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序毛时安《结伴而行》：能激发出生命热情的才是上乘评论

文／陈思和

◆◆◆ 一 ◆◆◆

前天晚上你把三十来篇散文稿传到我的邮箱。我当晚来不及拜读，第二天白天有事，到了晚上才打开电脑逐一读来，原来也只是想浏览一遍，但读着读着，竟不想睡觉了，一口气读了下去。

虽然老眼昏花，却也津津有味，虽然血压很高，却仍然浮想联翩，连带着对三四十年来的种种回忆，你，还有你所写的海上人物。

除了沪上画家我不太熟悉，你所写的大多数人物，也都是我熟悉的师长朋友，于是，作者的你，所写的对象人物，还有读者的我，构成一个浓得化不开的感情圈，我沉醉在其中。

你说你要把这些文章编成一个散文集，要我为之作序。我没有二话就答应下来，随即把手边的事情都往后推一推，准备先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也不是你的任务特别重要，而是我的感情特别需要，人渐渐老去，时时会感到孤独感突然袭来，莫名所以。

你和我的个性不同，你比较热情外向，而我总是落落寡合，但有些地方，我们的情绪似能相通。

譬如你写纪念赵长天的文章，写到你有次请长天、福先他们吃饭，嫌环境不好，觉得没有吃好，希望再补请一次，但是长天却走了，再也没有机会了。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也自然想到，2002年，上海作家协会安排我与长天、福先，还有于建明，一起去埃及访问，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回来后一直说，大家聚一聚，聚一聚，但总是在这段时间谁身体欠佳，或者那段时间谁又特别忙，总是说，有机会，过段时间再聚，一晃很多年过去，谁也想不到，身体最好的长天竟突然撒手了。这当然不是一顿饭的纠结，而是在我们这个年龄里生命无常的感受特别强烈。

还有，你写中学同学昌龙，写到同学中三个人最要好，后来一个被水淹死了，后来又一个患了绝症……这种情景，我在写我的中学回忆《1966-1970：暗淡岁月》里也有同样的情景，少年时期的好朋友，几十年过去，这个没有了，那个也没有了，不说也罢，说起来总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

自前年以来，我周围的许多尊敬的朋友和长辈纷纷谢世，数片落叶而知秋近，孤独的时候，心里总是凉飕飕的。今读你的散文，又勾起我久久缠绕于心间挥之不去的寂寞之感。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受。你与我的心性不同，你要比我乐观向上，你的文字里充斥着热情。

你那些记叙海上人物的文章，写作时间贯穿了三四十年，从游戏笔墨到生死与共，经历了漫长的光阴积淀，是一贯的饱含着热情洋溢的精神状态。

◆◆◆ 二 ◆◆◆

你在描写你与徐中玉先生、罗洛先生还有赵长天等一起共事的时候，都提到那段曾经被不愉快的世事所困扰的时期，你既坦率地为时代留下见证，也用你特有的奋进态度，写出了知识分子在困境里的坚韧与挣扎。

你还有一个长处是知足常乐，为平民出身感到自豪，珍惜人生的努力，所以你的文章里始终透彻一种来自民间的朴素哲学：你很少众睡独醒，愤世嫉俗，也很少怀才不遇，怨天尤人（而这两点，恰恰是当下很多知识分子痼疾）。

你喜欢在现实环境中实实在在地做事，对于现实中取得一点成绩，都会由衷地高兴自得。你在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编过刊物，后来又到上海作协、上海文化局、艺术创作中心担任一些领导工作，抓过创作，写过评论，渐渐在工作岗位上成就了一个文艺评论家的功德。

人的一生就是这样，有因有果，每一步路都是用自己的脚走出来的，这样的人生就过得踏实。

我读你写中学同学的那篇文章尤其喜欢，文字里就渗透了这种可贵的平民人生观。

也许正因这种平民背景，你特别重情义，就像《水浒》里的那些绿林好汉。凡有所求，必有所应。不为名不为利，默默地帮许多朋友解困济贫。

闻讯老邻居有困难，你一回上海就冒雨送去现金，事后又每月接济，从不间断。生病的中学同学，你不时去电话嘘寒问暖。

恩师徐中玉先生，你毕业后三十四年年年登门拜年。徐先生八十、九十、一百岁大寿，你都写了洋洋长文祝贺、介绍，举办徐先生的专题讲座，去年徐先生住院，你隔三岔五去医院探望已经失忆的老师。现在还有多少知识分子有知恩图报之心呢？

