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这辈子最有意义的日子”—— 一个上海医学生半世纪前在大西北的峥嵘岁月

我是在1964年考进上海第一医学院的，在医学院基础部正正规规地读了两年书，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后，上海第一医学院真正开始复课了，对在校的1969、1970、1971三届学生，相关教研室的老师给我们简单的讲授了一些我们还没有学过的，与疾病密切相关的医学基础知识后，我们就被分配到上医的各个附属医院，见习和实习。

终于熬到毕业了，1970年8月，国家对在校的1969、1970和1971三届大学生一起进行毕业分配。分配方向是“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工厂。我清楚地记得，公布分配方案的那一天，同学们带着中国分省地图册，早早地来到了教室，当工宣队师傅宣读分配方案时，大家一边竖起耳朵听着，一边翻开地图册寻找。开始宣布的是边远省份的地区，例如新疆的阿克苏地区，青海的玉树藏族自治州，都是一些以前没有听到过的地名，翻开地图都不知道往哪儿去找，绝大多数的同学被分配到大西南和大西北的边疆农村这些“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我和同班的王瑞法、吴文溪同学被分配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这是当年分配最差的地方了，我很快就办好了离校手续，将户口转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到财务科领了50块钱的派遣费，离开了学校，离开了上海。在宣布分配方案之时，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七零届二班，我们这样一个曾经在一起朝夕相处六年的、有五十多位同学的班级就散了，虽然同学们还依依不舍，但不得不各奔东西。将近50年了，我和同班的许多同学再也没有见过面。

走马甘南草原 奔兰州

1970年8月21日，我从南京登上了上海到新疆乌鲁木齐的火车，和先前约好的在上海乘上这列火车的，也是被分到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同班同学王瑞法、吴文溪汇合，到安徽蚌埠，我们同班的梅宝珊同学也登上了这列火车，和我们会师，赶去兰州部队报到。火车一路西行，越走越荒凉，过了西安，窗外只见光秃秃的黄土山。8月22日下午，火车从上海行使了36小时后到达了甘肃省省会兰州市，下火车后，我们入住了位于市中心的“战斗饭店”，八月下旬的上海还是很炎热的，可兰州的夜晚已充满了凉意。

第二天一早，我们去长途汽车站买到甘南藏族自治州首府合作镇的车票，梅宝珊留在旅馆等单位来接他，买好车票我们回到旅馆，见他留下的一张纸条，他已经被部队派来的人接走了，他是分配到解放军部队，先到甘肃武山县的基层部队锻炼。

我们到战斗饭店的顶楼阳台，俯瞰兰州，并拍照留念，留在影集中的这两张照片的背面写着：“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三日摄于兰州战斗饭店五楼”。当年的兰州没有什么高楼大厦，四周都是光秃秃的贫瘠的黄山，后来我们又到兰州的街道看看，看到了黄河，黄河从城市中流过，正如它的名字那样，河中的水是黄的，又浑又黄。几天前我们还生活万里长江的入海口，现在我们来到黄土高原的黄河边。长江，黄河是千百年来哺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走马甘南草原 抵合作

八月二十四日清早，我们就赶到兰州长途汽车站，在车站第一次看见了穿着藏袍的藏族同胞。汽车开出兰州不久就到了七道梁，此处山大沟深，地势险要，崎岖的山路彎出七道弯，开车稍有不慎，车就可能翻入山沟。汽车进入临夏和甘南交界的清水后，山变绿了，窗外透入一阵阵的凉意。经过了整整一天的长途汽车的颠簸，我们在傍晚到达合作镇。

合作镇是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首府，实际上只是夏河县中的一个小镇，从汽车站出来一打问，连公共汽车都没有，我们只好扛着沉重的行李（主要是业务书籍）走了很长的一段路，一路上我们边走边看，在泥土飞扬的破旧的街上，不时的见到牲畜的粪便，商店都挂着藏汉文写的牌子，内地的百货公司这里叫“民族贸易公司”。合作海拔近3000公尺，我们初到，又拿着行李，走路时还有点气喘，只好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大街上可见很多穿着藏族服装的藏民，我们看着他们觉得很新奇，他们见我们这一身打扮，可能也觉得奇怪。好不容易才走到了指定我们入住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委招待所，登记入住。

