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只易拉罐

□方闵 [美国]

老谭和老朱道别，走出唐人街的咖啡店，站在巴士站，他下意识地按了按夹克的内袋，里面的牛皮纸信封沉甸甸的，那是老朱刚刚交给他的钞票，眼前又浮起老朱操劳过度的面孔。

他和老朱在侨乡的县城长大，住同一条老街。虽然上的中学不同，但当知青时在南海之滨的乡村同一个“集体户”待了5年。老谭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出了国。老朱本世纪初才来到旧金山。那时老朱五十开外，在表弟开的中餐馆当洗碗工，一直干到70岁，要不是大盘子太重，再也搬不上踮脚才够得着的架子，不会退休，理由是儿女债没还清。

没班可上的老朱，有一个更加忙碌的差使——收集易拉罐。每天天刚蒙蒙亮，便赶到大街上，把各户人家放在人行道边上的蓝色塑料桶翻个底朝天。旧金山市政府重视环保，实行垃圾分类，每户有三个塑料桶——黑色的盛不可回收的，蓝色的盛空汽水罐、啤酒罐和报纸之类，绿色的盛厨余和树叶。老朱要赶在垃圾车开来前把易拉罐拿走。

老谭和老朱同在唐人街附近的北岸区居住，三天两头在街上碰面，但老谭每次邀请，有时强拉老朱的手，他硬是不肯跟早年“同煲同捞”的哥们去咖啡店坐那么45分钟。老朱总是指指带轮子的轻便手推车上那个鼓囊囊的大布袋，说：“我怎么能把它带进咖啡店呢！”好几次，老谭骂他：“少收几个会死啊！”老朱苦笑说：“没办法。”疾步走向下一个塑料桶。

但这一回，是老朱主动提出的，老谭在电话里惊叫：“日头从西边出了！”

进了咖啡店，老谭抢先付了钱。他不想让依然像当年抢拾牛粪一样早起的老友，“喝”掉几十只易拉罐。不出所料，老朱有事相求。他前天在街旁和老谭聊了几句，知道老谭过几天就回乡。老朱趁周围的顾客不注意，把牛皮纸信封递过去。

“什么东东？”老谭问。“放好再说。”老朱机警地扫视旁边的桌子，再盯住老谭拿信封的手。

“是钱？”老谭问。

“麻烦你带给阿全。”

“一共多少？”

“五千元。……财不露白。”老朱的手按住老谭的手。老谭笑起来：“放心，我才不数，你敢骗我？”

阿全是老朱的独生子。老朱结婚迟，离开农村，招工回城后，才和厂里一老姑娘匆匆成亲。儿子5岁那年，夫妻感情生变，办了离婚。妻子随后去了香港，嫁了人。他和儿子相依为命。老朱出国那年，儿子刚从专业学校毕业，回到老家，替许多家公司打工，都干不长。自己创业，开过一家手机店，亏得一塌糊涂。这些，老谭是知道的。他晓得老朱爱面子，不说什么。

“好的，要带话吗？”老谭问。

老朱来不及回答，把小半杯咖啡拿在手里，和老谭告别，临走时甩下一句：“哥伦比亚街今天到十点才收垃圾。”老谭这才明白，老朱为什么选今天见面。

老谭回到老家，给阿全打电话。阿全说他此刻在“金豪阁”，欢迎谭伯伯来，他要开个接风宴。

老谭到了金豪阁，这是城内最豪华的娱乐城。推门走进一个卡拉OK包厢。阿全和十多个朋友在里面，啤酒罐东倒西歪，摆满咖啡桌和沙发旁边的地面。烟气呛得老谭咳嗽。阿全给谭伯伯递烟，老谭摆手说不抽，注意到咖啡桌上，镀金打火机旁放的香烟是“熊猫”牌，听说一包近千元。老谭把阿全拉到一个没人的角落，要他当面数一遍，确认是五千美元，再拿出一张纸，请阿全写收据，签下名。随即告辞。阿全不让他走，非要请吃饭。老谭推说有人在外面等，推掉了。临走再三嘱咐阿全，务必给爸爸打电话。

3个星期以后，老谭回到旧金山。日子在老轨道上滑走，连老朱，也只能在街上打打招呼。老朱依然在街上一个个地揭开蓝色塑料桶搜索易拉罐，手推车在马路上哐啷哐啷响个不停，那是易拉罐在袋子里碰撞的声音。

4个月以后，老谭有事，又要回国。临行告诉老朱，老朱次日又约他见面，这一次没去咖啡馆，因为时间不凑合。在街上一僻静处，老朱看四下无人，塞给老谭一个牛皮纸信封。“又是钱？”“三千元。”“还是给阿全？”老朱点点头，凄然道：“他小时候就没娘，跟着我，吃了太多苦。”老谭正色问：“算是给儿子补偿？”

“……我享不到的福，让他替我享，不算过分。”

老谭要教训他，但他已走远。

老谭回到老家，给阿全打电话。阿全提出，今晚在金豪阁见面。老谭拒绝了，说，不想夜里外出，要见就白天见。

次日，在县城的湖畔，老谭把钱交给阿全，阿全接过，说有应酬，拔脚要走。老谭把阿全的肩膀按住，非要他在石凳上坐下，对他说：“知道你爸怎么挣的钱吗？每天一大早翻几百个垃圾桶，收集易拉罐，拿去废品中心，过磅，换钱。加州规定，易拉罐回收，每一个付五分钱。五千美元，是多少只易拉罐换来的？会算吗？十万只！”

阿全愕然，沉默了一阵。被谭伯伯凌厉的目光盯住，别过脸去，呐呐说：“他从来没和我说。……反正，有本事就让他赚嘛，我又没伸手。”

老谭好不容易才把怒气咽下去，让阿全在收据上签名，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下决心，回到旧金山，狠狠教训老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