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洪
虽然在疫情开始时就听到宗强先生身体渐衰的消息,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噩耗传来,还是伴随着强烈的震动与刺痛。
宗强先生是我的大师兄,又是合作多年的直接领导。他的学问、人品,正如颜渊所言:“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矣。”
从电话中得知先生仙逝,几十年的情境一幕幕闪过心头,一个强烈的印记不断重复着——“本色书生”!
我是1978年考入南开,师从王达津先生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生。宗强先生是1961年进入王门的,所以说虽为师兄,亦兼师长。我在读期间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经过宗强先生指导、斧正的。当时在这位“温而厉”的超级大师兄面前聆听教诲,那种混杂着兴奋与忐忑的感觉,思之犹如昨日。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问世,瞬间士林洛阳纸贵。当时,我陪先生去上海,王元化先生、章培恒先生等沪上学界翘楚轮番设宴,席上话题大半在此书。诸位先生皆盛赞宗强先生对那一段历史“同情的理解”,而史料之扎实,文章之赡逸犹在其次也。当时,感慨良多——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南开的中文学科陷入困境,以致在公开场合有南方学界大佬肆意谤讪。不意数年间竟有如此大的反转。当时之感慨,集中于一点,就是学问、学术的力量乃至于斯!
十几年前,宗强先生的研究领域转移到明代文学,半年之内数次邀我恳谈、讨论。我对明代小说研究略有所知,而他的思考深度其实远远超过。但是,关于《水浒传》作者与写作年代,《金瓶梅》的传播途径,李开先的仕宦经历等,都是虚怀若谷地听取我的意见。
其实,他当时对这些问题已经有相当充分的了解,却仍然愿意听到多方面的观点。我当然也是直陈所见,包括对于不同时段“文学思想史”范式的变通等。有些看法彼此并不完全一致,而宗强先生不以为忤,过后仍然招我品茗畅论。
宗强先生性格偏于内向,但对朋友、对晚辈之热心直如春日。记得1991年,我晋升教授,请詹瑛先生做学术鉴定。由于学校工作的粗疏,给詹先生留出的时间相当迫促。宗强先生出于对詹先生的尊敬,也怕误了我的时机,就亲自去给詹先生送材料。
当时刚刚降过一场大雪,雪融复凝,路上满布冰沟雪棱。罗先生车技很差,骑行在那样的路上实在令人不安。但他不听劝阻,硬是摇摇晃晃上路了。酷寒的冰雪与温暖的热流,那一幕终生难忘,真是“冰炭置我肠”!
宗强先生多才多艺。诗文写作自不待言,而水墨写意犹见功力。一幅“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远矣”,把《庄子》的精神境界表现得悠远超卓。他与夫人同嗜丹青,相对挥毫,并有合集付梓。南开同仁每谈及此,无不欣羡不已。
称宗强先生“本色书生”,似乎不够高大上。但在我辈心中,能够全心全意心系学术,不慕浮华,远离名利,实在是当今世上最可宝贵的精神。先生的楷模,虽不能至,但高标在前,终如浩浩天宇中的斗辰。
宗强先生精研南华,对迁流之大化早已彻悟。今驾鹤归去,可谓了无遗憾。但在吾侪心中的哀思却是如何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