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特区留影40年 200斤照片记录深圳巨变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肖欢欢 发表时间:2018-10-23 13:38

  1974年由霍维新拍摄的几名打鱼妹腌制咸鱼的照片在国内流传甚广。

  霍维新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深圳市小渔村蛇口是一个历史性起点。今年77岁的霍维新是深圳最早的一批摄影师,从1970年到2010年,他花了40年时间,用镜头记录下这座城市的点滴变化。他的摄影作品还斩获国内各种摄影大奖。“当时只要渔船靠岸,就会蜂拥而上几十名鱼贩子,争先恐后去抢个好位置。一条船几十箱鱼,十几分钟就卖完了。”在霍老的家中,一张张发黄的照片,诉说着特区翻天覆地的发展。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

  虽然年过七旬,但霍维新出门依然保持着摄影家的范儿,脖子上挂一个相机,身上穿着有很多口袋、可放相机镜头的摄影服。

  霍维新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人,老家是深圳宝安,他的语调也是地道的深圳土话。退休后,孩子们都让他搬过去一起住,他还是舍不得自己的小屋。因为,家中的两麻袋照片是他最在乎的“宝贝”,只要有空,他就会翻出来品味一番。

  40年拍下200斤照片

  1957年,他是全村唯一一个考入南头中学的“文化人”,1960年南头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宝安师范,成为全村唯一中师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的边防区蛇口当小学老师;3年后被分配到蛇口公社教育办公室工作。

  霍老回忆说,当时蛇口只是一个公社,有7个大队,一共有4700人。一个小渔村,没有土地,村民们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出海打鱼。当时,外地姑娘都不愿意嫁到蛇口。

  被分配到蛇口时,他一个人住在小砖瓦房里,那时没有电视和手机,也不能上网,也没有电影院、图书馆。正是爱玩的性格让他迷上了摄影。1970年,他被蛇口公社教育办抽调去参加深圳摄影学会第一期培训班,这让他学会了拍摄、冲洗照片、暗房制作的技术。

  学成后,他加入深圳摄影学会,在家里搞起了家庭暗房,并筹建自己的照相馆。当时,整个蛇口都找不到一家照相馆,村民们照相要跑几十公里之外。霍维新在自家建起简陋的照相馆,成为蛇口最早的照相馆。

  1971年,蛇口渔业一村网具改革获得广东首肯,要举办现场大会,现场摄影的任务落到了霍维新身上。当时他手里有照片有底版,但展览会需要很大的照片。当时又没有缩放器,于是他把家里的整个房间布置成暗房,房间所有透光的地方全部用被子衣服封死,把相纸固定在墙上,调整放大机的光源透过负片直接打到墙上的相纸映像,相纸太大,没有那么大的洗相池,就用孩子洗澡的大木盆装上药水用来显影。

  40年下来,究竟拍了多少张记录深圳的照片,霍维新已经记不清了,估计有几万张。他只记得,一年下来照片都要装上几塑料袋。他说,40年下来,拍摄的照片少说也有200斤重。当年重修现在住的这栋房子时,他将堆积在暗房中的照片整理出足足两麻袋之多,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到2000年。如今,蛇口的渔街墙雕很多都取材于他拍摄的照片。

  用镜头记录改革历程

  作为深圳最早的一批摄影师,深圳改革开放中的很多标志性事件都被霍维新记录下来。

  1979年7月,深圳市要在蛇口山举行施工爆破,蛇口工业区炸响开山炮,这也被誉为“改革开放第一炮”。他得知消息后早早赶到现场,但没有进场证,不能靠近爆破现场。但他不死心,钻进附近工地一个大水泥管里躲着。趁看场的人不注意,他赶紧拿出相机,拍了几张“蛇口第一爆”的照片。

  霍维新说,要拍出好照片,没有别的技巧,就是要深入生活,与被拍摄对象同吃同住,一起劳作。40年前,深圳渔民捕鱼、生活、码头作业等无不一一定格在他的底片里。当年为了拍摄海上捕鱼的镜头,他跟船出海。当时的船很小,也没有引擎,全靠渔民自己用桨划。海浪又大,小船在海面上不断地起伏,站都站不稳,生怕一不小心就会被颠下船去。一开始上船的时候他还晕船,在船上坐上半个小时,他就感到天旋地转,倚着靠背只想呕吐,所以每次出海,他都要空着肚子,不敢吃饭。跟着渔船出海几次,他才慢慢适应了,在船舷边上,打开相机,随着波浪抓在手的相机不停地晃动。最远的时候,他曾跟着蛇口渔业一村的渔民去到几百公里外的广西北海打鱼。

