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村旧事

我出生在一个名叫施程家湾的小村，十二户人家，三个姓氏：程姓最大，七户；其次罗姓，三户；最少的是王姓，两户。三姓大人和睦，小孩融洽。小村有小山，有池塘，有竹林，有麦地，有稻田，小村还有阳光，有温暖，有亲情，有宁静！小村，留给我美好的记忆！小村，也藏着我童年的秘密！

一、心中的桃花源

小村坐西朝东。村子东面是月牙形池塘，四面垂柳，夏日炎炎，最为流连，池塘里戏水，柳树下乘凉，洗衣台上垂钓……村子西面，有片竹林，春夏之际，郁郁葱葱，玩游戏，捉迷藏，睡午觉……村子南边是分到各家各户的菜地，饥饿难忍，伙伴们就相约去菜园子里偷青瓜，偷番薯，偷西红柿……说是偷，其实是分享，大家往往会推荐去偷自家的青瓜、番薯、西红柿，大家都觉得自家的蔬果最丰硕，最可口，不偷自家的，没有面子。现在想来，依然忍俊不禁，童真如此可贵，如此可爱，但是却不可逆！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我在广州市某中学工作期间，曾经目睹了七八个男同事们暴打一个偷自行车的大学生，伤在小偷身上，却也痛在我心里，十八年来，我一直悔恨当初没有勇敢站出来，救护那个偷自行车的大学生——在我生命的印记里“偷”是不应该被打成这样的，如果不是穷急了，哪个青年愿意去做贼呢？此时此刻，我也非常负责任地告诉诸位读者，当年那几位暴打大学生“小偷”的青年男教师，18年以后，没有一个成为名师，没有一个有出息。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慈悲决定了生命的张力！儿时“偷”吃的经历，真的让我笃信孔孟儒家“人性本善”哲学主张，也让我全力以赴弘扬赋予宇宙以道德性终极关怀的孔子哲学。

记忆中的小村，仿佛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少游不幸，曾经有“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觅处”的孤独与惆怅，恩铭有幸而拥有心中的桃花源！

村子的北边，有一条不足两米宽的马路，两辆人力拖车相向而行，也必须找相对宽的地方，才能错位会车。这条马路，名副其实，从来没有走过机动车，经常走过的有牛车、马车，而最多的是毛驴拉的人力拖车。有事没事，我常常在这条马路不远的地方，静静的看那些匆匆过客——尽管，我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将去何方——童年的我，无力走出这个村子，却对经过这个村子的陌生人充满了好奇！经常有一种走出小村的冲动！

二、神秘的遗址

跨过北边马路，继续往北大约一公里处，就是罗姓和王姓原居罗家湾遗址。辗转相传，该村人经常莫名病逝或死于非命。上个世纪初到新中国成立，四十多年间，罗家湾三十余户人家只剩下五户，除了少量逃荒离开之外，大部分因为疾病或事故而离世。新中国成立之后，罗家湾的罗姓和王姓五户人家，搬迁到我出生之地施程家湾，连续死亡的悲剧就没有再发生过。这些掌故，儿时听起来毛骨悚然，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可怕，真不知道乡亲们是如何承受那种生离死别之痛。年龄稍长些，我常去罗家湾的水塘钓鱼，也常去罗家湾遗址流连，总想知道是什么神秘的力量导致一个村庄几近消亡——除了偶尔看到一些石灰、瓦罐和人骨之外，我没有别的发现。罗家湾成为废墟之后，时间或许抹去了人们的记忆，除了我依然存疑之外，三十多年来，没有听别人说过相关话题。离开小村已经四十年了，成年以后，每年清明节都要回到小村，祭奠外公外婆，也祭奠那些记得名字和不记得名字的长辈——他们的憨厚，他们的淳朴，他们的包容，她们的慈爱，滋养了我的童年，塑造了内心深处如海一样深厚的慈悲！他们的微笑，他们的慈祥，他们的帮助，让我的童年充满了阳光！

三、儿时我不姓柳

小村岁月，我不姓柳，而是跟随母亲姓程。小时候不懂，为什么我们姐弟要跟随母亲姓，而村里的孩子全部跟随父亲姓。就读麻城师范学校第二年，才知道这是父亲的良苦用心。尊祖父和祖父都是国民党党员，因此父亲在工作和生活中就加倍的勤奋和努力。我是在中师阶段读李密《陈情表》，读懂了父亲对于祖母的无限追思和无尽眷恋之后，与父亲笔谈才知道父亲之前所经历的种种。土地改革以后，姑母们都嫁人了，祖母陶氏与父亲离开原籍，到柳家东湾一间废弃的破屋栖身。祖母为民国才子陶希圣的堂妹，家学有渊源，深知读书重要，靠织布、洗衣、纺纱，支持父亲读完初中——尽管父亲因病失去了升高中的机会，还是凭着私塾蒙学根底和新中国头三年的初中学习，有幸成为民办教师，后又转为公办教师。父亲初中三年，每天早晨一顿细米碎煮的稀粥，中午在学校用开水泡细米碎算是中午饭，晚上回来则用青菜煮细米碎算是晚饭了。不避风雨的破屋，相依为命的母子，经常断顿的生活，诚惶诚恐的日子，父亲和祖母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忍受了怎样的委屈，后人或许很难想象。正是自己经历的苦难，促使父亲下决心让我们远离他的出生地，到贫农身份的外公家里度过童年。

四、陌生的父爱

儿时，我觉得父亲很陌生。父亲的工作单位，往往在全县最偏僻的小学，没有人愿意去的偏远小学、教学点，那是父亲的首选和争取的对象——我曾经与父亲有过一次探讨，他为什么要选择在数十公里外的偏远小学或教学点工作，父亲的答案令我愕然：因为远，所以远离是非；因为偏，所以躲过纠葛！原来，父亲为了躲过劫难，除了加倍努力之外，还有“隐于野”的智慧！他每次回来，我都能够听到村里人，谈论父亲和我的出身问题。因为这些不好说，不便说，说不清的原因，父亲很少回家，父子一年难得见几面。大约是三岁，父亲从外面回来，我睡在被窝里，父亲为了抱抱儿子，拉着我的双脚，从被窝里倒着拖到他的怀抱，现在当然知道那是父爱炽烈，但是那时倒着拖的感觉实在难受，于是哇哇大哭。外公赶紧问：“谁欺负我们家宝贝啊？”乘父亲不留神，我拉起衣服和鞋子，一边哭，一边跑，一边告诉外公：“是涤亚啊……”就这样，三岁开始，我每天都跟外公睡，直至外公去世。

