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特区留影40年 200斤照片记录深圳巨变

他为特区留影40年 200斤照片记录深圳巨变

　　1974年由霍维新拍摄的几名打鱼妹腌制咸鱼的照片在国内流传甚广。

　　霍维新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深圳市小渔村蛇口是一个历史性起点。今年77岁的霍维新是深圳最早的一批摄影师，从1970年到2010年，他花了40年时间，用镜头记录下这座城市的点滴变化。他的摄影作品还斩获国内各种摄影大奖。“当时只要渔船靠岸，就会蜂拥而上几十名鱼贩子，争先恐后去抢个好位置。一条船几十箱鱼，十几分钟就卖完了。”在霍老的家中，一张张发黄的照片，诉说着特区翻天覆地的发展。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肖欢欢

　　虽然年过七旬，但霍维新出门依然保持着摄影家的范儿，脖子上挂一个相机，身上穿着有很多口袋、可放相机镜头的摄影服。

　　霍维新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人，老家是深圳宝安，他的语调也是地道的深圳土话。退休后，孩子们都让他搬过去一起住，他还是舍不得自己的小屋。因为，家中的两麻袋照片是他最在乎的“宝贝”，只要有空，他就会翻出来品味一番。

　　40年拍下200斤照片

　　1957年，他是全村唯一一个考入南头中学的“文化人”，1960年南头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宝安师范，成为全村唯一中师生，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的边防区蛇口当小学老师；3年后被分配到蛇口公社教育办公室工作。

　　霍老回忆说，当时蛇口只是一个公社，有7个大队，一共有4700人。一个小渔村，没有土地，村民们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出海打鱼。当时，外地姑娘都不愿意嫁到蛇口。

　　被分配到蛇口时，他一个人住在小砖瓦房里，那时没有电视和手机，也不能上网，也没有电影院、图书馆。正是爱玩的性格让他迷上了摄影。1970年，他被蛇口公社教育办抽调去参加深圳摄影学会第一期培训班，这让他学会了拍摄、冲洗照片、暗房制作的技术。

　　学成后，他加入深圳摄影学会，在家里搞起了家庭暗房，并筹建自己的照相馆。当时，整个蛇口都找不到一家照相馆，村民们照相要跑几十公里之外。霍维新在自家建起简陋的照相馆，成为蛇口最早的照相馆。

　　1971年，蛇口渔业一村网具改革获得广东首肯，要举办现场大会，现场摄影的任务落到了霍维新身上。当时他手里有照片有底版，但展览会需要很大的照片。当时又没有缩放器，于是他把家里的整个房间布置成暗房，房间所有透光的地方全部用被子衣服封死，把相纸固定在墙上，调整放大机的光源透过负片直接打到墙上的相纸映像，相纸太大，没有那么大的洗相池，就用孩子洗澡的大木盆装上药水用来显影。

　　40年下来，究竟拍了多少张记录深圳的照片，霍维新已经记不清了，估计有几万张。他只记得，一年下来照片都要装上几塑料袋。他说，40年下来，拍摄的照片少说也有200斤重。当年重修现在住的这栋房子时，他将堆积在暗房中的照片整理出足足两麻袋之多，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到2000年。如今，蛇口的渔街墙雕很多都取材于他拍摄的照片。

　　用镜头记录改革历程

　　作为深圳最早的一批摄影师，深圳改革开放中的很多标志性事件都被霍维新记录下来。

　　1979年7月，深圳市要在蛇口山举行施工爆破，蛇口工业区炸响开山炮，这也被誉为“改革开放第一炮”。他得知消息后早早赶到现场，但没有进场证，不能靠近爆破现场。但他不死心，钻进附近工地一个大水泥管里躲着。趁看场的人不注意，他赶紧拿出相机，拍了几张“蛇口第一爆”的照片。

　　霍维新说，要拍出好照片，没有别的技巧，就是要深入生活，与被拍摄对象同吃同住，一起劳作。40年前，深圳渔民捕鱼、生活、码头作业等无不一一定格在他的底片里。当年为了拍摄海上捕鱼的镜头，他跟船出海。当时的船很小，也没有引擎，全靠渔民自己用桨划。海浪又大，小船在海面上不断地起伏，站都站不稳，生怕一不小心就会被颠下船去。一开始上船的时候他还晕船，在船上坐上半个小时，他就感到天旋地转，倚着靠背只想呕吐，所以每次出海，他都要空着肚子，不敢吃饭。跟着渔船出海几次，他才慢慢适应了，在船舷边上，打开相机，随着波浪抓在手的相机不停地晃动。最远的时候，他曾跟着蛇口渔业一村的渔民去到几百公里外的广西北海打鱼。