  1974年由他拍摄的几名打鱼妹腌制咸鱼的照片在国内流传甚广。这是他跟随蛇口渔业一村的姑娘们前往北海打鱼归来时抓拍到的。这张照片因为画面鲜活,充满生活气息,被广东乃至全国多个摄影展收录。

  霍维新说,作为摄影师,能够记录历史,他是幸运的。当年,因为蛇口是改革开放的窗口,霍维新可是大忙人。作为方圆几十公里内出名的摄影师,渔民们要拍证件照都找霍维新,当时他白天要上班,只有晚上有空帮他们拍照。每天冲洗完照片,已经是深夜12点,第二天一大早又起来上班。“当时拍一张照片大概是两毛钱。老婆一开始是反对我搞摄影的,觉得不务正业,后来看到我帮人拍照片,还能赚点零花钱,她就不反对了。”

  花8个月工资买一台相机

  霍维新告诉记者,自己最早使用的相机是一台海鸥牌相机,是上世纪70年代自己花血本买的。当时每个月工资30多元,一台海鸥牌相机要300元,差不多是自己8个月的工资。“当时都不敢告诉老婆,偷偷买回来用了个把月,才敢告诉她,但最后还是免不了一顿臭骂。”他笑着说,深圳当时还没有摄影师的概念,包括深圳最早的一批照相馆,照相师傅都只是会照一寸证件相,谈不上摄影艺术。

  但霍维新从心底把自己当成一名摄影艺术家。当时胶卷很贵,一盒3块钱,拍一张照片光胶卷成本就是1毛钱。“一毛钱差不多可以买半斤猪肉呢。”所以,每次在按下快门之前,他都格外谨慎,总是要选好角度,调整好光圈,在最合适的那一刹那按下快门。每次拍到好照片,他就欣喜万分,一整晚都高兴得睡不好觉,如果有拍得不好的,他则垂头丧气。“几斤猪肉打水漂了。当时真的对摄影太痴迷了。”

  摄影是一个非常烧钱的爱好,霍维新对此深有体会。冲洗照片所用的显影剂和定影剂,深圳都买不到。40年前,深圳还没有改革开放,跟广州相比差距很大。显影剂之类的只有省城广州才有得买。霍维新几乎每个周末都要从深圳坐火车到广州。他记得,那时还是绿皮车,从深圳到广州差不多要4个多小时,简直像出远门,到广州火车站,再花1毛钱坐小巴士,转乘三轮车到上下九。“当时上下九很发达,十三行附近卖什么的都有。”为了跟照相馆的师傅搞好关系,他还要从深圳带咸鱼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为拍照山顶熬夜蹲守一星期

  从上世纪90年代,他的“海鸥”相机变成了几千元“尼康”。和所有的摄影师一样,霍维新对自己的摄影作品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摄影就是自找苦吃,为了拍照,我都老了好几岁。”他说,为了拍摄深圳湾的夜景,他要连续一个星期的晚上在蛇口的山头、高楼反复拍摄,直到清晨的第一缕太阳升起,直到拍摄满意为止。

  霍维新说,自从1979年蛇口大开发之后,深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这里都是一片烂泥地,现在全部起了高楼。你看,这里以前是一片海,现在这片海被填上了,盖起了工业园。”40年间,深圳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他的照片里定格。他拿起其中两张,两张拍摄点是同一个山头,一张是在1980年拍的,另一张是在2000年拍的。为了拍摄这些全景照片,当年没有广角镜头,他只能手动固定相机,一张张地定点拍,最后拼接成一张全景照片。

  2001年,霍维新退休后,霍维新把这些珍贵的照片交给蛇口街道办保管,成为深圳人共有的时代记忆。他把自己的相机也交给了儿子,由他来继承自己的“事业”。他希望儿子继续用镜头记录特区的发展变迁。