我时常在村子北边的草垛上看马路上的人。但是，很多时候，不，几乎是每天，我还要望着北边一条几乎看不到的小路，在等待一个我想见到又很怕见到的人。傍晚时分，晚霞挂满了天空，朝北方望去，或者雪白的棉花之间，或者层层麦浪之中，一条或隐或现的小路上，一个小小的黑点在跳动，渐渐地小黑点逐步变大，后来变成了一个人影，当这个人影经过村子北边草垛边缘的时候，躲在几十米外的我，清楚地看到那是我的父亲。别的孩子每天都能见到父亲，我却不能够；但是，非常奇怪，当父亲的身影走近我的时候，我却又觉得十分陌生，甚至有一种恐惧感！所以，父亲回家的夜晚，我会到同村最好的朋友家吃饭，玩得很晚，才轻手轻脚回到家里，乘着父亲不注意，悄悄溜进外公的卧房，睡了。第二天清晨，当我醒来的时候，父亲已经走了。外公告诉我，父亲晚上来看了我很多次。这种陌生感，直到我初中时候才消失！

五、外公对我最亲

儿时，外公跟我最亲，或者说，我觉得外公最亲。儿时身体很弱。一年冬天，我和大弟弟同时生病，父亲在数十里之外工作，母亲去探望父亲了，没有电话，无法联系。外公就用箩筐挑着我们俩去毕铺医院就医，坐在箩筐中，看到外公呼出的气体在冬天里迅速凝结成长长的白雾，听着因为哮喘而发出的又粗又重的喘息声，很难受，很想自己走，但是连续高烧，没有力气，流着泪，看着外公十分吃力地挑着我们一步步往前去。那时候，心中有着十分强烈的愿望，快长大赚钱养外公，不能再让他做体力活了。

没有生病的日子，大半跟随外公。外公，身材不高，平头，抽烟，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外公走路的时候，口中总是念念有词，但是我不知道他独自说些什么。由于哮喘疾病，外公五十多岁从生产队长的岗位上退下来，专职饲养耕牛。我于是有时间坐在牛背上，听外公讲评话故事——也就是说书人讲的故事。一头牛，一把油纸伞，一件蓑衣，一顶斗笠，一袋干粮，祖孙两人早出晚归。偶尔一阵暴雨，如果伴随着狂风，我戴斗笠，披蓑衣，外公则撑着油纸伞，给我讲故事。外公、我和牛，都在雨中，这种场景我终身难忘。如果只下雨，没有风，外公就让我撑着油纸伞——颇滑稽，伞太大，我太小，这个时候，我在外公旁边只能看到他的脚；外公自己戴斗笠，披蓑衣，在雨中给我讲故事。外公给我讲得最多的是《封神榜》《说岳全传》《七侠五义》《罗成扫北》《罗通平南》《薛仁贵征西》，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最喜欢的是薛仁贵这个角色，或许是他曾经的人生种种磨难感动了我，或许是他从不屈服的性格鼓舞了我，或许是他有位人生最艰难的时候都能始终如一不离不弃的佳人给了我某种人生期许！

外公也讲很多民间的趣事，其中一个陶姓财主善待小偷的故事，我终身难忘。故事说,一天傍晚，财主陶老先生看到一个人影，闪进了他们家的柴房。晚饭时候，陶老先生交代伙房多准备些饭菜，说要招待晚来的客人。家人、佣人们吃完饭，都等着见客人，一等不见，再等不见，颇觉失望。半夜子时，家人、佣人均熬不住，陶老先生就说：“客人没那么早来，把饭菜放在客厅，你们都睡吧！”于是，陶老先生一人独自在客厅，抽旱烟，喝茶。半夜丑时（两点左右），大家都睡着了，陶老先生举着灯走向柴房。温和地说道：“朋友，孩子们都睡了，出来吧，吃点东西，一定饿极了。”小偷低着头，怯生生地出来，预留的饭菜全吃完了，陶老先生让这位不速之客继续喝茶聊天。聊天中，陶老先生知道他做贼，只因母亲生病，无钱医治。陶老先生询问了病情，给了小偷一笔钱给母亲看病。另外再给了一些钱，教导小偷如何做生意，建议做什么生意。后来，这位小偷成为富甲一方的商人，孝敬陶老先生如生父，且不遗余力周济三乡五里的困难人家。每每想起这个故事，我一定会想起我在某中学当教师，一群年轻力壮的青年男教师，将一个偷车的大学在读生，打得血肉模糊的场景。其时，我有强烈的制止他们的冲动，但我没有,我将因为没有挺身而出后悔一辈子，这都是这个故事给我的影响。

外公很会算卦。从我三岁跟随外公，一直到小学四年级外公去世，看到、听到很多外公的传奇和神奇。记得刚上小学一年级，数公里外的杨家咀村放电影《杜鹃山》，因为文化贫乏，一个村子放电影，附近数十个村子的大人都带着小孩步行数公里去看电影，父母自己不能去的，就把孩子交给同村的大人带去，看电影的时候同村的人自觉坐在一起，看完电影由大人带着小孩返回本村。第二天，即听说小村西边孙家大湾有个小朋友昨晚上走丢了，小孩的父母也找到施程家湾了，一连数天寻找，没有线索，没有踪影，焦急与不安可想而知！五天之后，当小孩父母再次找到施程家湾的时候，不知是哪位长者，向孩子父母建议：“您不妨请程秀清老人算一卦，这样漫无目的寻找，总不是个办法。”孩子父母果真来找程秀清——我的外公算卦，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外公的大拇指轮流在四个指头中间游走，口中念念有词，大约一分钟，告诉来人：“不用找了，快回去休息吧；三天以后，到周家榨村北边那颗榨树下面等，太阳落山之前，有人会把孩子送过来。”三天以后，孩子父母，就在小村西边周家榨村北边的那颗绿阴如盖的巨大而独立的榨树下等孩子，也就是太阳即将落山的时光，一辆毛驴板车，正拖着预制板，预制板上坐着一个小孩，正是孙家大湾丢失的孩子，走失八天后居然与外公算卦时间地点毫厘不爽地在那颗榨树下与父母重逢了，父母与孩子抱头痛哭；而车夫，在树下憨憨地笑了：“这样好，免得我去一家家询问。”——那时候，民风淳朴如此，若是现在，孩子不知道被人贩子转卖了几轮。世风何至于此？我一直在寻找答案。

