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斯奋、林岗二人谈①:走出鸦片战争的阴影——关于文化自信的对话
编者按
日前,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广东省文联原主席刘斯奋与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林岗就“走出鸦片战争的阴影”话题经过十个月的对谈、整理,已完成定稿,约10万字。
从5月29日开始由《羊城晚报》独家刊发,并在羊城派上陆续连载推送。
两位先生博学精思,视野宏阔,鞭辟入里,观点精彩纷呈,在走向民族复兴重建文化自信的当下,启人深思。
文/刘斯奋 林 岗
▶ 直至“五四”前夕一再错失时机
刘斯奋: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人救亡图存的意识,自视极高的“天朝上国”,面对西方列强入侵竟然一败涂地,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于是不断寻求应变之道,开始认为是技不如人,于是搞洋务运动。
结果甲午之战败给了东邻的“蕞尔小国”日本,更是深痛巨创。引发精英阶层的分裂和转向。于是有了戊戌变法,从政体方面找原因,想学西方虚君和议会政治的一套,然而遭到顽固势力的阻击,又迅速失败。于是转向更激进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清朝政府,结束了几千年的帝制。
可即使如此,亡国灭种的危急局面仍旧未能改观,于是就有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抗议不平等条约,后来却发展成对中国文化传统的猛烈批判。
可以看得很清楚:整个“救亡图存”的线索是由经济、军事寻找根源,到从政治制度寻找根源,“五四”运动终于将文化落后视为最终根源,将之前的失败追溯到文化上。甚至否定自身的民族文化传统。
这种情形,全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没有出现过。应当说,这与中国人崇尚实用理性有很大关系。
不过,从本质的层面来看,当时这样做,是在精神文化的层面向宗法制度发起冲击。考虑到当时的中国,宗法制度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束缚,不彻底打破便无法向工业文明转进。因此这种狂飙突进式的批判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林 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近八十年,国势走在下坡路上。虽有短时振奋,略见曙光,如戊戌维新、如辛亥一役,但终于不能振衰起敝,国人精神萎靡,直至“五四”前夕,跌至谷底。
士大夫阶层把持权力的时候,他们轻视了列强挑战引起内政外交危机的严重程度,虽然意识到这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但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大变局却未有加以深究,知变局之大而不知其所以为大。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再错失时机,直至平稳改革的时机窗口关闭。士大夫阶层统治中国的手法老到,但他们不是有远大眼光的统治阶级。近代中国的国难日深,同士大夫阶层脱离不了干系。
▶ 当年放出狠话的不只有鲁迅
刘斯奋:不过,由于传统文化,以及作为其根基的宗法制度,凭借几千年的积累,根基极其深厚。用温和的改良的手段根本无法将其撼动。因此鲁迅一派人放出狠话,说要把屋子、窗户拆了!决意采取偏激的、极端的方式手段杀出一条血路来。
林 岗:当年放出狠话的不只有鲁迅,当然鲁迅的话非常狠。陈独秀、胡适、“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吴虞以及傅斯年都对中国历史文化放过狠话。将这些狠话归结为文化激进主义虽然有点简单化,但有助于看清阴影的形成。远在新思潮之前文化激进的姿态就已经看出端倪。
谭嗣同《仁学》有“冲决罗网”的说法,他眼里的罗网,既包括“君主”也包括“伦常”。谭嗣同的“冲决罗网”,揭开了新思潮文化激进主义的序幕。
刘斯奋:所以那批激进人士便对所有中国传统的东西都反对,全部否定。文化也好,历史也好、中医也好,甚至中国的文字,全部都否定。不过既然这么极端,就无可避免会产生非理性的结果,会将脏水连同孩子一起全部倒出去,把优良的东西也全部否定掉了。
甚至出现更加极端的主张,就是主张全盘西化。包括胡适也是主张全盘西化。当年我们中山大学的校长陈序经同样力持这种主张。
林 岗:全盘西化实践上其实没有可能,揪住自己的头发当然飞不上天。日本现代文化的“总设计师”福泽谕吉在明治时期提倡“脱亚入欧”。一个多世纪之后,日本并未成为欧洲国家,只变成了美欧的“小跟班”。
后起现代化国家屡屡出现全盘西化的论调,而且也有一部分市场,并非因为这是一个后起现代化国家的解决方案,而是后起现代化造成的思想和观念的病症,正好暴露出自信心不足的文化阴影。