编辑:直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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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特区留影40年 200斤照片记录深圳巨变

广州日报  作者:肖欢欢  2018-10-23

  1974年由霍维新拍摄的几名打鱼妹腌制咸鱼的照片在国内流传甚广。

  霍维新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深圳市小渔村蛇口是一个历史性起点。今年77岁的霍维新是深圳最早的一批摄影师,从1970年到2010年,他花了40年时间,用镜头记录下这座城市的点滴变化。他的摄影作品还斩获国内各种摄影大奖。“当时只要渔船靠岸,就会蜂拥而上几十名鱼贩子,争先恐后去抢个好位置。一条船几十箱鱼,十几分钟就卖完了。”在霍老的家中,一张张发黄的照片,诉说着特区翻天覆地的发展。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

  虽然年过七旬,但霍维新出门依然保持着摄影家的范儿,脖子上挂一个相机,身上穿着有很多口袋、可放相机镜头的摄影服。

  霍维新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人,老家是深圳宝安,他的语调也是地道的深圳土话。退休后,孩子们都让他搬过去一起住,他还是舍不得自己的小屋。因为,家中的两麻袋照片是他最在乎的“宝贝”,只要有空,他就会翻出来品味一番。

  40年拍下200斤照片

  1957年,他是全村唯一一个考入南头中学的“文化人”,1960年南头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宝安师范,成为全村唯一中师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的边防区蛇口当小学老师;3年后被分配到蛇口公社教育办公室工作。

  霍老回忆说,当时蛇口只是一个公社,有7个大队,一共有4700人。一个小渔村,没有土地,村民们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出海打鱼。当时,外地姑娘都不愿意嫁到蛇口。

  被分配到蛇口时,他一个人住在小砖瓦房里,那时没有电视和手机,也不能上网,也没有电影院、图书馆。正是爱玩的性格让他迷上了摄影。1970年,他被蛇口公社教育办抽调去参加深圳摄影学会第一期培训班,这让他学会了拍摄、冲洗照片、暗房制作的技术。

  学成后,他加入深圳摄影学会,在家里搞起了家庭暗房,并筹建自己的照相馆。当时,整个蛇口都找不到一家照相馆,村民们照相要跑几十公里之外。霍维新在自家建起简陋的照相馆,成为蛇口最早的照相馆。

  1971年,蛇口渔业一村网具改革获得广东首肯,要举办现场大会,现场摄影的任务落到了霍维新身上。当时他手里有照片有底版,但展览会需要很大的照片。当时又没有缩放器,于是他把家里的整个房间布置成暗房,房间所有透光的地方全部用被子衣服封死,把相纸固定在墙上,调整放大机的光源透过负片直接打到墙上的相纸映像,相纸太大,没有那么大的洗相池,就用孩子洗澡的大木盆装上药水用来显影。

  40年下来,究竟拍了多少张记录深圳的照片,霍维新已经记不清了,估计有几万张。他只记得,一年下来照片都要装上几塑料袋。他说,40年下来,拍摄的照片少说也有200斤重。当年重修现在住的这栋房子时,他将堆积在暗房中的照片整理出足足两麻袋之多,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到2000年。如今,蛇口的渔街墙雕很多都取材于他拍摄的照片。

  用镜头记录改革历程

  作为深圳最早的一批摄影师,深圳改革开放中的很多标志性事件都被霍维新记录下来。

  1979年7月,深圳市要在蛇口山举行施工爆破,蛇口工业区炸响开山炮,这也被誉为“改革开放第一炮”。他得知消息后早早赶到现场,但没有进场证,不能靠近爆破现场。但他不死心,钻进附近工地一个大水泥管里躲着。趁看场的人不注意,他赶紧拿出相机,拍了几张“蛇口第一爆”的照片。

  霍维新说,要拍出好照片,没有别的技巧,就是要深入生活,与被拍摄对象同吃同住,一起劳作。40年前,深圳渔民捕鱼、生活、码头作业等无不一一定格在他的底片里。当年为了拍摄海上捕鱼的镜头,他跟船出海。当时的船很小,也没有引擎,全靠渔民自己用桨划。海浪又大,小船在海面上不断地起伏,站都站不稳,生怕一不小心就会被颠下船去。一开始上船的时候他还晕船,在船上坐上半个小时,他就感到天旋地转,倚着靠背只想呕吐,所以每次出海,他都要空着肚子,不敢吃饭。跟着渔船出海几次,他才慢慢适应了,在船舷边上,打开相机,随着波浪抓在手的相机不停地晃动。最远的时候,他曾跟着蛇口渔业一村的渔民去到几百公里外的广西北海打鱼。