外公还擅长医道。记得杨家咀村的亲戚，母亲称呼她为白大嫂，丈夫长年累月腰部疼痛，走路都直不起腰，痛不欲生，生不如死。四处求医，均无效果。后来，辗转来求外公看病。外公和白大嫂在神龛下方桌两边相对而坐，我自己拿一条小板凳，坐在外公大腿旁边。又见外公右手大拇指在另外四指上各个关节处游走，口中念念有词，一会儿，外公告诉来人：“村子有一个人，死于车祸；连续三天晚上到他坟前，给他烧些冥币；祈求他离开你丈夫。此外，用鸡蛋白调和马桶下面的白土，用毛巾包着，蒸热，敷在腰部，坚持一周，即可病愈。”前面的办法，现在很多人看来，或许是迷信一类，但是，后面开出的热敷的药方，我曾经请教过众多老中医，都说是民间土方子。

村里有年长者常讲，外公年轻时候，曾经用稻草绳系腰，焚香念咒一番，即可身轻如燕，从月牙形池塘上飘然而过，脚尖点水却不湿鞋。姑妄言之，姑妄听之，没有亲见，一直存疑。1975年，小村整体搬迁到十五公里外的湖区，唯独我们家留在小村西边的孙家大湾，成为孙家大湾唯一的异姓人家。1976年的春夏之交，外公突然一人独自将房顶的瓦，全部清捡整理一遍，花了足足三天的时间。清捡累了，外公会独立房顶，向远处眺望。我们家对门的长辈孙凤鸣，问了他三次：“秀清大哥，你一个人站在房顶，干什么，小心啊，别掉下来了。”外公回答：“我在看路。”三天之中，所有人见到他莫名站在房顶眺望，都会问同样的问题，外公的回答都是：“我在看路！”几乎所有的人都一头雾水，看什么路呢？地上的大路小路，有路没路，很清楚啊！房顶的瓦清捡整理完了，外公晚上先给母亲交代，将来把他安葬在某处。然后，召集我们几个外孙，讲沉香劈山救母的故事，告诫我们要孝顺父母，要兄弟团结。第二天中午放学回家，才知道外公永远离开我们了。看着躺在门板上的外公，那么安详，仿佛只是睡着了。儿时，我因内心倔强很少在人面前哭泣，但这一次却嚎啕大哭，我知道，给我讲评话小说的人走了，每天陪伴我的人走了，世界上那个最疼我、最宠我、最爱我的人永远走了。读《悲喜交集——弘一法师自述》，很敬佩弘一法师的道行，居然能够预知自己的大限；外公居然也有如此道行，可以预知生死；而他生前，从不炫耀。

六、母爱似海

母亲是缝纫师，不会做农活；大集体时代，母亲就靠缝纫手艺，到附近村子里给人做衣服，换工分——那时候成年男子做农活一天记10分，妇女则记7分，也有一类妇女干活不让须眉，号称铁娘子的一天也挣10分，我们村里就一位名叫火玫的大嫂，程桂松的夫人，据说每天能挣10分。儿时的记忆里，母亲皮肤白皙，身材微胖。六岁以前的我，经常生病，很多时候是母亲背着我四处求医，在母亲背上我常常听到母亲沉重的喘息声，感受到慈母对病儿的期待和执着。其实，如果不是母亲的坚持，或许没有今天的我。母亲曾经跟一个做缝纫的同事，聊起我，那人说我曾经病的差点不行，想不到现在身体不错，气色也很好。母亲告诉同事，两岁的时候，给我看中医，附近最有名的老中医程二先生非常郑重地告诉母亲：“这个孩子病成这样子，双目依然乌黑有神，应该有出息，不要放弃。”或许直至今日，我离母亲的期待，离那位早已百年谢世的程二老先生的预期，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儿时偷听的这段谈话，也让我倍加珍惜此生，让我从不放弃追求，让我每次蹉跌都能更加坚强且奔向新的目标。平庸从来不是我的选择，母爱如海，只争朝夕！

母亲在服装厂倒闭之后，经常起早摸黑外出换工分，儿时，聆听教诲的机会不多。有一次，房梁上掉下一条小蛇——农村常有这样的事情，姐姐和弟弟都吓得乱叫，我拿起一条竹竿，准备将小蛇打死，适逢母亲见到，她坚决制止了。接过我的竹竿，将小蛇挑起来，送出家门很远的地方放生了。我问母亲，为何不让我打死那条小蛇；母亲说以后会告诉我。年龄稍长，上小学了，母亲找我单独谈过一次话。她告诉我有一夜狂风暴雨，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一条黑色的巨蟒，来到我们家。母亲当晚大约五更天惊醒，恰好暴雨刚停，我则来到了这个世界——小村的人都觉得奇怪，时值隆冬，为何一夜暴雨？母亲告诉我：我儿这辈子，不能打蛇，不能吃蛇。谈完了，还要反复问我，听懂了没有，记住了没有。我没听懂了，但记住了，也坚持了，数十年从未违背母亲的教诲。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辞去武汉的高潮中学校长职务，加入岭南民办教育拓荒者行列，初来广州，听到一句描写广东饮食文化的口头禅：“有翅膀的，除了飞机，全都吃；有腿的，除了桌子板凳，全都吃。”吃了一惊，吓了一跳，以为是夸张，久了，才知道基本属实。但是，我始终遵从母亲的教诲，从不吃蛇。十多年前，好友交流到花都区任副区长，他盛情邀请我和几个朋友，到花都吃饭，说好吃农家菜，结果是全蛇宴。我坚决不吃，他不得其解，颇为尴尬。他哪里知道我心中的秘密。