第二天我们去报到，接待我们的干部很客气，他们说今年分配到甘肃省的大学毕业生都要先下乡，参加甘肃省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农宣队）锻炼一年再分配工作。农宣队在甘南有两个点，一个在夏河县，另一个在临潭县，夏河县是到藏民居住的牧区，有牛羊肉吃，临潭是汉民回民居住的农区，生活更加艰苦一些。人事局的干部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报到的比较早，现在两边都有名额，我们可以自己挑选去夏河还是临潭。和牧区相比，我们想农区的生活可能会习惯一点，三个老同学在一起也能够互相有个帮助，因此我们要求三个人都去临潭县。第二天我们再去人事局，昨天接待我们的干部告诉我们，组织已经同意我们三人去临潭县，当即给我们开了派遣证，到甘肃省农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临潭县分队报到。

走马甘南草原到临潭农宣队

在州委招待所住了两个晚上后，我们又乘长途汽车奔赴临潭。到了车站，找到了到临潭的班车，还得要自己从车子后面的扶梯爬到车顶，把行李包放在车顶上（兰州长途汽车站不必自己爬，有工作人员帮助乘客把行李放上去）。经过三四小时的颠簸，汽车到了临潭县的县城城关镇，下车后我们找到设在县革委会大院的临潭县农宣队报到。

分到临潭县农宣队的大学生来自五湖四海，有中国医科大学（即现在的协和医科大学），北京医学院，北京农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广播学院，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天津南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政法学院，兰州大学，兰州医学院，甘肃师范学院等大专院校，男同学占绝大多数，女生基本上是和男朋友一起分配来的，好几对已经结过婚了。

到农宣队报到的第二天，我们到财务办公室将旅差费结算报销了，同时领取了工资，我们是在八月下旬才报到的，按照规定发给我八月份半个月的工资，当时大学毕业生在兰州地区的基本工资是每个月52元，临潭县还有28％地区补贴，因此每月的工资为66元，领了半个月的工资33元，当时我已经24岁了，人生第一次领到工资，真的好激动，感觉自己能够自食其力了。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到邮局，给家里寄了20元，第一次有能力孝敬含辛茹苦养育我的父母，心里充满了高兴和激动。

我们几位同学约好，到县城去逛一逛，临潭县的县城叫城关镇，整个县城也就是一条小的街道，冷冷清清的，其规模还不如江南的一个小镇。虽然城关镇是在藏族自治州，但城里主要见到的是戴着小白帽的回民和汉民，很少见到藏民。城关镇已经通电了，但还没有自来水。街道上有商店，但是商店里的商品非常的少。街道上有银行，邮电局，县人民医院，照相馆，有一两家餐馆和清真餐馆。走过铁匠铺，一位铁匠正在给马钉掌，我们停下来看了一会，挺有趣的，所有的商店下午5点钟就打烊关门了。

在县里集中学习训练了大约一个星期，临潭县农宣队领导都来自兰州甘肃省属的单位，张指导员是十三级的高干，王队长来自十七冶，他们对我们这些新来的大学毕业生都很关心，通过集中学习训练，我对农宣队以及我们的工作有了最基本的了解，农宣队是由省级单位的干部，技术人员和我们刚刚分配来的大专院校的毕业生组成。

