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诺奖情结

诺贝尔奖是以硝化甘油炸药的发明人、瑞典的著名科学家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的名字命名的奖项，设有生理学或医学，物理、化学、文学、和平奖以及经济学奖。诺贝尔的科学奖是当今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奖项，作为一名医学科学的研究者，我深知诺贝尔奖获奖的成果不仅代表了人类科学研究的最新成就和最高水平，也在激励人类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断创新，因此我对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极为敬仰。

我曾多次聆听过多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的演讲，包括因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而获得1962年诺贝尔奖的詹姆斯·杜威·沃森（James Dewey Watson）博士，1975年因为发现逆转录病毒致癌基因的细胞来源而获诺贝尔奖的戴维·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教授，1989年获颁诺贝尔奖的哈罗德·艾利洛·瓦慕斯（Harold Elliot Varmus）博士，因发现神经系统中的信号传导而获得2000年诺贝尔奖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里克·坎德尔（Eric Richard Kandel）博士，因发现“以抑制负性免疫调节治疗癌症的方法”而获2018年诺贝尔奖的詹姆斯·帕特里克·艾利森（James Patrick Allison）教授，并有幸和几位诺贝尔奖得主有过近距离的接触和交谈。

一张珍贵的剪报

许多人有剪贴报纸收集资料的爱好，我虽然无此爱好，但我珍藏着一份剪报，这是一份英文的剪报，它不是我自己剪贴的，而是当时在美国的表哥周兆溎先生从美国的英文报纸上剪下来寄给我的。说起来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1989年春天，经过友人的帮助，我妈妈和失散四十年的侄子，也就是我的大表哥周兆溎恢复了联系。1949年大表哥一家离开了上海，到了香港，以后又去了台湾，从此表哥和在大陆的亲人天各一方，失去了联系。四十年后，当表哥突然知道自己思念的亲人的情况，激动不已，归心似箭，于九月份和表嫂一起回大陆探亲祭祖。我在上海和南京接待了他们。

当年10月，我收到表哥表嫂回到美国后寄给我一封信和一些照片，其中还有一张剪报，是从美国的一份英文报纸上剪下来的。这是关于当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报道。这份剪报是由两小张剪报拼接，用订书钉联接起的。上面的部分是从报纸的头版上剪下来的，是迈克尔·比晓普博士（Michael Bishop）和哈罗德·瓦默斯博士（Harold Varmus）举杯庆贺他们癌症研究的成果获得诺贝尔奖的照片。下面的部分是从报纸的A8版上剪下来的，是文字报道，冠以"美国的科学家赢得诺贝尔奖"的标题。表哥制作得很精细，将报纸的日期“1989年10月10日星期二”也保留了下来。

我认真地阅读了表哥寄来的剪报，了解他们的工作，记住这两位因发现逆转录病毒致癌基因的细胞来源而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科学家比晓普博士和瓦默斯的名字。当时的中国大陆各方面的信息还是比较闭塞，加之表哥到大陆后知道我是肿瘤外科医生，而且又对癌症研究有兴趣，我想这是表哥寄给我这份剪报的原因，既提供了信息，又体现了鼓励。

表哥寄给我的一张剪报

收到这封信时我还在中国大陆，大约四个月后，我应邀到美国纽约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斯隆凯特林癌症纪念中心MSKCC）外科作研究工作，临行前，我找出了这张剪报，将它夹在一本英文字典中，带到美国，不知不觉地珍藏了二十多年。

到美国后，我看过不少有关瓦默斯博士的文章和报道，才知道他是一位科学奇才。他实际上没有学过生命的基础学科，他的大学本科是主修英国文学，后来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并获得硕士学位，此时他萌生学医，继承父业的想法，两次报考哈佛大学医学院均被拒，后被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录取。毕业后到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即使经过这么一番折腾，瓦默斯博士在不到50岁就获得诺贝尔奖。获得诺贝尔奖是因为他们1976年关于癌基因的研究成果，那时他年仅三十七八岁。

上世纪九十年代瓦默斯博士开始从政，被克林顿总统任命为美国NIH的主管（Director），在华盛顿执掌全美国的生命医学的研究六七年。NIH的全名为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中文名为国立卫生研究院，是美国联邦政府中首要的生物医学研究部门。NIH分两大部分，一部分负责直接由内部的各个研究院例如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NCI）进行的研究。另一部分则负责支援研究院之外的生物医学研究，2006年的资料显示，NIH花费的年度研究经费，达280亿美元，据说NIH的预算仅次于美国国防部。

后来，瓦默斯博士离开了NIH，回到了他的出生地纽约，担任了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MSKCC）的President 和 CEO，这使得我有机会能够近距离地观察他，他虽然管理这么大的癌症中心，但是不脱离业务，他仍然有自己的实验室，指导博士生和博士后，继续着他的研究。