在广州市教育局工作期间，朋友们相约到江门参访古村落遗址文化。当天晚上，吃的普通粤菜，上汤了，或许是旅途劳累与饥渴，朋友们马上用汤匙喝汤了，我喝汤没那么文雅，习惯拿起碗喝汤，非常奇怪，我拿起碗的那一刹那，身体仿佛凝固了，觉得那碗汤有千斤重，停在胸前，有武术功底的我，居然不能举起一碗汤。我突然意思到这汤有问题，于是马上问朋友：“什么汤？”朋友回答：“蛇汤。”我将凝固在眼前的汤碗往下放在桌上，告诉服务员：“我不喝汤，请帮我收回，谢谢！”这种独特的生命体验，如果不是自己亲身经历，简直难以置信！

七、刻骨铭心的饮食记忆

儿时体弱多病，很需要补充高蛋白质，尤其需要吃肉类食品，但是，猪肉都是奢侈品，除非春节，几乎不可能吃到肉，有钱也买不到。我家隔壁的王屠夫，经常在下午三四点钟，挑着似乎完全空的箩筐回村子，其实我知道，箩筐底下是藏着猪骨头的，所以，傍晚时分他们家的大门紧闭。但是，全村子都飘着诱人的猪肉香味，那种味道，对于体弱多病的我来说，是何等的诱惑啊！

鸡鸭如何呢？儿时很高兴看到鸡或者鸭，扭着头走路，那是鸡瘟或者鸭瘟之状，外婆发现了，知道不妙，决不能等鸡鸭死了，必须马上杀掉，把血放干净，然后用小麦酱加上辣椒，干烧许久，又香又辣，十分好吃，至今忘不了瘟鸡瘟鸭用小麦酱和辣椒干烧的味道，此后数十年再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鸡或者鸭了。说起来好笑，儿时外婆干烧的那可是禽流感的鸡鸭，现在的人，谁敢吃？儿时，居然是我的口福，是最令人回味的美食，是终身难忘的绝世佳肴。

吃鱼头的嗜好居然也源于童年的饮食习惯。小村鱼塘很多，重大节假日，村里习惯网鱼上来分享。可是，很多时候，鱼是按劳动力数量来分配的——有时候一部分按劳动力数量份，另一部分按人口分，我们家虽然人口很多，但是能够算上劳动力数量的只有外公一个标准10分劳力，母亲是7分劳力；非劳动力的人口计算标准较低。春节分配池鱼，我们家平均数量恐怕是最少的，加上外婆还要安排差不多一半的分量支援住在江南岸的小姨家。我们自己能吃到的鱼，自然很少很少！

那个年代，湖北人吃鱼不吃鱼头，劳动力多的人家，多把鱼头、剔肉后的鱼骨都扔在水塘边上。外婆就将这些人家不要鱼头、鱼骨架捡回家，用白萝卜煮着给我们吃，加上辣椒，味道鲜美无比。一年四季，只要有池鱼分享，我们家就能吃到美味的鱼头或鱼骨架煮萝卜；家家户户都不要鱼头、鱼骨架，我们家全要；姐姐、弟弟们并不喜欢吃鱼头、鱼骨架，但却是外公和我的至爱食品，通常是饭吃完了很久，祖孙俩还在埋头慢慢享受鱼头或鱼骨架的美味。随着医学的发达，后来人们才注意到，鱼头有益于大脑，鱼骨架有利于补钙，我儿时体弱多病，后来身体逐步强壮，应该跟我长期大量吃鱼骨头煮萝卜有关。我后来读书，表现出较强的记忆力，也应该与小村生活中常年能吃到美味的鱼头有关系，对此，我深信不疑。想不到，小村乡亲们不吃鱼头、鱼骨的习惯，有意无意成全了我身体的发育和大脑的相对发达；与其说是天意，不如说是亲情和乡亲；对小村，我充满眷恋！对小村的人们，我充满的感激！

我数十年不吃甲鱼，也源于童年的记忆。外婆做饭手艺一般，瘟鸡瘟鸭做的味道最好，其次就是鱼头、鱼骨煮萝卜，其余的菜很难说有什么味觉上的记忆。在那个连食用油都以两为单位精打细算的岁月，节日才可以吃到鱼头、鱼骨，春节才可以吃到一点猪肉，平时改善生活，就靠我钓鱼了。一根竹竿，一条丝线，一个鱼钩，几条蚯蚓，不用浮子，直接将鱼钩摔入水中，刁子鱼就来抢钩，往往不到两小时，可以钓到一串刁子鱼；所以，每周都能吃到这种小鱼。碰到周日，我会拿带浮子的鱼钩，钓鲫鱼和青鱼，很多次却能钓到甲鱼，很肥很大。说也奇怪，原本没有打算钓甲鱼，可是有两到三年的时间，几乎每次去钓鱼，都能钓到甲鱼。令我一直心存惊骇的是：甲鱼每次都似乎是主动来上钩的。当我聚精会神看着水中浮子的时候，远处的水面往往会浮出甲鱼的脑袋，三次浮现，然后就上了我的鱼钩。因此，大约两到三年的日子，我常常能吃到家乡人认为，温补效果最佳的野生甲鱼。也就是这两三年，我的身体明显强壮了。更令我不安的是，自从医院复检我已病愈，我再也钓不到甲鱼了，再也不会有甲鱼在我钓鱼的时光，主动来咬钩了。而且，同村的朋友，除了我，谁也没有钓到甲鱼。我虽驽钝，但是，初中时突然潜意识到，身体突然好转，冥冥之中，有上苍的眷顾和怜爱！当意识到这一点，我暗暗发誓：此生再也不吃甲鱼了。数十年从未破例，保持了对甲鱼敬惜和感激！当然，我也更加珍惜自己，珍惜每一天，时常吟诵元代王冕的“不要人夸颜色好，要留清气满乾坤”的诗句自励。我之很怕来访者没事却闲聊不走，我之从来不主动谋求请谁吃饭，我之不轻易答应别人一起吃饭喝茶，不是瞧不起朋友，更不是孤傲，而是源于对生命的尊重和对时光的珍惜！我深深地知道，生命每一分钟都不可逆，只争朝夕！

八、不吃人的老虎

小村最北头是程启胜的家。据说因为常常在驱赶偷枣的孩子们的时候，发出老虎一样的叫声，所以，孩子们戏称他为“老虎爷爷”，甚至索性简称“老虎”；他的太太姓朱，村里人都叫她朱大婶娘。他们家背后是小山坡，茂密的小树林，正好拱卫房屋的安全，正对面是令人流连忘返的月牙形池塘，池塘边上是垂柳，隔几步之遥，房子正门外，有一株参天的枣树，就一株，但是有很多旁支——这在枣树中很少见，每年要结几箩筐的枣子。朱大婶娘很在意，很珍惜这些枣子，布置给她丈夫的重任，就是看好枣树，不能让孩子们偷吃。