走马甘南草原到千家寨大队

在县农宣队集中学习结束后，我们这一批新来的大学生被分配到农宣队所在的长川公社和羊永公社的各个生产大队，我和我们上海第一医学院来的几位同学都被分到长川公社，我和吴文溪同学到千家寨大队，王瑞法到敏家嘴大队，张维权到扬森大队。因为甘南地处高寒地区，当地工作的拿工资的人员，国家每四年给配备一次所谓的“四大件”，即老羊皮大衣，大头的毛皮鞋子，羊毛毡和羊毛毯，因为农宣队是临时性的单位，所以不发给“四大件”，但我们可以向农宣队借羊皮大衣和大头鞋。我们下生产队的那天，千家寨大队农民拉着马车来接我和吴文溪，不像在内地见到的那种橡胶轮子的马车，这里的马车车身和车轮都是木头制作的，车身很小，但车轮相应的比较大，我们人和行李都在车上，刚刚出县城时，马车是在公路上行走，不久就拐进岔路，这种路是属于鲁迅先生笔下的“人走多了便成了路”的那种，听着那木头的车轮在高高低低的黄土地上发出的吱吱的刺耳的声音，仿佛时光倒退了几个世纪。马走得很慢，车辆颠簸，我们坐在马车上东摇西晃，我怕摔下来紧紧抓住车帮，一路翻山越岭，终于到达千家寨。

农宣队的组长宁长青和队员以及千家寨大队的领导班子的成员在大队部等候我们，然后把我和吴文溪安排住在一个贫下中农家，我们住的一间房子不大，几乎被一个大的土炕占满了，我们打开自己的行李，把薄薄的棉花胎铺在炕上，当年长川公社还没有通电，用煤油灯照明，房东将煤油灯的玻璃灯罩擦的很亮，当天的中饭就在房东家吃了，男主人陪着我们几位农宣队员分坐炕头的木炕桌周围，这是我有生第一次坐在炕上吃饭，炕桌上有一小碟压得很细碎的盐，女主人端上来一大盘刚蒸好还冒着热气的洋芋和两个青稞粉做成的饼，就又回到厨房去了。

午饭后宁长组长领着我吴文溪去熟悉一下千家寨大队，千家寨主要是一个城堡，城堡外面附近坡坡上下、高高低低散居着几家社员的住房，房屋都是薄薄的土墙、平顶。晚饭也是在房东家吃的，是豌豆面粉熬的面糊糊，晚饭后没事，回到房家里点燃了煤油灯，宁组长已经关照我们，农民家里点灯的煤油是定量供应的，因此我们就早早的吹灯上炕睡觉了。虽然天气还不算冷，房东已经把坑烧起来了，第一次睡在土炕上，又硬又热，感觉被用火烤似的，半夜里口干舌燥，又找不到水喝，不停地翻身，翻过去，转过来，俯过去，仰过来，两眼望着空空的屋顶。吴文溪也睡不着，互相交谈起来，感觉只有短短的几天，人生一下就跌到了谷底，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说的话：“这一下是真正的到底了”。我想只能去适应了，过一天算一天，不敢去思考明天和未来。

千家寨的城堡

临潭的地理位置很独特，被称为“进藏门户”。因为当年的战争，在临潭古战场上可见到一些土城墙，但城堡很少见。所谓的千家寨是一个土堡子，四楞齐整地蹲踞在一片土山坡的旁边，夯筑起来的土围墙大约有四五个人的高度，城墙四角处又设有小的城楼，两边的进出口是用砖搭起来的小城门，由于千家寨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才建成这样的城堡。据传，此堡是明代所建，当年既是居住的村寨、又是军事城堡，由于年久失修，城墙残破、烽墩塌陷，雄姿已不再。

记得我和吴文溪经常会去村子里的小卖部和担任售货员的白胡子老人聊天，一次我们问起他们的祖先，老人家顿时精神焕发很自豪地说，在他很小的时候，老人们就告诉他，他们的先辈来自“应天府”，是明朝将领胡大海的部下。我请教了农宣队中兰州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谢玉杰，他告诉我应天府是明朝首都，现今的南京市。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休养生息和巩固边疆，将西征的将士留守在洮州（即现在的临潭县），又将他们的家眷迁移过来，住守在各个战略要地，战时持戈上阵，平时种地务农。真没有想到，居住在这一块贫穷落后土地上的这些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的先人居然是朱皇帝从如今的南京城派来固守边域的将士。