瓦默斯博士在MSKCC 照片来自互联网

和西装笔挺、手领大皮包的原来的总裁Dr. Marks的风格不同，瓦默斯博士穿着比较随便，经常见他穿一件浅颜色的衬衣，或再加件羊毛衫，不打领带，背着一个普通的双肩包。他除了每周主持President Seminar，邀请全美国乃至全世界最顶级的科学家来讲学外，他也经常出现在一些较小的讲座，甚至是博士后的的报告。他坐在听众席中，不仅仔细地听，而且认真作笔记，有时还会提问。作为诺贝尔奖得主这样大师级的人物还这样谦虚好学，让人肃然起敬。这也许是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在纽约这个大都市，他骑自行车上下班，戴上安全帽，十分精神。

那年初，新任总统奥巴马任命他为总统的科学顾问，他告诉我们，那仅仅是他的一份兼职的工作，他仍旧是Sloan-Kettering 癌症中心的总裁。今年初他发给我们一份Email告诉我们他当年应聘到MSKCC时答应董事会干十年。现在十年已到，他已经要求董事会选择他的接班人。后来从新闻中得知，奥巴马总统任命他为美国国立癌症研究院（NCI）的 Director，七月初他将到华盛顿履新。当得知他要走的消息后，我突然想起我的这张剪报，我想在他走前一定要请他在上面签个名，以后再要见到他就困难了。

瓦默斯博士和他的自行车 照片来自互联网

2010年6月24日下午，Sloan-Kettering为即将离任的瓦默斯博士举行欢送会。欢送会四点钟开始，四点钟不到，我将这张剪报夹入到一本笔记本中，带上这张剪报和北京来的访问学者步召德大夫，李平栋大夫等到达Zuckerman研究大楼底楼大厅的会场，当时会场上几乎无人，四点钟刚过，瓦默斯博士拿着一杯饮料和几个人一起进来了，然后站立下来，另外的几个人散开了，瓦默斯和其中的一位女士继续说话。等他们说完，瓦默斯环视了一下四周刚准备走动时，我走上前说瓦默斯博士，我想给您看一件东西。说着我就打开了笔记本，露出了那张剪报，看着这张发黄的20多年前他获得诺贝尔奖的旧报纸，瓦默斯高兴地笑了。

欢送会的邀请函

我先作了自我介绍，然后告诉他这报纸是我在美国的表哥在1989年10月，从报导你获得诺贝尔奖的报纸剪下，邮寄给当时还在中国的我，1990年我从中国到MSKCC时，把它夹在一本英文字典中，随身带到美国，到现在我已经珍藏20多年了。他听了非常吃惊，连说了两个"Amazing"(令人吃惊）。

我问他，您能否可以在这张报纸上给我签个名，他说"当然可以"，我急忙拿出一支笔给他，他一边说"不用，我有"， 一边从西装口袋掏出笔，问我喜欢名字签在什么地方，我说你来决定，于是我捧着笔记本，他在剪报他自己胸前的衣服上签上了他的名字 "Harold Varmus"。然后我拿着剪报，请步召德大夫为我们拍照，合影留念。我将来自北京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步召德大夫介绍给他，步大夫也和他一起拍了一张照片，随后他和我们握手，走开了。

瓦默斯博士在剪报上签名

我拿着瓦默斯博士签名的剪报和他拍照

回到我们原来坐的沙发上，看着诺贝尔奖得主大师级人物的签名以及合影，我心里好高兴、好激动。这时来参加欢送会的人越来越多了，瓦默斯博士就一直被许多人包围着，我们庆幸还算来得早，否则是很难找到这样好的机会。

欢送酒会上，瓦默斯博士每走到一处，总是处在人群的中央，被人们左右簇拥着，人们会记住在MSKCC的历史上，有这么一位既得过诺贝尔奖又当过NIH总管的奇才，在21世纪开始之际，带领MSKCC走过不平凡的十年。

前不久我自己设计动手，将瓦默斯博士签名的那张剪报，配上三张照片，放到一个镜框中。我的一位搞艺术的朋友，又帮我重新加工了一下，黑色的框架衬托着白色的背景，已经发黄的剪报和彩色照片显示出岁月流逝的痕迹，也留着美好的回忆。

放着瓦默斯博士签名的剪报和照片的镜框

时间过得真快，瓦默斯博士在NCI任职将近5年，于2015年3月向奥巴马总统递交辞呈，宣布将回到纽约担任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刘易斯·托马斯大学医学教授（Lewis Thomas University Professor of Medicine）。

时光一逝永不回，大表哥周兆溎离开我们十多年了，看着他寄给我的剪报，又勾起我对他的思念。大表哥不仅才华横溢，培养出来的四个子女也都出众拨萃，特别是小女儿周美青，在海峡两岸都颇有名气。

冷泉港实验室见沃森博士（Dr. James Watson）

2011年9月27日，我到位于纽约长岛的冷泉港实验室（The Cold Spring Harbor Laboratory)，参加Starr Foundation的年度Retreat。冷泉港实验室名列世界影响最大的十大研究学院榜首，是许多人心目中研究生物医学的圣地和科学殿堂。