每年春夏之际，枣子从青到黄，从黄到红，需要大约一两个月时间——这就是“老虎”树下护枣和孩子们偷枣斗智斗勇的美好时光。夜晚，很多小朋友不出门；清早开始，“老虎”就拿一把躺椅，泡一壶花红叶子茶，坐在树下守着，偷枣没门；下午，“老虎”依然如是，也没有机会下手。唯一的机会，就是“老虎”中午有午休习惯。每天中午，在躺椅上一定会睡着，鼾声如雷，数百米外都能听得清楚。此时不偷，更待何时。儿时的朋友，蹑手蹑脚，分工合作，偷枣子。一种偷法，是悄悄爬上树，虽然有枣刺，居然不怕，偷了一小筐，飞奔而去，到野外分而食之，至今，我依然觉得，那偷来的枣是世间最好吃的枣。另外一种偷法，老虎躺椅靠近树根，根本不可能爬上树去摘枣子，于是伙伴们分工：我负责坐在“老虎”对面，万一他醒了，及时提醒大家“撤退”，免得被老虎揍屁股；一个高个子的同伴，负责倒持大斗笠在“老虎”的头顶，避免落下的枣子，打在“老虎”的光头上，咣当一声，“老虎”醒了，枣子吃不成了；其余的或用竹竿，轻轻敲打枣子，或轻手轻脚捡起被打落在上的枣子，用草帽装好；等到差不多了——也就是每个人能够分吃十颗八颗的时候吧，我就打手势，于是大家悄无声息撤离到偏远的树荫下，分享世间最美味的枣子。

第二种偷法，我负责看着熟睡的“老虎”，表面上看是最危险的岗位；其实，是最安全岗位。因为说不清多少次了，在伙伴们用竹竿打枣子的时候，老虎爷爷的鼾声偶尔会间歇停一会，睁开眼睛，看我一眼，然后又睡了，鼾声又起来了。我第一次看到他睁开眼的那一刹那，我吓傻了，因为传说中的“老虎”必然有可怕之处，正当我定神准备呼喊同伴们快跑的时候，只见“老虎”慈祥地继续睡觉。我们偷枣的时候，树下，躺椅上的“老虎”，到底醒了多少次，我也记不清，但是，大约是第三次醒来，看我一眼，再睡去，嘴角露出了慈爱的微笑。儿时的我，好长时间不懂，为什么老虎爷爷，明明醒了，明明发现我们在集体打劫他们家的枣子，为何又能微笑着酣然睡去呢？

有一天，我们全神贯注的乘“老虎”午休的机会，几乎是无所忌惮地偷枣子的时候，朱大婶娘突然出现了，孩子正在偷枣，而他的丈夫程启胜却依然酣睡，勃然大怒，一声大吼，真把“老虎”吓醒了。老虎爷爷于是拿了扫把，睡眼朦胧地追打我们，他的扫把始终离我的脚后跟大约十厘米，似乎从来都没有打在我的脚后跟，或者身上——我终于明白了，老虎爷爷其实只是假装生气的样子，内心非常慈爱。我也终于明白了，老虎爷爷每次醒来，是真的醒了，只是在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他以这种明知故睡的方式看护枣子，对太太朱大婶娘有个交代，对一群营养不丰富的孩子也有一点照顾。当我发现这个秘密的时候，我没有明白告诉伙伴们，只是每次偷枣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不能太久，不能太多，每个小伙伴能吃个五颗八颗就够了。老虎爷爷和孩子们如此默契地护枣和偷枣——算是小村独特的风景；而朱大婶娘每年也都会给11户人家送大约半斤成熟的红枣。唉，这就是孩子们心目中的老虎爷爷和她的夫人！

很多年以后，我重返小村遗址，拜祭外公外婆，无意中听母亲说，朱大婶娘走了；我长叹一声：好人啊！又过了几年，我清明节会小村拜祭，又听说程启胜老人也走了。我辗转打听到程启胜老人的墓地，一边烧冥币，一边回味老虎爷爷生前慈祥的微笑，尤其是偷枣子时，他醒来看我一眼，那眼神，那神态，让我读懂他内心的柔软与慈爱！在老虎爷爷的墓前，想着他的枣，想着他的笑，想着他的好，我无限眷恋，也不胜悲戚，潸然泪下！

九、舅舅是假的感情是真的

由于我跟随外公长大，村里与母亲同辈的男性，称呼我母亲为月英姐，在我面前，自然就可以以舅父自居。时间久了，连罗姓和王姓的长辈，也往往搭顺风车，在我面前以舅父自居。偶尔，碰到外面来人，向他们问起我这个大脑袋、大眼睛的小孩的时候，他们会很自豪地说：“这是我外甥！亚先生的大儿子。”大概当地的风俗，舅父在外甥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所以，他们都乐意以舅父自居。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自然也少不了得到“舅父们”的照顾。

我上小学三年级，那是小村生活的最后一年。夏季十分炎热，清早起来，到毕铺中心小学上学，正好外公也想乘着天凉挑一担稻谷到米场去加工。亲眼看到，我才知道，一百多斤的稻谷，对于有哮喘病的外公来说，一两公里的路程该是多么遥远，多么艰难啊！每走一步，外公都哼着，简直是一种痛苦的呻吟；我的天啊，为何不能让我快快长大呢？我原本可以很快走到学校的，看着外公如此艰难的负重踽踽而行，我不能独自去，不能，不可以。我于是陪着外公，走走停停，停停歇歇。正当我十分难受，十分愧疚不能帮助外公的时候，我的身旁一阵风似的走过一个人，他就是经常叫我外甥的程桂松舅舅，部队复员回小村务农，虽然有些盘腿，但是依然健步如飞，冲到外公跟前，一把接过一百多斤的担子，飞快走向毕铺街的轧米厂。我和外公几乎是小跑一样，跟随在后面。我的内心，对桂松舅舅充满了感激，成年以后，每次见到负重的老者，我必定出手相助，这里真的有桂松舅舅榜样的力量。数十年来，我对于军人的真诚敬意，显然源于儿时的记忆！我担任工委书记期间，经常要慰问退伍老兵，每逢看望重病困窘的援朝、援越老兵，家具的陈旧，生活的清苦，经济的拮据，往往潸然泪下，很多时候，除了正常慰问金之外，自己也倾囊相助；同事或许不解，但是，说到底还是源于对桂松舅舅的敬仰！虽然，他只是一个在普通不过的复员军人。

