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批判的探照灯 看到真实的荒诞

用批判的探照灯 看到真实的荒诞

利兰·卓

摄影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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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写一部小说

　　羊城晚报：在您这部《美国庞氏家族的奇幻人生》小说中，有没有您的家族的影子？您的写作动机是要追溯自己族裔史或家族史吗？

　　利兰·卓：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作品，也是我第一部在美国出版的长篇小说，主要用黑色幽默的笔法反映华裔家庭如何与“美国精神”不合拍。它是荒诞不经的喜剧故事，揭示的是严酷的历史与现实。与许多现实主义的小说一样，它确实取材于我的真实生活，如我在大学时代在哥本哈根实习过很久，所以小说一部分的情节设定在丹麦。但整部作品是虚构的，并非我的“个人自传”。小说中有关中国的那一部分是我用心地研究过历史资料后动笔的，带着我个人对父辈历史的反思。写它我用了整整十年：2005年开始构思，2010年完成初稿，2015年出版，恰恰在唐纳德·特朗普竞选的这一年；小说中投机钻营的市长恰好是个房地产商，说真的，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小说碰巧与现实这么接近，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羊城晚报：您是怎么走上写作的道路？

　　利兰·卓：我年少的时候就喜欢文学，这让我祖父又惊又喜。那天他正在厨房里忙着，我说我将来要当个作家，他很高兴。当时我上高中，参加了一个记者团，为一份报纸写稿。我后来成了“体育栏目”的编辑。纯粹是为了免费拿球票，我迷恋体育。当然，我非常遗憾自己不大会说，也不能用中文写作。

　　羊城晚报：您写作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利兰·卓：我写作的主要目的是为读者展示生活本身是如何地妙趣横生，但同时，我还想让他们笑中带泪，笑后反思，或者顿悟。这部小说中，我用批判的探照灯让读者看到美国社会的黑暗面，如何的荒诞，主要想要开掘出来这种黑暗与荒诞的内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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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注族裔文化强调世界性

　　羊城晚报：您对自己父祖辈的祖国及文化传统有兴趣吗？

　　利兰·卓：说实在话，我对自己的家族越来越感兴趣，特别是近年来祖父年迈后。我不会说太多中文，但我用翻译软件把祖父写的家族史、回忆录都反复地读了，祖辈的沧桑史、伤心事，他们建功立业的历程，也都了解得差不多了。非常庆幸的是，祖父谢世之前读了我这部小说的中译本，替我写了序言，以祖父和华文老作家的双重身份对我的作品做了点评，对我的创作做了指导。广州与旧金山真的太不一样，广州的人口近乎纽约的一倍；旧金山人口还不到百万，这样一比，旧金山也许算不上是座大城市，顶多算是一个镇子，尽管是个富裕的镇子。

　　羊城晚报：在当下，全球化背景的写作与族裔文化背景的写作，哪个更重要？您更认同哪一种？

　　利兰·卓：目前，在美国，许多场合下是强调作家的族裔身份、文化背景的，故少数族裔均有被“排斥在外”的趋势，华裔作家的“写作自觉”自然会朝族裔经验那里转移。但我写作的初衷是强调世界性、全球化的。我幸运是一个“走遍世界”的人，住在美国的“都市”里，感触最多的是全体世界居民，各族人民都切身体味的比如“财富不公就像气候不恒”等，而不单单是华人怎样怎样。

　　羊城晚报：您与主流的80后美国人在生活方式、思想价值上有何异同？

　　利兰·卓：我是在90年代末走向成年的。我看到现在的美国年轻人，有很大一部分开始怀恋上世纪90年代，认为那时候的美国比现在好。我的年龄段的美国作家与现在的年轻写作者视角不同。这些年轻人不读纸张印刷的书，也不用笔写作，都是在手机平台上操作的。但在纽约城，我住的周围，许多年轻人还是读书的。总体上说，这是一个“趋同”较多的时代。世界许多地方的青年人的期冀与努力方向都较为一致：不是盼望有机会一展风采，就是很在乎自己的存在感，这对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很重要，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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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100名美国作家能靠写作生存