岁月沧桑，当年留守在此地的明朝具有世袭权利的世官将领的后代，经过朝代的变迁，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世居百姓，除了还保留着一点点祖辈的江淮习俗外，和当地的农民已经没有区别，这使我很震惊，倘若我们在此地扎了根，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会和小卖部的那位老爷爷一样，讲着同样的故事…

干部爸爸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有些事不用三十年。三十天前我们在上海接受军宣队，工宣队的再教育，三十天后，我们跑到大西北，摇身一变成了农宣队的队员，农民眼中的干部，生产队的大小事情队干部都要来请示我们。

甘南的生活非常艰苦，到这里后才知道，甘南是连甘肃本地人都不愿意来工作的地方。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甘南，在雪山、草地、腊子口等地方牺牲了不少的将士。此地自然环境极其恶劣，“胡天八月即飞雪”，甘南大部分都是牧区，临潭县虽然是农区，因为天冷地寒，只种得出青稞，豌豆和土豆等少数能够御寒的庄稼。

我们的生活很简单，要求我们和贫下中农“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所谓的同吃就是在生产队农民的家吃派饭，每天一家，每顿饭交四两粮票，一毛五分钱，一天是一斤二两粮票，四毛五分钱。早饭是蒸的土豆和豌豆面粉熬的面糊糊，早饭后就带上又粗糙又酸的青稞面饼当中午饭，晚饭是豌豆面粉熬的面糊糊，或是青稞面做的面片和土豆条，每家都大同小异，基本如此。炕桌上有一小碟压得很细碎的盐，没有蔬菜，更没有肉食和水果，时间一长，几乎每个人都便秘，得了痔疮，大便时滴一滩血。到过年前家家都杀猪，一年就这个时候能够吃到几次肉，也只有过年时才能吃到饺子，当地人叫“扁食“。

当地的群众是上炕吃饭，炕上放着一张小桌子，旁边有一个火盆，用柴烧上一盆火，大家在炕桌的两边盤腿而坐，家中的女人是不能坐上炕吃饭的，她们低着头端饭碗上来，又低着头回厨房。对我来说上炕吃饭简直是受罪，我盤腿坐不了几分钟就髋膝部不适眼睛对柴火的烟极度过敏熏得眼睛通红，直流眼泪，当地的习惯吃完饭要将碗舔干净，农宣队的领导要我们向贫下中农学习，没多久我也能够将碗舔得很干净，干净到简直可以不用再洗。由于没有地方洗澡，每天在老乡家的炕上爬来爬去，不久，身上也长出了虱子……。

初学骑马

要去卓尼县某生产队外调，来回有百把里路，走路是不行的，又没有其它的交通工具，只能骑马，千家寨农宣队的老队员，都来自甘南玛曲河曲马场，个个都是骑马的高手，但他们将此任务派给我和另一位新来的大学生，在此之前我们从未骑过马，但我很乐意地接受了任务，主要当时年轻，到甘南来了，总想学会骑马。出发前几天先请生产队管马的饲养员为我们挑了二匹性子不烈的马，在生产队的场子上学起骑马，先拉着马走了几圈，到马逐渐顺服不反抗时，开始学上马。站在马的左侧，将左脚放进马镫，左手抓住马鬃毛， 右脚蹬地，同时右手一撑就上到马背上去了，说起来容易，作起来难，练了好多次才成功，第一次骑在马背上，顿时觉得自己高大了许多，感觉颇爽。骑在马上两腿夹紧马肚，马开始行走，转方向靠拉紧缰绳来控制，拉紧左缰绳马向左转，向右转拉紧右绳。从缓慢行走，到能够驾驭马儿小跑，当然也从马背上摔下来好几次，觉得天渾地转，但爬起来后又骑上马背。同事们都称赞我的勇气。经过了几天的训练，我们准备好三天人马的粮草，即出发去外调。我们经过了许多荒无人烟的地方，傍晚终于到达了目的地。骑了一天的马，臀部都巅磨肿了，疼痛难忍，根本没法坐下来，只好蹲或跪在地上。