▶ 到了走出这片阴影的时候
刘斯奋:全盘西化并未成功。事实上也不可能成功。倒是在这场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伟大斗争中,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思潮的产物,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从物质决定精神,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角度,来认识、揭示中国问题的症结。
以经济地位的阶级划分,取代血缘地位的宗法划分,带领中国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通过精神层面的反“封建”运动,和物质层面的土地改革,终于彻底打破几千年宗法传统,为生产力的突破性发展扫清了道路。
然后通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开启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并以前无古人的辉煌成就向全世界宣示:中华民族实现全面复兴已经势不可挡。
历史发展到这一步,四个自信的提出,就成为在新时代树立强大精神支柱的必然要求。其中,文化自信构建,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之一。文化自信包括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方面。而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鉴于近代以来曾经出现很大的落差和曲折。
时至今日,尤其有必要认真进行审视与梳理,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好的、坏的,正反两方面都要反思。既不能再一概否定,也不是全盘复古;而是站在今天新的历史起点上,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形成比较准确的判断和把握,重新认识它。
我觉得,我们这场对话的核心应该是:如果说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华文化曾经被蒙上浓重阴影的话,那么现在到了要坚决走出这片阴影的时候。
林 岗:我觉得你讲得十分好。我很赞成“走出鸦片战争阴影”这个提法。中国的传统文化从鸦片战争开始走向衰落,不单是文化,而且政治、军事、国势,都在逐渐衰退,这个衰退产生了一个牢固的思维定式,产生了看待中西的思维惯性。
那就是以先进与落后衡量彼此,一切来自西方的都叫做先进,一切与自己国家的文化传统有关的事物、古代思想观念,就叫做落后。
这个先进与落后的思维定式,在现代史上产生了巨大的正向作用,但是到了今天,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要摆脱这种从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式,更新看问题的观察点及观察方法,十分必要。
鸦片战争到今天,超过一个半世纪、差不多两个世纪的时间。如今我们所处这个时间节点,有个极大的好处,可以用后设的眼光看问题。站在后设的历史角度反思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就不是单向度的历史,它呈现出一种历史的整体性。这整体性就是国运国势从衰退到复兴的呈曲线状的历程。
可以设想,如果我们的国运国势处于衰退,比如说,处于清末辛亥革命之前,或者五四运动前,那我们看民族的前景多半是悲从中来。如果你有爱国心,那肯定悲观黯淡。虽然你也奋身救国,但更主要是执着于“壕堑战”的奋斗,眼前的曙光是看不到的,难有日后复兴前景的清晰认知。
当你看不到复兴的前景,它就会影响你看民族历史文化的眼光。
我相信我们的老校长陈序经是爱国的,但他对自己的国家和文化失去信心。这是他倡导全盘西化的根本原因。我们和他当年的处境根本不同,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已经走向复兴,而且这个复兴的势头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无论是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还是西进运动完成之后的美国,抑或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在经济、科技上的进步都同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所取得的进步处于不同的层次。所以,我们站在这一点去看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就可能产生完整性的认知。
