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谈论艺术时，我们在谈论钱

当我们谈论艺术时，我们在谈论钱

□砚尘

艺术史上有几件杰作是公认的价值连城，譬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梵高的《向日葵》、罗丹的《思想者》，这些作品若流入拍卖场，谁能给他们定价呢？大名鼎鼎的苏富比拍卖行就等来了这样一次机会，拍品是爱德华·蒙克的《呐喊》。业内人士头头是道地分析它的可能价格，然而神一般猜中成交价的不是他们，而是博彩公司。莫非他们更懂画的价值？

这是在艺术品交易行业从业40余年的菲利普·胡克记载的一则轶事，在《苏富比的早餐：职业拍卖大师写给你的艺术启蒙A-Z》（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一书中，他详细讨论了决定艺术品价格的因素。不过论实战，恐怕不由所谓“专业人士”说了算——影响市场的因素太多了，就连普通的艺术爱好者都不免要发表评论：谈钱太俗气，我们都喜欢追随兴趣的达·芬奇、落魄执拗的伦勃朗、逃离世俗的高更，幸亏他们没去迎合市场呢！

但其实，在今天这个更为兼容并蓄的时代，艺术和金钱无需对立，它们可以相互促进，以价值吸引更多的关注，由更多的关注促进大众对艺术的感知，发挥积极的影响。即便艺术是件奢侈品，大众也可以有自己的品位，不完全被价格牵着鼻子走。

在胡克笔下，决定作品价格的因素大体包括艺术家个人的品牌溢价，受欢迎的创作主题，风格、细节的附加值，艺术品的出处及其与市场风向的互动。这些因素对大众而言没那么复杂，除了个人的审美，我们不难从定价的逻辑中举一反三。

最基础的是抓住简单的逻辑，就像许多人会买印满品牌logo的手包，虽不出彩，倒也不出错。那些个人风格鲜明的画家，梵高、蒙克、毕加索实在太好认了。更简单的逻辑藏于绘画的主题中，像是马克·夏加尔，他作品中所含的蓝色越多，就越值钱。亚历山大·凯斯特更有趣，鸭子是他最爱的母题，数数画中有几只鸭，大抵就能算出价格来。

第二类逻辑靠的是感性，考虑的是你有多想长伴这幅画左右。以肖像画为例，主人公若是美女通常要比名人值钱，后者又胜过“直击人心的深刻内涵”，金钱面前，人们通常坦率。另一个例子是海景画，平静的海面比波涛汹涌有市场，作者猜测是基于人们“对坏天气的潜意识反应，以及对晕船的后怕”。

看似粗暴的选择，有时还有其他背景或意图，譬如上世纪90年代，印象主义作品崩盘，盖因以“资金管理”为目的的日本买家撤出了市场。又如当年被纳粹斥为颓废艺术的作品，今日倒成了隐性的优势，除了对纳粹的厌恶感的移情，大博物馆的背书也是锦上添花。

胡克总结道：“艺术品市场和博物馆彼此之间保持着不安的对峙，这其中掺杂着互相怀疑、羡慕和嫉妒。”后者的学术倾向似与上述第二条逻辑矛盾，但两者本质上是相爱相杀，不互相结合的话，怎能理解第四条高阶版本的逻辑：用金钱购买艺术仍需品位。否则，如何区分情欲艺术和春画？——胡克认为差别在于“有无对人类境遇更广泛的同情”。如何为一堆垃圾抑或一罐排泄物埋单——观念艺术是无需拆开垃圾和罐子（应该没人会这么做吧）也能看到内核的。既是如此，大可不必贬低金钱买来的艺术了。

格利·基姆森一针见血地说，艺术家是“愉悦地创作艺术，需要钱才活得下去”，而富人们则是“愉悦地赚取财富，需要艺术才能活得更好”。品位有别，分工不同，但这其中并不存在优越感。金钱铺就艺术的通道，并非一条单行道。我们欣赏我们的美，他们购买他们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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