年轻的生命

1970年，我们上医有六位同学来到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包括我在内的四位分配在农宣队临潭分队，另外的两位分配在农宣队夏河分队。在夏河分队的汪有为同学住在山上的贫下中农家里，一天早上他下山到公社去拿报纸，取信件并理了个发，然后就回他所在的生产队，那时天开始下雪，生产队一直未见他回来，组织民兵沿着下山的山间小路搜寻，但是找不到人，怀疑他摔下山了，最后在离他住的地方不远的半山腰被找到，他身体的大部分埋在白皑皑的雪中，已无生命体征。他一定是在覆满积雪的山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向上跋涉时，失足摔了下去，他那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悄然而逝。

惊闻汪有为遇难，我们在临潭的几位上医同学十分悲痛。

汪槐大队办合作医疗

1971年的春节，农宣队将我们集中到临潭县城关镇，集中学习。春节后，将我从千家寨调出来和其他几位派到一个新开的点，长川公社汪槐大队。还任命我当了农宣队的副组长（我在国内工作了20年，这是担任过的最高的职务）。到汪槐大队不久，公社就开始办合作医疗，我们学医的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大队选了一个小学文化程度、根正苗红的小伙子担任赤脚医生，我就开始培训他，和他一起出诊看病。我教他诊断和治疗一些常见病，也教他打针、针灸。小伙子挺努力的，学习的很快。我们一起到公社卫生院，买了一些常用的药物，汪槐大队医务室就正式开张了。有一段时间，我和他一起，整天呆在大队的医务室，为社员看病。

过去社员只知道我是干部，现在知道我是医生，因此对我们格外的照顾，我们还是每天挨家挨户地吃派饭，自从办合作医疗以后，社员家里面都拿出最好的东西来招待我们，好像再没有吃过杂粮，我们的队长郭维冶开玩笑地说，“沾老曾的光”。

那时长川公社还没有通电，但公社和各个生产大队之间已经拉起了电话线，装好了电话，电话机是很老式的那种，不用拨号而是用手摇，记得在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里见过。我自己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每天早上按时收听新闻，大队订有“人民日报”和“甘肃日报”，我自己还订了“参考消息”，所以虽然人在山沟沟里，但消息并不闭塞。当年最震撼的新闻是基辛格访问中国，中国慢慢打开了开放的大门。

水磨坊

在畜牧业为主的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是个纯农业区，主要是种植耐寒的农作物如青稞、碗豆，气候条件好一点的地方也种一些小麦，秋天从田地收成的青稞等原粮，需要碾磨粉碎，变成青稞面粉等才能最后加工成食品，因此在没有电力的年代，乡亲们就利用当地的水利资源，建造了水磨来加工粮食。汪槐大队的村边上流过一条一米多宽的小渠，流水潺潺，小渠上有一个水磨坊，外观看上去是一间跨渠盖的木板房，

从后面看过去有一个有一人高的木质的转盘，磨坊内部有一个石磨，水磨必须修建在水有较大的水落差的地方，落下的水不停地击冲击着转盘，推动转盘快速旋转，从而带动了连着转盘的木轴及磨坊内部的石磨旋转，这样用石磨将原粮粉碎。

传说中水磨的历史很久远，水磨的建造和应用，突显了当地劳动人民的勤劳，聪明和智慧。我经常会独自一人来到这个水磨坊，观赏这一道独特风景，看着被日夜不停的流水冲击而转动的转盘和溅出的點點水花，听着流水冲击发出的哗哗声，心里想着人生也犹如小渠边上的水磨，只要水流不停息，磨轮就能够周而复始的旋转，生活和生命就有生生不息的希望……