有完整性认知和没有完整性认知是不同的,比如我们可以避免苛责前人的错误,对历史有基于同情的了解。假如洋务运动时期没有李鸿章支持,由传教士和口岸文人一起翻译西方典籍,尤其是科技方面的书籍,那一定没有康有为那代人的思想,康梁也形成不了变法的思想。
谭嗣同《仁学》里很多声光化电,他有个概念叫“以太”。“以太”在现代物理学上是不承认的,但在他那个时代其实是一种科学思想,是对物理现象的科学解释。可见这一代人达至的进步与前一代人努力是相关连的,历史没有一蹴而就。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的每一点进步,每一点改进,都与上一代人的奋斗有关。
但中国这个大国的问题在于,一代人的奋斗不足以一步将这个国家达至富强与文化复兴,在这个过程中就必然会有一些不同的阶段。以前无法将这些不同阶段串联起来理解,叫鸦片战争的阴影也好,叫文化激进主义也好,无论叫什么,其实它们本质上是历史阶段发生断裂的文化症候。
由于今天中国的发展进步,我们才可以将这些不同阶段的努力,连成完整的历史进程看待。历史进程完整性认知要求我们转变对古代文化传统的态度。五四新思潮运动与文化传统的“逆接”,在当时有必要性,但在今天还原封不动继承保留下来则很有缺失。
现在要回过头来重新总结,对传统文化应当顺向接受,重新审视其中优秀的东西,好的东西。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培育正向的自信心十分必要。其实对于传统的继承,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阐述方式。
五四的那种方式,即使合适于当时,也不合适于现在,因为社会的变迁已经过了那个阶段,那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已经完结了。
今天应当重新开始,用顺承接受的态度去对待古代传统。重新阐述其中有价值的地方,顺逆之间已经跨过了百年。即使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做成,需要几代人努力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也要从现在着手,打下坚实的未来基础。
▶ 如今很多年轻人不知礼教为何物
刘斯奋:那么,现在不妨回头去看看,有哪些地方应当反思。我首先想到的是: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十分注重礼教,但被五四文化运动的健将们大加挞伐之后,礼教也就七零八落了。到如今,很多年轻人很都多不知礼教为何物了。
举个例子,在古代写信,长辈与晚辈交往,往往称晚辈为“兄”,其实按古代的礼仪,长辈称你为“兄”,犹如称你为“青年朋友”,他有居长之意。结果现在的年轻人,看见长辈的来信对他以“兄”相称,就马上得意洋洋,认为长辈与他称兄道弟,是平辈身价了!弄得我现给年轻人写信赠书,都不敢称对方为“兄”,免得对方受宠若惊。
再举一个例子,我不止一次碰到比我晚一辈的年轻人,要我为他过生日写贺词。碰到这种情形我就会回绝他:你这是不懂礼仪。
再补充一个例子。我父亲当年在世时,有时也跟年轻人交往,也写信交流,大概也称过对方为“兄”。于是那些年轻人就公然以为自己跟我爸是朋友,向我津津乐道。
我对他说:你说同我爸是朋友,那等于说你是我的父执。你比我还年轻,你怎么变成我的长辈了?你要明白自己交往的身份,不过是“叨陪末座,追随老辈”而已!
还有一个例子。不久前,有一位老师与学生一起做“对话”,某家报纸也许认为那个学生名堂更响,竟然将学生的名字放在老师名字的前面来报导。你看连文化人对基本的“礼”都不懂,还搞什么文化? 所以我觉得礼教的失范确实比较厉害。就连最基本的东西都抛弃了。
又如古人是绝交也不出恶言,不会乱骂。但现在人的却习惯对骂,即使是学术的争论亦如此,显得毫无风度。因此我觉得如何恢复礼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现在好像有些学校重新提倡礼教,但并未真正形成风气所以效果还不大。
林 岗:你谈到的这点,可以归结为一点,新文化运动之后的社交实用化、简便化。但确实走得过头了,步子太大,扯着了自己。刚才你说的那些我也经历过,比如我有时送书给学生,称其为“兄”,他会来抗议,说感到不好意思,你怎么这样称呼。所以我现在就名字后面什么都不写了。
刘斯奋:你可以称其为某某君。
林 岗:建议甚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尴尬的情形,原因恐怕是近代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国家处于乱世,“礼”的规范也日益式微。但现在你说能否回复以前,那就比较难以揣测,只能逐步来,我觉得有礼貌是好的。
比如在国外,尤其在北美那边,他们礼貌的要求与我们完全不同,就连老师在讲坛上课,学生居然把腿架到桌子上,把脚板底对着老师。但外国教师视为平常,没有意见。
刘斯奋:在中国恐怕还不敢这样做。不过其他场合就难说。