桂松舅舅的弟弟叫金松，说话有些结巴，但是人很好，在我面前也常以舅舅自居。有一年分池鱼，生产队长程启高，拧着一条大约十斤重的胖头鱼，拿金松舅舅开玩笑：“金松啊，只要你不结巴，直接说出‘胖头鱼’三个字，这条鱼就是你的了。”我以为金松舅舅肯定拿不到这条鱼，因为按照他平时的结巴习惯，一定会说成：“胖……胖……胖……胖头鱼。”可是，金松舅舅很聪明，他起先口中念念有词，但是没有声音，最后“胖头鱼”三个字说出口时，却非常连贯，丝毫没有结巴。队长只好认栽，十多斤重的胖头鱼归了金松舅舅。我在金松舅舅附近，其实，我是能偷听得到他没有说出声的那几个“胖……胖……胖……”字，只是此时此刻，我肯定选择支持我的舅舅——虽然明知道是假舅舅。

金松兼村里的出纳。儿时，我见过外公自己买烟丝，卷烟抽，很便宜，也很有型。尤其是，夜半三更上茅房，点上一支烟，边抽边走，似乎可以壮胆。我小时候也很调皮，偶尔学着外公抽烟，但是，只是用白纸，卷上棉花叶子，点燃学一学外公抽烟的样子，真抽烟，倒是不敢。金松舅舅时常能抽好烟，我见过的牌子，大约有游泳牌、圆球牌、黄金叶牌等，他时不时会给外公递上一支两支名牌香烟，外公也从不拒绝。但是，往往在接过烟的时候，会盯着金松的双眼看，金松舅舅目光游移，不敢对视。我当时，的确看不懂外公和金松舅舅如此对望有什么玄机。

不久的一个晚上，我正在梦乡，突然听到一声凄厉的叫声：啊——划破小村夜晚的宁静，很吓人，我躲在被窝里，不敢动；这个声音很熟悉，是金松舅舅的叫声，这是确信无疑的。似乎外公也听到了这种非同寻常的叫声，外公没有起来，也没有说什么，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这样的叫声，再往后的日子，几乎每天晚上半夜子时都出现。我隐约觉得金松舅舅在通过这叫声，在缓解一种压抑，在解脱一种忧郁，在释放一种愤怒。又一个周六的晚上，叫声将我们祖孙都惊醒了，我忍不住问外公，为何金松舅舅深更半夜这么叫。外公颇为伤感地说：“唉，怕是要出事了。”一天以后，才知道金松舅舅喝农药自杀了。为尊者讳，自杀的理由，我从来不肯对外人谈起。成年以后，儿时的玩伴相聚，时常会问我，是否知道当年金松舅舅自杀的理由。我只能说，不知道。舅舅虽然是假的，但是感情确是真的。每次回小村，总想拜祭这位说话结巴，心地善良的舅舅。但是，我不知道他埋葬在何处：按照当地的风俗，死于非命者，不能和寿终正寝者安葬在一起。

十、难忘的两位女性

小村最南端的一家，五分之四做了仓库，五分之一留给了原屋主——国民党少将副师长程哲先生的遗孀程婆婆居住。程婆婆是偏房，很年轻时就被程哲先生安置在这个小村，后来程哲先生随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程婆婆就在这个小村安度余生。儿时的记忆里，程婆婆差不多是跟外公、外婆一样的年龄，与程哲先生没有骨肉，抱养了一个女儿。程婆婆出生大户，知书达理，颇通文墨，书法也很漂亮。

程婆婆年届六旬，但是皮肤白皙，举止文雅，举手投足，透露出知识女性的魅力。记忆中的程婆婆，就像我成年以后，见到的上海的于漪老师，年届七旬，却风采依旧，光彩照人。也像我见到的南开大学的叶嘉莹教授一样，人虽然老了，但是精神不老，一种知识女性的韵味仍在。——我在任区教育局长期间，时常说：“读书是男人最好的帅气，也是女人最好的美容和护肤；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一主张，也似乎有儿时程婆婆的影响。

我跟程婆婆亲近的原因，是因为她善于治疗跌打损伤。每次在外面崴了脚，或者伤了胳膊，找到她，她都会用白酒涂抹，然后轻轻揉捏，再用热毛巾热敷，很快就能下地走路了，一般这种轻度扭伤都不过夜，第二天就可以健步如飞或挥臂自如。程婆婆一边揉捏，一边告诉我，不能用力过猛，而且必须高度白酒反复涂抹，活血祛瘀，热敷也颇有讲究，必须是从受伤到她哪里治疗有五小时以上，才能热敷，否则只是涂上白酒轻轻揉捏。这种治疗方法，是否有道理，我也讲不清，我能讲清楚的是，每次我受伤了，她都能帮我治好，没有一次例外。

程婆婆是裹小脚的，行动颇为不方便，偶尔水缸里没有水，我会用小水桶帮她加注一些，注满很困难，因为力气不够。更多的时候，是小村里的成年男子，我叫舅舅的那些人帮她把水缸注满。虽然无儿女，但是小村淳朴的民风，让她能够安享晚年，也算是一种造化。

程婆婆的养女嫁出去之后，小村来了一个下放知识青年，名字叫做程汉湘——比我大十岁左右，儿时的伙伴，无论什么辈分，都叫她汉湘姐。据说，汉湘姐的父亲，是我外公同辈的人，年轻时候逃荒离开村子，后来在武汉当了工人；汉湘姐搭上了知识青年下放的“末班车”，来到了她父亲的出生地施程家湾“劳动改造”——向贫下中农学习。小村几个主要头目，怜惜汉湘姐完全不会农活，就让她管小村的财务，住在仓库隔壁的程婆婆家。倒是有点像母女，相依为命。