夏日洮河游

早就听当地的老百姓说，从长川公社的阳森大队的沟走10几里路，就到洮河，那儿的风景很优美。终于熬到了夏天，我们相约去看看洮河，同时大半年都没有洗过澡了，想到洮河游泳，把身上好好得洗一下。

我和王瑞法等先到张维权所在的阳森大队，然后我们沿着一条沟南行，终于听到了潺潺的流水声，眼前突然的开阔，山清水秀的洮河就在眼前，我们已经在黄土的山沟沟里呆了大半年，见到了如此美丽的青山绿水，顿时陶醉了，迫不及待地奔到河边，用双手捧上河里的水里的水而饮，觉得水是那么的清甜甘美。但这水是冰山上的积雪融化而来的，冰凉的冰凉的，但不管怎样我们得下水试试，因此脱了鞋袜，脱了衣服，站到水中，河水好透明好清澈，但是冰冷的刺骨，凉到真的不能够下水去游泳，咬咬牙，将河水洒到身上，再抹上肥皂,总算洗了个澡，从水中踏上岸时，人几乎都要冻僵了。

正式分配工作

甘肃省农宣队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由省级单位的干部和1970年夏天毕业分配到甘肃省的大学生组成，1971年8月底中共甘肃省委宣布农宣队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由各地的农宣队按照省人事厅下达的方案，先将在农宣队接受锻炼的大学生分配工作，然后解散农宣队，干部们回原单位工作。

甘南藏族自治州在甘肃省是条件最艰苦的地区，素有“进得来出不去”的说法，我们临潭县农宣队的大学生基本上在甘南地区就地分配。医学院的毕业生中我还算是很幸运的，和另外一位被分配到甘南州人民医院，其它的都被分配到县医院和公社卫生院。

多年后我回顾起这一年的农宣队经历，感触颇多。

我从小就生长在大城市，读大学时虽然每年都要到上海郊区下乡劳动，虽然体会到了城乡之间的的差别，但到了大西北才知道，大西北的城市在许多方面还不如上海的郊区和农村。到了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长川公社千家寨大队，一下子到了最贫穷、最落后的地方，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的接触到了最底层的民众，过了一年同他们一样的真实的生活，对这里的一切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对我们的祖国的大家庭的家底有了深入和全面的认识。过去都说我们国家是一穷二白，这一年的经历才让我知道我们国家的边远地区到底有多穷、有多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许多地方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些地方已经进入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因为恶劣的自然条件，这些地方至今还没有完全的摆脱贫穷和落后。

同样的这一年艰苦的生活是我这辈子经历的最有意义的日子，面对着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艰难困苦，农宣队中绝大多数的大学毕业生都没有趴下，终于坚持住，挺过来，成为了生活的强者。艰难困苦最终磨练出了我们对困难和挫折不轻易低头的品格，成为了我们生命中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使我们在今后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能够以坚强和乐观的心态面对各种的厄运逆境，应付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

甘南情歌－王万青大夫

当年有9名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毕业生，先后被分配到甘南藏族自治州，除了一人在第一年劳动锻炼时从悬崖摔下死亡，其他七人在甘南工作数年后或考研或调动工作都先后离开了甘南，只有上医68级的王万青同学扎根草原，在甘南条件最差、最落后的玛曲县工作了一辈子，而且作出了巨大成绩和贡献。

2010王万青被中央电视台评选为“感动中国” 年度十大人物，根据他的经历编写的电影“甘南情歌”也已经上演，真是可敬可佩。

作者：曾昭时 

1970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赴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工作。1979年-1982年，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肿瘤医院，师从我国肿瘤外科先驱李月云教授，攻读硕士。毕业后，任职南京鼓楼医院。1990年，赴美国顶尖的斯隆凯特林癌症纪念中心外科从事临床转化医学研究，担任主治生化師(Assistant Attending Biochemist)，2015年退休。在医学杂志包括顶级医学杂志Cell、Nature等发表论文过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