　　羊城晚报：现在的美国作家能纯粹以写作的手段谋生吗？

　　利兰·卓：自己写的字能够出版，对一个作家来说意义非凡——会带来教书、演讲、替人代笔，还有当编辑记者等以外的大笔收入，名利双收。如果你够幸运，作品还能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赚得盆丰钵满。但大体估算一下，美国大约只有100名左右的作家能完全靠写作生存，比如《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J.K.罗琳。这说明纯粹靠写作谋生不是没有可能，但希望太小，绝对不容易。你写作，你的另一半一定得当你的经济支撑。

　　羊城晚报：美国的小说是怎样分类的？

　　利兰·卓：各种标准。现在小说的分类好像越来越多了。比如按阅读对象分，就名目繁多，细化得很厉害，青少年分“新成年读物”“青少年读物”，还有“中低年龄段少年读物”，说实话我真搞不清楚这三种有啥区别。但是针对成年人的出版物好像没这么复杂，而且市场越来越低迷，与整个出版业要面临的“崩溃”同步。通俗文学曾经的“繁盛”早就让位于电影、电视剧的滥觞，“严肃文学”的“危机”就更不言而喻。关键是大部分读者问我为什么要买一本“严肃文学”的书来看呢？我买书就是为了在度假中，或飞机上打发一下时光，然后随手把这本书扔了，也不觉得可惜。如果它是“严肃文学”，我们不好这么对待吧？

　　羊城晚报：什么样的小说是美国读者最喜欢的？比如现在最热销的，是谁的小说？

　　利兰·卓：目前最成功的美国作家是詹姆斯·帕特森，他跟前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合作了一本《总统失踪了》，最近很热门。但我怀疑比尔没写几个字，甚至帕特森的笔墨有多少，也不一定，因为他有个“小说创作团队”。《消失的女孩》的作者吉莉安·弗琳也非常火，她的大部分小说都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剧。最近还有新加坡裔的关凯文(Kevin Kwan)写的《疯狂的亚洲富豪》被改编成了电影，在北美票房爆满，连带小说也开始畅销重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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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个“慢工出细活”的人

　　羊城晚报：听说您的小说获得过2015年度亚马逊网“最受欢迎的美国文学类图书”称号，还得过詹姆斯·琼斯“最佳小说奖”。您认为自己写作成功最关键的因素是什么？

　　利兰·卓：除了追求“灵魂的撞击”，立意要深刻，我也着迷于谋篇布局的严谨——不但情节设置要巧妙，还须有繁复多变的“世界性建构”。我很高兴我的小说被人评为“个性飞扬”，读者“爱嗜其文，不能释手”。我很满意了，因为少有作家做到，也许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我这么能“下死功夫”。

　　羊城晚报：哪位作家对您的影响最大？

　　利兰·卓：一旦决定以“写作”为业，我就立志追随索尔·贝娄、马丁·埃米斯，还有村上春树等。我想把华裔美国人处理成贝娄的“犹太民族情结”，我想学习马丁·埃米斯的幽默与谐趣，把小说写得韵味横生；还想学村上春树的神秘莫测，命运的偶然，那种不可知性最后才昭然若揭。

　　羊城晚报：您对自己未来的写作有什么规划，或者说“期许”？

　　利兰·卓：我的下一部书明年会出版，也是华裔题材的小说，主人公怎么凭“单人喜剧脱口秀”在美国娱乐界立身。为了“深入生活”，我都试着在纽约表演过三年“单人脱口秀”。这故事快乐又忧伤，写的是一个追梦的人，“退守”的时候全家反对；“入世”的时候又遭遇歧视（按照行规，某些行业被某个种族垄断）。这样的情况下他是怎么一步一步坚持下来的呢？我会一直这么写，只要读者对这类题材仍然很着迷，或者这一类社会问题还没有答案。我不确定自己的一生能否会完成二三十部有价值的作品，但肯定也不会是目前的这三四部，尽管我是个“慢工出细活”的家伙。

　　（本采访得到宋晓英教授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