  1974年由他拍摄的几名打鱼妹腌制咸鱼的照片在国内流传甚广。这是他跟随蛇口渔业一村的姑娘们前往北海打鱼归来时抓拍到的。这张照片因为画面鲜活,充满生活气息,被广东乃至全国多个摄影展收录。

  霍维新说,作为摄影师,能够记录历史,他是幸运的。当年,因为蛇口是改革开放的窗口,霍维新可是大忙人。作为方圆几十公里内出名的摄影师,渔民们要拍证件照都找霍维新,当时他白天要上班,只有晚上有空帮他们拍照。每天冲洗完照片,已经是深夜12点,第二天一大早又起来上班。“当时拍一张照片大概是两毛钱。老婆一开始是反对我搞摄影的,觉得不务正业,后来看到我帮人拍照片,还能赚点零花钱,她就不反对了。”

  花8个月工资买一台相机

  霍维新告诉记者,自己最早使用的相机是一台海鸥牌相机,是上世纪70年代自己花血本买的。当时每个月工资30多元,一台海鸥牌相机要300元,差不多是自己8个月的工资。“当时都不敢告诉老婆,偷偷买回来用了个把月,才敢告诉她,但最后还是免不了一顿臭骂。”他笑着说,深圳当时还没有摄影师的概念,包括深圳最早的一批照相馆,照相师傅都只是会照一寸证件相,谈不上摄影艺术。

  但霍维新从心底把自己当成一名摄影艺术家。当时胶卷很贵,一盒3块钱,拍一张照片光胶卷成本就是1毛钱。“一毛钱差不多可以买半斤猪肉呢。”所以,每次在按下快门之前,他都格外谨慎,总是要选好角度,调整好光圈,在最合适的那一刹那按下快门。每次拍到好照片,他就欣喜万分,一整晚都高兴得睡不好觉,如果有拍得不好的,他则垂头丧气。“几斤猪肉打水漂了。当时真的对摄影太痴迷了。”

  摄影是一个非常烧钱的爱好,霍维新对此深有体会。冲洗照片所用的显影剂和定影剂,深圳都买不到。40年前,深圳还没有改革开放,跟广州相比差距很大。显影剂之类的只有省城广州才有得买。霍维新几乎每个周末都要从深圳坐火车到广州。他记得,那时还是绿皮车,从深圳到广州差不多要4个多小时,简直像出远门,到广州火车站,再花1毛钱坐小巴士,转乘三轮车到上下九。“当时上下九很发达,十三行附近卖什么的都有。”为了跟照相馆的师傅搞好关系,他还要从深圳带咸鱼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为拍照山顶熬夜蹲守一星期

  从上世纪90年代,他的“海鸥”相机变成了几千元“尼康”。和所有的摄影师一样,霍维新对自己的摄影作品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摄影就是自找苦吃,为了拍照,我都老了好几岁。”他说,为了拍摄深圳湾的夜景,他要连续一个星期的晚上在蛇口的山头、高楼反复拍摄,直到清晨的第一缕太阳升起,直到拍摄满意为止。

  霍维新说,自从1979年蛇口大开发之后,深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这里都是一片烂泥地,现在全部起了高楼。你看,这里以前是一片海,现在这片海被填上了,盖起了工业园。”40年间,深圳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他的照片里定格。他拿起其中两张,两张拍摄点是同一个山头,一张是在1980年拍的,另一张是在2000年拍的。为了拍摄这些全景照片,当年没有广角镜头,他只能手动固定相机,一张张地定点拍,最后拼接成一张全景照片。

  2001年,霍维新退休后,霍维新把这些珍贵的照片交给蛇口街道办保管,成为深圳人共有的时代记忆。他把自己的相机也交给了儿子,由他来继承自己的“事业”。他希望儿子继续用镜头记录特区的发展变迁。

编辑:直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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