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士行：写没有答案的事

　　退休之后，过士行挺忙的。他得玩儿，客厅的茶桌、书房的书架和书桌，满满当当散落着各式的虫具，上百只蛐蛐罐、蝈蝈筒，他把玩了二十多年。得空儿，他要去十里河虫市遛遛，挑几只叫声清亮的蝈蝈回家。一次，葫芦虫具上的小零件坏了，他量了量尺寸，上淘宝一搜，得意地找到了合适的卖家，花十几块钱修补好了这上百元的宝贝。

　　他曾经在舞台上呈现的作品，如同他的生活，充满京味儿的语言和乐趣，抖段子的节奏，包袱一抛，台下笑声就起。1993年，在北京人艺门口，观众排出一里长，一直堵到报房胡同里，就是为了看一场过士行写的话剧《鸟人》。

　　上世纪90年代，他作为编剧的闲人三部曲——《鱼人》《鸟人》《棋人》大火，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派戏剧史上“过爷”的地位。那时候，他已是知天命之年。姜文看了他的戏，邀请他给自己复出后的首部电影当编剧，于是，有了姜文认为“来劲儿”的《太阳照常升起》。

　　如今，在雾霾里的北京深冬，过士行闲适地待在通州暖气充足的住处，十几只鸣虫在罐子里的叫声此起彼伏，仿佛嫁接了一个丰收的秋天。

　　困惑与开始

　　在瑞典著名编剧和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作品《婚姻情境》里重新发现人性的机关时，过士行已经想尝试导演一部话剧，那是2009年左右。《婚姻情境》曾在1973年于瑞典电视台播放，是一部六集电视剧，引发众多讨论。之后，伯格曼相继又创作出了此作品的电影版和话剧版。

　　等过士行真的作为导演，把它搬上中国话剧舞台，离他产生做导演的想法又过去了好几年。打动他的地方与当初第一次看时仍然一样——故事里的女人在询问男人，自己是否要生下孩子。伯格曼感叹，在情感面前，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过士行深以为然。

　　伯格曼在情感上历经波折，有过五任妻子，这些感悟被注入作品。话剧舞台上的人物始终是男女主角两人，场景就是他们的家或男人的公司，没有戏剧化的情节，只用两人的对话，带出他们的婚姻故事，以及其中琐碎又致命的问题。

　　过士行从未感觉生活的细节被如此细腻地展现。“我们从小缺乏爱的教育，只有爱集体，爱事业，但关系到个人、伙伴、异性的爱，都是回避的。”过士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这之前，他关注的是社会层面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北京树林里的鸟市，精神分析医师观察养鸟的人，想要构建自己的学术系统，为此把这里变成了“鸟人心理康复中心”。来到这里的养鸟人只关心鸟，看似关心鸟的鸟类学家却把珍贵的鸟做成了标本。众生相在此展开，没有人关心彼此，没有人关心人类，这是过士行的困惑。也深深击中了当年的观众。

　　但他最喜欢的还是《棋人》，关于天才孤注一掷的投入和逃脱不了的宿命。下棋为生的人，棋类的名家，都是过士行再熟悉不过的人，从小看着他们未成大器时的样子，日后又见到那些人功成名就。他的祖父和叔祖父，就像剧本中的主角，“风度翩翩，白皙的皮肤，修长的身材，从外表到骨子里是天生的儒雅”。

　　北平解放的时候，围棋世家从安徽应邀迁居而来，成立北京棋艺研究社——新中国第一个围棋组织。过士行出生在1952年冬天，家人依据明末的围棋大师先祖过白龄传记中，“其人雅驯有士行”一句，为他起了名字。但是，年幼的过士行就发现，自己数学不行，难以深入围棋之中。最终只走到业余三段。

　　那时候的他，有自认为颇为神气的理想。他不止一次想象，自己拿着大铜铃，吆喝着“倒土”，等垃圾装好车，车子发动，他就飞身上车，绝尘而去。再长大一些，他喜欢上另一份工作——掏茅房。他就把凳子倒背在自己肩上，假装是粪桶，手里拿起一个水舀子，喊“厕所有人吗”，这种时刻，他觉得“其乐融融”。

　　小学二年级那个寒假，他翻到了《林海雪原》，开始迷上小说。他跑去租书铺子里，花一分钱，站半天。从《说岳全传》《杨家将》《海底两万里》等中外传奇，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甚至是《胚胎学》。他记得一个戴眼镜的瘦高店员看见他翻这书，面露愤怒，厉声问他是哪个学校的，他赶忙逃跑。

　　看了书，上课的时候就天马行空地乱想。这一切都给他日后的戏剧写作隐约打下基础。那些戏剧中的荒诞和寓言色彩，加以京味儿的相声式的讽刺，都是小时候对周遭的观察和各种杂乱阅读之后的化学反应。

　　从记者到戏剧

　　2019年上半年，《鸟人》复排，过士行选角儿，想让演员即兴来一段跟养鸟人的互动，再唱段京剧。来面试的年轻人一一应了要求，最后来了《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选段，过士行为这字正腔圆的唱腔欣喜叫好。