　　1974年由他拍摄的几名打鱼妹腌制咸鱼的照片在国内流传甚广。这是他跟随蛇口渔业一村的姑娘们前往北海打鱼归来时抓拍到的。这张照片因为画面鲜活，充满生活气息，被广东乃至全国多个摄影展收录。

　　霍维新说，作为摄影师，能够记录历史，他是幸运的。当年，因为蛇口是改革开放的窗口，霍维新可是大忙人。作为方圆几十公里内出名的摄影师，渔民们要拍证件照都找霍维新，当时他白天要上班，只有晚上有空帮他们拍照。每天冲洗完照片，已经是深夜12点，第二天一大早又起来上班。“当时拍一张照片大概是两毛钱。老婆一开始是反对我搞摄影的，觉得不务正业，后来看到我帮人拍照片，还能赚点零花钱，她就不反对了。”

　　花8个月工资买一台相机

　　霍维新告诉记者，自己最早使用的相机是一台海鸥牌相机，是上世纪70年代自己花血本买的。当时每个月工资30多元，一台海鸥牌相机要300元，差不多是自己8个月的工资。“当时都不敢告诉老婆，偷偷买回来用了个把月，才敢告诉她，但最后还是免不了一顿臭骂。”他笑着说，深圳当时还没有摄影师的概念，包括深圳最早的一批照相馆，照相师傅都只是会照一寸证件相，谈不上摄影艺术。

　　但霍维新从心底把自己当成一名摄影艺术家。当时胶卷很贵，一盒3块钱，拍一张照片光胶卷成本就是1毛钱。“一毛钱差不多可以买半斤猪肉呢。”所以，每次在按下快门之前，他都格外谨慎，总是要选好角度，调整好光圈，在最合适的那一刹那按下快门。每次拍到好照片，他就欣喜万分，一整晚都高兴得睡不好觉，如果有拍得不好的，他则垂头丧气。“几斤猪肉打水漂了。当时真的对摄影太痴迷了。”

　　摄影是一个非常烧钱的爱好，霍维新对此深有体会。冲洗照片所用的显影剂和定影剂，深圳都买不到。40年前，深圳还没有改革开放，跟广州相比差距很大。显影剂之类的只有省城广州才有得买。霍维新几乎每个周末都要从深圳坐火车到广州。他记得，那时还是绿皮车，从深圳到广州差不多要4个多小时，简直像出远门，到广州火车站，再花1毛钱坐小巴士，转乘三轮车到上下九。“当时上下九很发达，十三行附近卖什么的都有。”为了跟照相馆的师傅搞好关系，他还要从深圳带咸鱼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为拍照山顶熬夜蹲守一星期

　　从上世纪90年代，他的“海鸥”相机变成了几千元“尼康”。和所有的摄影师一样，霍维新对自己的摄影作品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摄影就是自找苦吃，为了拍照，我都老了好几岁。”他说，为了拍摄深圳湾的夜景，他要连续一个星期的晚上在蛇口的山头、高楼反复拍摄，直到清晨的第一缕太阳升起，直到拍摄满意为止。

　　霍维新说，自从1979年蛇口大开发之后，深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这里都是一片烂泥地，现在全部起了高楼。你看，这里以前是一片海，现在这片海被填上了，盖起了工业园。”40年间，深圳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他的照片里定格。他拿起其中两张，两张拍摄点是同一个山头，一张是在1980年拍的，另一张是在2000年拍的。为了拍摄这些全景照片，当年没有广角镜头，他只能手动固定相机，一张张地定点拍，最后拼接成一张全景照片。

　　2001年，霍维新退休后，霍维新把这些珍贵的照片交给蛇口街道办保管，成为深圳人共有的时代记忆。他把自己的相机也交给了儿子，由他来继承自己的“事业”。他希望儿子继续用镜头记录特区的发展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