林 岗:是的。我的办公室在教学楼上,坐电梯的时候经常遇到学生。你会看到十个学生里面有一个学生会比较讲礼貌,他看到我们这些头发白白的,就算没上过课,也会说声“老师好”,会让年纪大的先走出电梯。但剩下九个就不讲究这些,更极端的是,有些与老师一起等电梯的学生会抢先走进电梯。
见得多了,我提醒自己一定要安之若素,不然会被气死。从你指出的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确需要新的移风易俗。移走这种缺乏教养和礼貌的风气,要让好的传统首先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使之成为公民日常生活中的无意识。人际交往,友善很重要。缺乏礼仪,交往就缺乏友善气氛。缺乏友善氛围,戾气就必然滋长。
▶“五四”知识分子将中医批判到体无完肤
刘斯奋:好的,礼仪是一种。此外其它方面被遮蔽的还有不少,比如中医。“五四”知识分子将中医批判到体无完肤,彻底否定。这种观念影响极其深广。据说1949年后,竟然还有人主张废除中医,被毛泽东狠狠批评了一通,才把这种势头遏止住了。所以这也是鸦片战争阴影的典型例子。
确实,直到目前,中医无法用西医那一套方法来解释,最明显的,经络、穴位,用西方的解剖学就找不到,因为是看不到的。还有中医的阴阳寒热、望闻问切也无法用机械测量来的取代,它其实要靠医者的直觉感悟。如同艺术创作一样,其中天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至于天赋如何得来,是目前的“科学”还无法解决的问题。
中医和西医其实是两种不同文化系统的产物。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两者各有长短,也都各有功效,不应偏废。这次抗击新冠疫情就是证明。从更久远的角度来考察:如果中医真的不行,那它怎么能够支撑中国几千年不中断的文明?为什么西医传入以前很久,中国就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林 岗:新文化运动那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确实有一种朴素的排斥。新文化同人中被公认的,政治上有左中右三种态度。比如陈独秀比较偏左,比较中间的是鲁迅。鲁迅守住一条,他知道自己是做文学的人,文学上激进是另外一回事,对政治他甚少涉及。胡适、周作人就比较右,傅斯年也偏右。
但三派里面有两样东西他们是一致的。第一,质疑中医,不信中医,批判中医。第二不喜欢古典戏曲,批判挖苦古典戏曲。这种共性很耐人寻味,它建立在质疑承载古代文化传统的文化形式的生命力上,因其“落后”而排斥。
刘斯奋:比如不看梅兰芳。
林 岗:鲁迅骂梅兰芳就很著名。梅兰芳其实没有得罪鲁迅,但鲁迅对梅兰芳有意见,尤其讨厌京剧中男扮女装的角色,他不喜欢这些,存在朴素的排斥。这种排斥,放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看,是没道理的。他们认为既然推动新文化,传统就要让位。由于这样的思维定势,形成了非此即彼的极端趣味和偏好。
▶ 曾经有思潮要否定中国的文字
刘斯奋: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成系列的。戏曲是这样,绘画也是如此。这一点留待后面再细谈。现在谈一个更极端的,曾经有思潮要否定中国的文字,认为中国文字也是落后的。
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计算机出现,又说中文打字的速度无法与英文相比,将会成为现代化的严重障碍,必须彻底拉丁化,才能跟上时代步伐。谁知中国文化真的博大精深,很快就研究出五笔字型输入法,后来更出现拼音、笔划、手写输入等等,都比英文输入更快。这才打破了那种谬论。
林 岗:你谈到的汉字问题,我认为新文化观念中,最激进的部分当属文字拉丁化的倡议。汉字拉丁化看法,恐怕与基督教传教士的福音活动有关。耶稣会士明末入华,他们走上层路线,没有这个念头。十九世纪初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他们改行草根路线,传福音吸引下层民众,随之而产生改造书面语和文字的问题。
以拉丁字母替代汉字的做法传教士也尝试过,但因中国方言众多,读音不统一,尝试没有成功。但传教士用拉丁化替代方案改造所在国的语言文字,有的国家就行得通,比如越南的楠文楠字便废除了。国家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也因此被割裂成连不起来的两段。
刘斯奋:说白了,就是用拼音字母写语言,重造文字。
林 岗:“五四”先驱的想法当然是出于救国救民的目的,认为如果中国不实行拉丁化,那将永远跟不上世界的潮流。当时钱玄同、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都有这种想法。拉丁化即使目前行不通,但一定是中文将来的出路。汉字拉丁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只是倡议,真正付诸实践要到了国际共产主义思潮产生大影响的时候。
