胡说八道，恩师醉眼朦胧，看弟子们肆无忌惮，其乐也无穷！在我心里，恩师永远是慈爱的，永远是严厉的，也永远是伟大的！十分有幸，我的博士论文《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得到出版社的青睐，在岭南博士文库遴选中以最高分获得全省优秀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为恩师争得了荣誉，也为我在中国学术界再次开辟了自己的独立空间。

我没有读过普通高中，没有上过全日制大学，从中师读到博士，且在学术界有独立地位和空间。其中许多人生际遇颇为有趣，考上中国第一校黄冈中学，却无缘就读，去了麻城师范学校，这是否意味着我此生应该献身教育事业呢！理科学习有天赋，却在师范学校最后一年很意外地获得吕泽文同学的帮助，在近似疯狂的状态下，把语文学得出类拔萃，形成了独特的语文学习风格——我当时就发愿要告诉学生怎样学语文，所以毕业后选择当中学语文教师；这也许似乎命运的安排吧！没有上过名牌大学，却又在武汉教育学院专科学习期间享受了大师们的教诲，可谓奇遇！无法到全日制大学全脱产读本科，却在自考的艰难历程中，锻炼了自学意志，培养的自学能力，养成了终身学习的习惯——这也许是全日制大学无法体会到、也很难学到的东西！没有在年轻的时候读研究生，似乎不幸，但是经历过中学教师、班主任、教导处副主任、主任、副校长、校长、区教育局办公室主任、市教育局办公室主任等多重角色的实践与历练，积累了丰厚的教育教学和管理的实践经验之后，偶遇恩师朱新秤且再遇恩师郑永廷，36岁后硕士、博士一口气读完，逆境中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掌握了学术研究方法，构建了自己的学术体系。个中因缘，难可逆料；不惑之年，隐约觉得此生必须献身教育。否则，上苍不会如此眷顾！

2012年3月25日于东湖之滨

（作者：柳恩铭 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