汉湘姐高中二年级下放的，正值青春年华，历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非常丰富，说话谈吐，温婉优雅，是我儿时见过的最美的女性。汉湘姐也常常给我讲故事，我是她最忠实的听众；她声音特别甜美，她讲武汉话，居然不带一个脏字，与我后来听到的其他人口中脏字连篇的武汉话完全不是一回事。外公讲给我的故事，大多是元明清以来的评话作品，而汉湘姐讲给我的故事却是发生在当代中国。她讲过叶飞三下江南，讲过梅花案，讲过很多后来都被证实了真实性的历史事件。她讲得最多的是心理学的故事，侦破类的故事，她讲一个公安局长杀死妻子的案子，居然是一个懂得心理学的刑侦人员侦破的。汉湘姐口中的故事一环扣一环，惊心动魄，扣人心弦，每讲到关键处，仿佛说书人一样：今天讲到这里，明天再见。第二天，吃饭的时候，又端着饭碗，往程婆婆和汉湘姐的小屋跑，一边吃饭，一边听故事。后来在电视中，听什么鞠萍姐姐讲故事之类，说实在话，比汉湘姐相差太远。也许很多人一定会问我，为什么我会坚持认为汉湘姐的故事，比电视上任何故事姐姐讲得更好，那是因为电视节目太多矫揉造作，太多无病呻吟，太多虚情假意，太多自作多情，太多无端的设问和假设，小朋友爱听才怪。而汉湘姐的故事，是那么真诚，是那么真实，是那么自然，没有任何做作的痕迹，没有任何矫情的色彩。

记不得汉湘姐是什么时候离开小村的，总之，是突然回城里了；给小村的孩子们留下无尽的怅惘和思念。据说，恢复高考之后，考上了湖北医学院;也听说，后来成家了，儿女双全，非常幸福！汉湘姐的不辞而别，对于我来说，永远是一种无言的惆怅！数十年来，心里总有一个默默的祝福，愿汉湘姐过得幸福！——如果尚健在，应该六十多岁了吧！应该是像于漪老师和叶嘉莹教授差不多的神采吧！

十一、乡里娃进城了

今天的人们，通过各种咨询或媒体，见过大军进城——比如解放军进驻上海秋毫无犯，见过农民进城——如《程焕生上城》中赵本山的演绎，读过刘姥姥进大观园——通过刘姥姥的眼光，洞察一个时代的没落；但是，绝对没有人知道小村的孩子——我当年初次进城的故事——当然，那个带我进城的人除外。

一九七三年的暑期，外公堂弟的长子，我叫他黑皮舅舅——真实的名字不知道，受他父亲的委托，来我们家探亲，拜望外公外婆。盛夏时节，颇为炎热，除非是听外公讲评话，听汉湘姐讲故事，否则，我还是穿着短裤，在田野中奔跑，在池塘边戏水，在菜地里分享蔬果，在竹林里捉迷藏，热爱和拥抱自然应该还是我的天性。当我穿着短裤，一身油汗跑回家的时候，外公外婆和母亲都给我介绍家里的来客：黑皮舅舅。不知何故，与黑皮舅舅颇为投缘，大有相见恨晚的黏糊。中午饭以后，他就鼓动我去城里玩。对于我这样一个经常在村子北边看风景，欣赏过客的小村孩子，那当然是天大的好事，太想了解外面的世界了。

外公外婆极力劝阻，认为现在太小，去城里不安全；母亲则认为，我已经读书了，这一去如果没有人去接，会耽误功课。而我却坚持要去。三个人反对，一个人坚决，黑皮舅舅沉默，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等到黑皮舅舅走了五分钟以后，突然告诉外公，我追黑皮舅舅去了。说完，象箭一样冲出去，在村子北边打谷场，追上了黑皮舅舅，穿着短裤，光着脚，赤着上身的侄外甥，就这模样追随堂舅舅，“咣当咣当”进城了——因为我穿着短裤，光着脚丫子，赤裸着上身，岂不是农村俗话说的“穷的叮当响”吗？

从黄冈新洲的小村到武汉南武机场附近傅家咀村的途中，我经历了很多的人生第一次。在毕铺街的公路上，我第一次乘坐公共汽车！在阳逻的码头上，我第一次乘坐轮船！在汉口码头到武昌南湖，我第一次乘坐那种加长的公共汽车！在武昌大东门外，我第一次到服装店，黑皮舅舅帮我挑选了三套儿童装！在等候转车的间隙，我第一次吃到了冰棒——应该没有五羊雪糕那么好吃，只是将糖水冰冻成块，供人们防暑降温而已！到了南湖，我第一次见到了堂外公和堂外婆！当然，我还第一次见到了我的大伯母，我外公的养女，我母亲的姐姐程连英和大姨丈陶发世，他们居然和黑背舅舅一家住在南湖傅家咀同一个村子！我第一次见到了我没有血缘关系的表姐陶秋蓉、表哥陶艳明、表弟陶红明。

由于黑皮舅舅家里人口众多，第一天晚上我就被安置在大伯母家里住下，与表弟陶红明住在同一间房。当晚很累，很早就睡熟了。第二天，太阳按时出来了，依然是那么炎热，我穿上新衣服，跟随黑皮舅舅，兑现他对外公的承诺：每时每刻都照顾好我！好在他那时没有结婚，光棍一条，否则不敢承诺，承诺了也兑现不了。黑皮舅舅是手扶拖拉机的司机，黑皮舅舅用塑料壶装了一壶水，在手扶拖拉机的后面铺上一条麻袋，舅甥二人就这么在当空烈焰中，依靠手扶拖拉机“游走”在具有火炉之称的武汉市区，舅舅办些什么事，我不清楚，我的任务是跟随他，逛武汉。刚刚走出村子，我站在拖拉机的麻袋上，吹着盛夏的晨风，好不惬意！坐手扶拖拉机逛大武汉，现在说起来，人家只能当笑话；1973年，我，一个小村的孩子，第一次出远门，能够坐手扶拖拉机逛武汉。回去了至少可以在同伴和同学面前，骄傲几个年头，讲述几个年头！