我喜欢读你近年写的一组文章，写程乃珊、写赵长天、写贺友直、写罗怀臻，无论写人谈文，都充满真挚情感。

一般来说，记人叙事的散文出感情还是容易的，难得的是要面对文字作品发议论，表达出有情有义的态度。你评罗怀臻剧作的文章，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 三 ◆◆◆

作为一个评论家，有时候难免会碍于人情世故，写些遵命而勉强的文字，这时候评论家的文字是没有生命力度和热度的；相反，当评论家一旦面对与自己生命信息相通、撞击出生命火花的文学作品，他自己的生命热情被激发出来，他的生命信息就会转化为一个个文字，一句句语言，强烈地体现出来。

这样的文艺评论才是上乘的评论。

《为信仰而创作》，是你为《罗怀臻剧作集》写的序文。

你与他，曾经一个是上海市艺术创作中心主任，一个是著名剧作家，但更重要的，如你所说，这是“两个挚爱艺术的男人之间”推心置腹的对话。你对《西楚霸王》《金龙与蜉蝣》《班昭》等一系列作品的评论，虎虎生气，笔底似有神。

你从上海文化大背景来高度评价他，说他“是一个异类、异质的文化符号，是一个带着苏北文化背景的外来人，是一个突然的闯入者。也因为这个不可捉摸无法预测的异质的文化符号，在后来岁月中像跳动的火焰般地活跃介入，上海的剧坛和文化景观有了别样的生机和活力。”

这个评价非常到位。

是的，上海的文化不是从先验的模式里发展而来，它本来就是大杂烩，是江南文化在现代转型过程中变风而成。海外西方文化、南洋华侨文化、江浙社会文化、苏北底层文化四大主流，再加上五湖四海的流民文化杂交，终于形成汪洋恣肆的现代海派文化。

确实他的戏曲创作，代表了当下海派文化艺术中最为强悍、最有震撼力的硬文化元素（文化艺术要有软硬之别，如评弹艺术，是软文化之最）。

他的戏曲剧本虽然雅俗共赏，但硬文化元素则是他在当下靡靡流行文化中脱颖而出、一览众山小的根本原因，然而民间大地的文化元素又是他艺术创作的重要支撑。你老兄法眼清净，一言道破剧作家艺术风格的命根所在。

你指出《金龙与蜉蝣》里：“城市观众看不到自己熟悉的物欲横流的场景，看不到生命委顿、灵魂苍白的人物。蜉蝣、孑孓、玉凤、玉荞，他(她)们渺小卑微，然则他们的生命代代相传。地老天荒，扑面而来的是强悍的草莽气息，是人物顽强抗争命运的野草般旺盛的生命力。”

你指出《梅龙镇》里，剧作家“对传统题材‘游龙戏凤’的最大改变，就是强化民间底层生活自在自足的祥和欢乐，用以置换帝王玩弄村姑的腐朽性，从根本上颠覆母题原来的趣味指向”。

所有这些评论语言，都满溢了民间文化的强大生命力量，说到了这位剧作家艺术风格的根本所在，也应和了你自己激情澎湃的评论主体性。

◆◆◆ 四 ◆◆◆

时安兄啊，读着你这篇《为信仰而创作》，我想得很多很多，这个题目固然是从剧作家文本那里来的，但又何尝不是说破了我们的“信仰”呢？

四十年前我们意气风发走上文坛，围绕在《上海文学》杂志社的周围，从事文学批评；三十年前我们在《上海文论》上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后来遇到一些风波，我和晓明，还有你，三人跑到南京一起编完最后一期特辑，从南京回来的火车上我们大谈文学与当下局势，旁若无人，不说我们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倒也真有一点“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概。

我提到“粪土”也是有原因的，记得你当时说了一句让我们大笑不止的话，你说：“我正准备端着大粪，朝这帮人浇呢！”——也许你已经忘了吧？

但是，要说到“信仰”，我们对文学、对学术、对拨乱反正的虔诚追求，何尝不是“信仰”的操守和坚持呢？上世纪90年代以后，你在作家协会、文化局等单位兢兢业业地工作，我仍然在大学里自由自在地教书，我们都是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履行自己的责任和实践，虽然交往不频繁，但肃肃赫赫，交通成和，彼此都有呼应。

这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几十年，支撑我们走下去的，也无非是那个让知识分子面对风云而从容淡定的“信仰”。

时安兄，我很久没有写这样的文字了，老友面前难免伤感一番。现在你的《结伴而行——海上人物剪影》出版在即，我略写几句，聊以助兴。如觉得不算冒昧，权作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