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记·一个最想当诗人的翻译家

翻译家钱春绮

□傅小平

一晃，钱春绮先生过世都快十年了，当我终于要为他写点文字，脑海里浮现的第一句竟是：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敬意和歉意。

我明白，如果单只是把钱老当采访对象，我是不够冷静了。而对于所谓采访，我一向认为需要保持某种客观性或间离感。钱老于我却是例外。回想起来，这该是和我们当时寻访他的情境有关。我说“我们”，是因为那次采访，我是和妻子一起去的。她同去，倒不是说她听闻过钱老的声名，以她过目不忘书里的某些字词、意象和情境，却总是记不住著译者姓名的特性，她即使以前读过钱老的译作，也未必记得是他翻译的。她同去，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因，钱老和她同为江苏泰州人，而她那时来上海不久，想到在“他乡”能见到老乡，就不由“心向往之”。

然而当我们找到钱老在上海西北郊的住所，当我终于开始所谓采访，她却一直是静静聆听，并且很少插话。当我们结束采访回来路上，她也是很少说话，但我记得她感叹了一句：多好的老人家，我们以后得常去看看他！我想我当时定然是说了好的，后来竟没有做到，虽然每逢重要节日，她会打电话去问候，也不忘说下回我们要去拜访他。有一天，她电话过去却是没人接听，我们都担心了，我辗转从上海翻译家协会一位朋友那里得知他生病住院了，也是想着马上去看望他的，但我们那时似乎一直在忙，忙工作，忙搬家，忙乱的生活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等到终于商定哪一天去看他时，我们等到的却是他去世的消息。以我印象中他身体的康健，这是万万没想到的。我感受着人生无常和无可弥补的歉疚之余，也感觉是亏欠了妻子。她多少次表达要去看望的意愿啊，却都让我误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能感同身受她的聆听，她的感叹，还有她要去看望他的意愿。她也并非只是顾念同乡之情，而着实是受了钱老坦坦荡荡的真性情和他当时生活处境的感染。那时，钱老独自住在一套两居室内，房间布置在我记忆中有些零乱，旧书刊四处堆放着，靠窗的墙上挂着他两年前过世的老伴的照片，还有她生前临摹的油画。但我环顾四周，都没看到他挂的照片里有他儿女的身影。在钱老后来的叙说里，我们才知道，他大儿子远在美国，小女儿定居香港，大女儿则生活在上海的另一端，在一个地铁公司里上班。说到这里，他满含无奈之情：“当时没条件呀，她大学没有考取。”我印象中，他说的时候眼眶润湿了，像是沉浸在某种不可解脱的思绪里，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说：“赶上周末，她会过来看看我，平时往来也很寥寥。”我也是在这时才感到，钱老激情洋溢，笑声朗朗，他的内心却是孤寂的，而采访到了尾声，他打开《上海作家辞典》，书的末页上写满了他抄录的那两年文化人士的离世信息，包括名字、去世时间和原由等，他摩挲着其中几个名字，淡然地感叹几句……

我感受到这一切，却没能遂妻子所愿，哪怕是再去看望一次，着实歉疚。而我的歉疚，还有一个我从未道出的缘由。我看到的钱老总让我联想到自己的父亲。在我感觉里，他们有着近似的形象：不高的个子、细小的眼睛、挺直的鼻梁、高高的颧骨、深陷的脸颊，还有宽展的下巴。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性情上是有相通之处的，他们骨子里都有执拗和倔强的劲儿，却没有愤世嫉俗，一直到晚年都保持了一种天真之态。钱老眼神里透出的那种善意，也是我经常能从父亲身上感受到，并且深受触动的。他们因为经历艰难时世，并且不善人际周旋，一生中未必受到多少善待，却也是坚强地承受着，并且充满了包容和感恩之心的，他们给予世界以柔情，也渴望着被这世界温柔以待。

在某种意义上，钱老可谓一代德语古典诗歌爱好者之父。我当年写的稿子是这样开头的：“据说每个与诗歌结缘的人，他的思想都离不开歌德、席勒、海涅、尼采、波德莱尔等古典诗人的滋养；在汉语环境成长起来的诗人更是绕不开一个翻译家的名字，他就是钱春绮。正是他的翻译，为众多诗歌爱好者打开了一片幽深、旷远的天地；也正是他的翻译，标示出了一个诗歌写作者所难以企及的精神高度。”这样的文字未免过于抒情，却也是“概括”了钱老的主要翻译成就。钱老精通英、法、德、日、俄5门外语，还在西班牙文、希腊文、拉丁文上下过大力气。但他主要译介成就集中在德语诗歌上，他翻译的《浮士德》堪为译诗范本。

而在钱老自己，他把诗歌翻译当成是一生的爱好。他早年在上海中美医院做皮肤科医生，之后因为人事调动不得不转入另一家医院做自己不喜欢的五官科医生，想换单位却因人事纠葛未能实现，索性挂冠而去做起了专职翻译。用他自己的话说，此后他失业三十余年，除稿费外再也没有其他收入。也就是说，翻译其实是他大半生里唯一的经济来源。直到1995年，他被纳入他戏称为“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去”的“翰林院”的上海文史馆，他才多了一份每月1600元的“工资”。但钱老译诗的初衷，却不为别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去写诗。他16岁时就写了一部诗集。只可惜到了“文革”时期，他怕惹祸把很多诗歌本子烧掉了，所幸加上后来写的，他也还有五六本。他倒从未在意要通过什么途径出诗集，并坦然道，重要的是你要认可自己，那样即使你不写诗也可以是一个诗人。我明白他想说的其实是，诗最重要的不是你写不写它，而是它有没有浸润在生活里，流淌在血液里，印刻在骨髓里。不过恰好我采访他的2009年，上海作协要为他编一部个人文集，他也就想到出一本，也算了了他平生“最想当一个诗人”的心愿。

事实上，钱老骨子里就是一个诗人。他的翻译理念是诗人式的，归结起来就一句话，要让译文变得形神兼备，既要传形，又要传神，不可偏废。而他的语言表达也是诗人式的。他那时谈到他搬离在南京路上住了五十多年的老家是怎样难过：“我独自在空荡荡的地板上摆张破席睡了一夜，次日才依依不舍地含泪告别。”他又是怎样想念和感激与他风雨同舟五十余载的老伴：“我一直把她的骨灰盒留在身边，等我有一天过去了，化成灰了，就把我的骨灰放在她的骨灰盒里。”钱老译诗、写诗，以一个真正的诗人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该是感到快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