大革命失败后,吴玉章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了拉丁化方案,三十年在远东海参崴工人列宁主义学校从事教育,编写拼音简报教育工人识字。红军长征到了延安,国共合作,形势一变。吴玉章从远东回到延安,有了更大的试验天地。他继续了拉丁化的未竟之业,出报纸、简报、教本等,教老百姓用拉丁字母来拼写汉语,从而更迅速识字。
从我读到的史料看,这件事他跟毛泽东商量过,毛泽东心里不赞成。可是毛泽东很讲实际,他知道这条路走不通,但吴玉章是“延安五老”之一,辛亥革命的前辈,不好反对。因此给他实验的条件。试了一段时间,确实行不通。
为什么呢?革命队伍的人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带着各自的方音方言来到延安,面对面交流尚且要靠比划和文字,看着那些拼音文字,读都读不出来,哪能产生理解?这说明,在语音不统一的条件下,文字写音的拉丁化是无法行得通的。
假如文字的拼音方案根据陕北口音来拼写,河南人看不懂,东北人看不懂,广东人更加看不懂,反过来也一样。这件事后来就做不下去了,实践证明拉丁化方案的文字改造是错误的。
▶ 可以写简体,但要认得繁体字
刘斯奋:方言救了汉字。不然真的连汉字也没有了。后来为了普及文化,大力推广使用普通话。这对于提供全国统一的交流工具,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不过普通话虽然统一了发音。但实际上仍旧无法拉丁化。因为中国语言的最大特点,就是音同而义异的字太多。
即使普通话统一了发音,这个基本特点仍旧无法改变。如果改成拉丁字母,作为口头交流也许基本能够听得明白,但古代典籍和诗词歌赋就变得如同念咒,不知所云。文章遣词造句的精准考究也无从感受,更别说用来制订合同、契约,甚至国际条约,音同而义异就必定引发无数争执了。
林 岗:所以拉丁化行不通,退一步就是汉字简化。汉字简化这件事情,第一批比较成功,第二批、第三批就没那么好。我读大学的时候,七十年代末,最后一批公布没多久就废除了。
刘斯奋:邓小平下令废除的。听说当时中小学课本已经印好了,是邓小平决定刹车,全部重印,不搞了。因为已经简化得很离谱了,道理的“道”,变成“刀”,似乎暗示有刀就有道理。
林 岗:是不是走之底上面一把刀?
刘斯奋:是啊,全部跟随声音,“菜”字就是草字头下面一个“才”。真是太过分。幸亏邓小平当机立断刹车,没有推行。不然一旦推行真的很麻烦。
林 岗:语言文字有时候是积非成是。用的人多了,就改不回来,悔之晚矣,看来这个刹车极之英明。
刘斯奋:这也是极左思潮的体现。那些推行极简汉字的人也是中了“左”的毒,认为越简越好。不知道文字之所以不断由简向繁发展,是与社会生活日益繁复的表达需要相一致的。他们那样搞,不仅是对中国的文化传统缺乏敬畏之心,也是完全脱离实际的。
林 岗: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语言文字改造的现代化潮流,是盲目相信和崇拜拼音的西文是更先进文字的结果。提倡者将先进和落后的思维定式生硬套在了西语西文和汉语汉字身上,催生了汉字拉丁化运动。从汉字拉丁化和世界语普及运动起,到第三批简化汉字废除止,这个潮流彻底结束。这里面的教训值得好好总结。
刘斯奋:现在还允许繁体字出现了,原来写招牌不能用繁体字,题字不能用繁体,现在就没那么严格了。
林 岗:是,现在是繁简兼用。
刘斯奋:有些文字简化合并之后,在运用时造成混乱。例如:“里”和“裏”合并为“里”之后,繁体“千里”就经常被写成“千裏”。“發”“髮”合并成“发”之后,繁体“發展”被写成“髮展”,“後”“后”合并之后,繁体“皇后”被写成“皇後”,如此等等。所以虽然现在我们不再使用繁体字,但在学校教育中,还是要让学生懂得繁体字。
林 岗:书简识繁,同时没有必要过于强调“清一色”。这样比较好。
刘斯奋:否则怎么读古籍?他们从小就不认得繁体字。
林 岗:可以写简体,但要认得繁体字。否则历史就慢慢断裂了,就像越南从殖民时代结束起,除了极少数学者,无人能读史书。民族的历史从二十世纪开始,不能不说这是悲哀的。
▶ 事实证明,现代化不是一条单行线
刘斯奋:所以我们所说的阴影,对语言文字也同样造成遮蔽。粗略列举了这些,其实归结到一个问题,就是近代以来,不少中国人当中,曾经形成一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心理。时至今日,这种心理还不能说已经彻底扭转了。至少在一部分中国人中,遇到一定的时机气候,就还会冒出头来。
林 岗:说到唯西方马首是瞻,我觉得这牵涉到另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在文化转折期都会发生这种现象。就像当年日本维新变法的时候,有脱亚入欧论,全盘否定东亚国家的文化。
脱亚论是福泽谕吉影响深远的议论,也是所有全盘西化论的祖本。福泽谕吉的理想是使日本变成一个欧洲-北美式的国家,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都如此。这种对自己历史文化不自信的现象,追根溯源,与现代化的潮流最初由西欧国家带动起来有关。