冷泉港实验室至今共诞生8位诺贝尔奖得主，其中最着名的当数詹姆斯·沃森博士（James Watson）。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因为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而获得1962年诺贝尔医学奖，他们俩被誉为DNA之父，DNA结构的发现开创现代分子生物学的新纪元。1968年开始担任位于纽约长岛的冷泉港实验室的总裁，并将研究方向转移到癌症。詹姆斯·沃森担任冷泉港实验室CEO长达40年，引领冷泉港实验室成为世界生命科学的圣地与分子生物学的摇篮。我曾三次聆听过沃森博士的演讲，但我没有想到这一次会在他工作的冷泉港实验室见到他。

冷泉港实验室会议厅外的DNA双螺旋结构的巨大的模型

我们的会议是在冷泉港实验室的会堂里举行的，会堂外的大厅里耸立着一个DNA双螺旋结构的巨大的模型，让人们联想起曾经是冷泉港实验室的CEO，发现DNA的双螺旋结构沃森博士。

沃森博士和MSKCC的总裁 Dr.Craig Thompson

那天上午会议休息时沃森博士来到会堂外的大厅，只见他左手拿着一杯咖啡，和他认识的人都走过去打招呼，包括MSKCC的总裁Dr. CraigThompson等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教授都迎上去和他握手，寒暄交谈，大家非常地尊敬他，那时他已经80多岁，看起来还是很精神。因为是参加retreat，大家穿着都很随便。

大约二十分钟，人们都纷纷进入会议大厅，此时我看他独自一人站在DNA的模型旁，我就走过去和他打招呼，他很客气，主动伸出手来和我握手，还问了我的名字，在哪个研究所工作，做什么方面的研究，我一一回答了他的问题，看上去他很高兴，因为会议开始的铃声响了，我拿出了手机，请旁边的人为我们拍了张照片，和他握手，感谢他，匆匆进入会议大厅继续参加会议。

沃森博士和我的合影

我过去听过他的三次演讲，都是远距离的注视着他，这一次我有幸和他近距离的接触，交谈，而且是在他发现的DNA双螺旋结构的模型前和他合影留念，非常地激动。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坎德尔（Dr.Eric Kandel）教授

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神经科学（Neural Science）的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教授是美国神经科学方面的权威，是2000年诺贝尔医学奖的得主。他是我太太的老板，我太太在他的实验室工作了十二年。我太太经常会提起他，虽然我没有见过他，但是对他不陌生。

MSKCC每年在金秋十月举行一年一度的博士后研究研讨会，让博士后有机会向整个MSKCC展示他们的研究课题和取得的成就，这一整天的活动包括博士后的演讲、海报展示和来自全国知名科学家的主题演讲。2009年10月，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得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神经科学的坎德尔教授应邀在MSKCC博士后研讨年会上发表主旨演讲。

大会是在MSKCC的洛克菲勒大楼的大会堂进行的。会议开始前，MSKCC的总裁，1989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瓦默斯博士陪着他进入会场，一起坐在台下第一排，亲切地交谈。当坎德尔教授发表完主旨演讲，会议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博士后陪他到了学生和职工俱乐部和博士后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瓦默斯（左）和坎德尔亲切交谈 照片来自互联网

MSKCC为博士后提供一个叫做Social Hour的社交活动平台，每隔两周的星期四下午五点钟到六点半在MSKCC的学生职工俱乐部举行，提供免费的啤酒、饮料、水果和点心。那天下午，也正好是Social Hour的时间，我和几位同事在博士后研讨年会结束后刚刚来到了那里，见坎德尔教授进来，我就走过去和他握手交谈，我告诉他：我太太世琴在你的实验室工作，他很高兴，说世琴从来没有和他说过她的丈夫在MSKCC工作，然后问我做什么工作等，我们进行简短的交谈。 坎德尔教授还说了一些赞扬世琴的话，跟随他的MSKCC的摄影师为我们拍了几张照片。那一年他整整80岁，看上去身体很健康，笑得也十分灿烂。

坎德尔教授和关中辉博士，徐世琴（我太太）合影

他进来后就没有坐下来，穿着的一件浅色的风衣，也一直没有脱下来，看来是不准备久待。他站立着和几位博士后说了一会话，就一个人独自走出去了，我赶忙追出去，问他还要去哪儿，他说要回去了，我问MSKCC有车送你吗？他说我自己叫出租车回去，于是我陪他走出洛克菲勒大楼，从67街走到约克大道（York Avenue），为他在大马路上拦到一辆出租车，送他上了车。送走他后，我一人在约克大道上徘徊，想着这样一个对我来说不可思议的问题，即对于这样一位80岁高龄的诺贝尔奖级的顶尖科学家，出门去讲学居然没有专人负责接送。

坎德尔教授和我的合影

作者：曾昭时 

1970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赴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工作。1979年-1982年，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肿瘤医院，师从我国肿瘤外科先驱李月云教授，攻读硕士。毕业后，任职南京鼓楼医院。1990年，赴美国顶尖的斯隆凯特林癌症纪念中心外科从事临床转化医学研究，担任主治生化師(Assistant Attending Biochemist)，2015年退休。在医学杂志包括顶级医学杂志Cell、Nature等发表论文过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