这一天，我第一次吃到了武汉最著名的早点——热干面、豆皮！第一次看到了武汉长江大桥，我非常吃惊，长江上居然可以通火车！第一次看到了汉江，亲眼见证了汉水与江水的差别！临近中午，情况似乎不妙！我时常觉得热浪袭人，大汗淋漓，有一种要虚脱的感觉！黑皮舅舅的座位有凉棚，而我坐在拖斗里，除了麻袋，没有任何能遮住太阳的工具。于是，我只好把麻袋顶在头上，可是脚站在车斗里仿佛站在熨斗上——很多人看过烤猪手，却没有人看过像我这样窝囊的烤人脚的吧，黑皮舅舅粗心，舍得给我买三套衣服，却忘了给我买一双鞋子。我只好一手扶着车前的凉棚——凉棚只遮前面的舅舅，不能遮后面的外甥——一手顶着麻袋，一会儿左脚落地，金鸡独立逛武汉，一会儿又换右脚落地，金鸡独立见世面。

因为怕给黑皮舅舅添麻烦，不好意思告诉他我的窘境。但是，不让黑皮舅舅知道我真实的困境，那是不行的，我甚至可能被晒坏。终于，黑皮舅舅要上厕所，我故意一手扶车，一手举麻袋遮太阳，一脚独立，让他看看外甥金鸡独立的英雄形象。黑皮舅舅聪明，一眼看出端倪，责怪我，有什么想法为什么不说出来，男人大丈夫的有什么不好说的？但是，那时候，却买不到雨伞，只能在洗手间附近，捡几张破报纸，做了一个纸帽子，戴在我头上，继续在烤炉似的武汉市区游逛。

那天下午，武汉市民可以看到，一个小孩子，头上带着一个旧报纸制作的太阳帽，脚下踩在麻袋，手里还拿着一张报纸遮身的小孩子，兴奋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城市和陌生的人群！其实，我在看城市，看城里人的时候，城里人却把我当稀奇看，我能懂他们的眼神！很多年以后，看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发现郭敬、黄蓉也用麻袋做衣服，穿着走街串巷，我觉得这打扮太熟悉了！《射雕英雄传》还有一个细节，周伯通居然可以在箩筐上挖两个孔当帽子戴在头上，通过小孔看世界；想不到我随黑皮舅舅逛武汉的时候，有一次就戴上箩筐，站在麻袋上，透过箩筐的缝隙看大街，看小巷，看东湖，看南湖，看一群又一群陌生的武汉人！

记得到傅家咀的第三天夜晚，我和黑皮舅舅、秋蓉表姐、艳明表兄、红明表弟，背着竹床到屋外乘凉。因为靠近南湖机场，我第一次看到了夜间飞行的飞机，灯光闪烁，非常兴奋，竟然不由自主的朝着飞机飞行的方向追去，一边追一边高声喊：“飞机——飞机——飞机，有灯——有灯——有灯——。”想不到这纯乎自然，近乎疯狂的举动，被秋蓉表姐嘲笑几十年，就算现在我俩见面，她依然会旧事重提，讲述乡里娃夜间见到飞机那种兴奋与失态！在傅家咀的日子，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黑皮舅舅不出车，大人们都去干活去了，我就与红明表弟待在家里。中午没有饭吃，很饿，起初我们想办法去“偷”蔬果吃，有时候天气太热，就在家里找东西吃，能吃的吃完了，就拿着板凳，踮起脚跟，到猪油罐里捞猪油渣吃——那味道吃过的人未必记得，偷吃才会终身难忘！

一个半月以后，我随着大伯母省亲，回到了外公外婆的身边，我回到了十二户人家的小村。就这一个半月，我有一种分明的感觉：城市再大，不如小村好！用外公的话说，去武汉的时候，我是一个白净净的孩子，回来的时候却比氟碳还黑！但是，毫无疑问，我却成为小村唯一去过武汉大城市的孩子，甚至是整个乡里唯一基本走遍武汉三镇的孩子，也自然成了同学眼中有见识的孩子！

1972年，我刚走进小学的时候，复式班的李秋明老师问我的理想是什么？我斩钉截铁回答：“板车车夫！”李老师又问：“为什么？”我说：“外公养育我，太苦太累；我想当板车车夫，赚钱养外公！”我的理想虽然出于伦理的倾向，但是，根本上讲，那时候，我从未真正走出过这个小村，我见过的最高等的职业，就是村子北头小马路上的板车车夫；我的理想不当板车车夫，难道是养牛养猪？如今，刚刚在手扶拖拉机上，游历武汉三镇的我，如果秋明老师再问我的理想，我会让她大吃一惊：“火车司机！”黑舅舅的手扶拖拉机都看不上了。我当老师，当校长，当教育局长，有一个重要理念：眼界决定境界。我主张校长要经常外出看看西方的教育，教师要经常出去看看外省的教育，学生要经常走出国门去看看地球村的各种精彩！这个理念的源头，就在儿时滑稽的武汉一月游！

十二、油纸伞下的小儿郎

外公的评话小说，父母的谆谆教诲，汉湘姐讲的故事，或许已经塑造了一个爱读书的孩子！而报答外公养育深恩，反哺小村长者的深情，似乎促成了我数十年读书不辍的生命状态！在施程家湾到孙家大湾的教学点的路上，经常走着一个看书的孩子，那就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我！在施程家湾到毕铺中心小学的数公里的路上，经常走着一个看书、读书、背书的孩子，那就是小学中高年级的我！读书成为我的乐趣，读书成为我的嗜好，读书成为我的生活，读书成为我一生的生命常态，而起点却在小村！

小村的岁月，下雨天，人们经常见到有一把油纸伞，缓缓移动在施程家湾到毕铺中心小学的路上。油纸伞下，没有丁香一样结着幽怨的姑娘，却有一个为报深恩而勤奋读书的小儿郎——这不是小说，不是诗歌，而是真实的我，小村岁月的我！

我对小村的回望，一如人类对童年时期的追怀！人类每次在面临无法克服的困境的时候，都会深情回望人类童年时期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等先哲的智慧，寻找和重新凝聚前行的智慧和勇气！每当人生需要和可以小憩的时候，我都会深情回望小村！小村对我影响有多深，有多远，我不知道！小村是我伦理情怀的源头，小村是我人格基因的起点，小村是我人生理想的出发地！小村，不仅是我的记忆！小村的人，小村的事，小村的山，小村的水，小村的树，小村的风，小村的情，已经进入了我的灵魂，融入了我的生命！小村给我一双明亮的眼睛，我只能用他来追求光明！每次回望小村，都使我更加坚定，更加执着地坚守本性，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作者：柳恩铭 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