那些后起现代化国家要想有出路,就要跟着前面的榜样走,甚至不惜亦步亦趋,以为非此不足以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足。冯友兰谈到中西差别时有一种讲法,他认为中西之别是历史阶段的差别。言外之意,西在前,中在后,假以时日,中国亦会变得与西方一样。中与西是处于同一社会发展横轴之上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已。
刘斯奋:那就是时代。
林 岗:不是,是阶段。历史进程被认为是线性的。同一条路,人家走在前面,而你在后面,你就得跟着走。用我们现在的话说,现代化只有一条单行线。如果这是真的,那唯西方马首是瞻不得不说有道理。但事实证明,现代化不是一条单行线。
不同文明不同社会的现代化自然有其不同之处。这不同之处因其文明和社会的底色即历史文化传统不同而有不同。这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到一块的问题。
普遍性是什么?比如市场经济、科学技术,都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不可能说分为中国的科学与西方的科学。科学只有一种,是地球上的科学、世界的科学,这些是一致的,这就是普遍性。但也有一些是特殊的,尤其是文化。不同的特殊性嫁接在共同的普遍性基础上。
简言之,把现代化看成国家发展程度的衡量刻度,那当然存在共同的标准。可是构成这个共同标准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内涵也必然刻上不同文明和国家的烙印。中国文明有中国文明现代化的道路,欧洲基督教文明有基督教文明的现代化道路。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并不能全部涵盖这里面的意义。
欧美国家他们在生产力、科技、市场、法律等方面走在前面,国力强大了,清朝不是他们的对手,输了。但输不意味着要唯他们马首是瞻。鸦片战争之后相当长时间内,知识界的很多人,都认为现代化是条单行线。由此产生文化心理上的阴影,对固有历史文化失去信心。
要是早点意识到这个问题,那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当然现在这样说是马后炮,所以不能苛责前人,意识到问题就好。我要是早生一个世纪,也留意不到现代化问题该分普遍与特殊两面来认识,也会把它看成是单向度的。
刘斯奋:就算你看到也不会有人留意你,没人会觉得你是对的,因为潮流就是这样。
▶ 可以学习西方但不能盲目跟进
林 岗:是啊。历史的线性思维是非常强大的。在它的压力下,人们难免认为现代化就是如何让中国跟着欧洲的步伐一步步向前走。鸦片战争的阴影就是在这种时代社会的氛围下形成。说到固有的传统与文化,百无一是;说到欧洲北美,样样领先。对内对外,都没办法用理性的态度去认知。
由此造成的阴影,既遮蔽了固有的传统文化,也遮蔽了欧洲北美历史与文化的本来面目。中国人经历一个多世纪探索现代化的道路,由衰落到奋斗再到复兴,已经很清楚地看到现代化不是单行线,我们从阴影的迷雾中走出来了。
刘斯奋:这是实践检验的结果,同样是中国文化中务实求真传统的在发挥用。如果秉持这种态度和眼光,那么对西方文化也好,对中国文化也好,都要有一种科学的思想方法去对待它,要看到在它的早期,资产阶级兴起,反对教会与皇权统治的时候,是生气勃勃的。
当时我们向它学习,吸取它蓬勃向上的精神和活力,无疑很有必要。但同时又要看到:由于文化和国情不同,惟西方马首是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后遗症。特别是目前西方在已经发展到后工业时代,它的很多观念、理论、制度、行为,都是走向没落的表现。我们就更加不能继续盲目跟进,总而言之,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方法。
同样的道理,对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要充分认识它的光辉灿烂,坚决走出鸦片战争的阴影,重新加以继承光大。但也不能不分精华糟粕全部包揽起来。
特别是要看到:尤其在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末期的时候,也有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制度的腐败、政治的黑暗、思想观念保守顽固,风俗习惯的落后愚昧等等,我们也要一分为二地区分对待。只有这样,才能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真正确立我们坚定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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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吴小攀 孙磊
校对 | 李红雨
制图 | 蔡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