　　曲艺的爱好也是自幼的熏陶。父母在银行当职员，他跟着二姨姥姥长大。二姨姥姥喜听戏，收音机里每天都是相声、鼓书。然后再绘声绘色地讲给他听。他津津有味地听着，草船借箭的故事里，鲁肃在渡江的小船里吓得哆哆嗦嗦，而诸葛亮气定神闲地喝起了酒。后来，他跑去翻《三国演义》，怎么也没找见这个映入脑海的画面。看了京剧才明白，那是马派在《群英会》里的演法。

　　1969年，17岁的过士行去了北大荒。那四年中，只有《复活》一本书是岁月里鲜亮的光，但得等到晚上，把它藏进被子里，才能去读。那个时候，想着能够回城当个工人也就满足了。

　　后来，他被安排回北京的工厂做车工，负责生产压面机和电机。他买了书来学技术，在车间练切削工具。舅舅说，这些将来都是要被机器取代的，都会自动化，他便不再上心。开会的时候，领导要人讲历史人物的儒法斗争，过士行用二姨姥姥那儿听来的讲法，来了一段曹操马踏青苗的故事，把严肃的政治生活弄成了评书演义。讲了半小时，他获得了一个月不用上机床的待遇。

　　1978年的一天，他在去洗澡的路上，听见工厂的大喇叭放出《北京日报》招考新闻学员班的消息。同事劝他去试，他感觉胸中有个微弱的火苗在窜起来。考试没有数学，语文卷子他得了将近满分。将要26岁的时候，他收到了录取通知。一年的培训后，他被分配到《北京晚报》戏剧版。

　　从那开始，他干了15年记者，看戏成了工作，接触名家也是工作，每天忙于写稿，几乎没有业余生活，没时间读书也没时间沉淀。工作的模式和路数反反复复，但没有创作的空间。

　　因为工作原因，他结识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导演林兆华。1986年，过士行采访完莎士比亚戏剧节，有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林兆华鼓励他，只要你写出来，我就可以导。他从最熟悉的事情开始，钓鱼、逗鸟、下棋。

　　第一部话剧《鱼人》就在1989年春节诞生，花了7天时间写完。他心里没底，写几句就要给林兆华打去电话，把台词念给他听，怕自己写出来的不是戏。

　　后来，林兆华一直认为，过士行语言里有老舍的幽默，还有自己独到的韵味。当然，对他的戏剧也有批评的声音传来，说这就是雕虫小技，把相声搬上了戏剧舞台。过士行倒不以为意。

　　最终，他决定放弃做记者，转而正式去写戏，自己去构造一个比现实过瘾的世界，他渴望观众。《鱼人》《鸟人》《棋人》三部曲完成于90年代初，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过士行想要写的，是这种时代环境下夹在着的无形压抑和对自由的渴望。

　　“他大概是从有限悲观走向有限乐观的状态”

　　2009年，过士行转型做导演，自编自导了话剧《暴风雪》。他自嘲不像林兆华可以找来大腕。以前，《鸟人》的剧本写好之后交给林兆华，演员阵容就能汇聚起林连昆、何冰、濮存昕、徐帆。

　　排《暴风雪》的时候，他在北漂里找演员，都是很年轻的孩子。演员刘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如果我从导演的角度来想，面对这么多新人，会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他会利用每个人的优缺点。作为演员，我觉得这种开放性很重要，能建立特别大的空间，还有办法让大家成为朋友。”跟过士行认识多年，刘丹觉得，过士行不会过分在意自己的表达要非常具象地呈现，而是会把他的认知藏到细节里，做一些减法。

　　每次，他们一起喝顿酒，吃顿饭，过士行马上就乐了。“他很可爱，特别热爱生活。当代好多知识分子有些沉重的东西，他没有。他好像可以转化孤独和痛苦，知道哪个是不想要的。”刘丹说。

　　前几年，过士行的老伴儿生了场病，刘丹看出过士行的着急，觉得自己之前的陪伴少了。身边的人离世和衰老，让过士行也流露出了对老之将至的恐惧，他害怕自己的藏物和玩物被别人随意处置，他放不下这些。

　　“他大概是从有限悲观走向有限乐观的状态。有限悲观底色还是偏乐观的，有限乐观其实就都是悲观。”史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觉得老过比以前悲观得多吧，这也跟时代有关。”

　　最近，过士行在关注杀医事件，曾经昌平那边的拆迁也是他关心的，但这些终究还是成不了他的写作题材。过士行觉得，已经明知道是非黑白，再去写，那不高级。如今，再回想起三部曲，过士行仍然觉得自己在戏剧中触及的问题是无解的。他现在还有困惑想要表达，但创作需要精力和心力，他觉得自己已经写不动了。他会劝年轻人，有想法就先写出来，虽然他创作的开始是在37岁，阅历最盛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有时间限制。就像棋手老了，不是棋艺下降，是精力不够了。”他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

　　周围的人常会注意到过士行的微信朋友圈，一天会分享好多条，有时候凌晨也在发。除了时事新闻，还有着似乎与他年龄不符的内容，比如一些娱乐八卦。他早已清楚，书店里的信息比不上网络了，自己眼睛也不太好了，书里的字也不如手机上的字可以调大。朋友圈里三教九流都有，大家每天的分享他都想要翻一翻。

　　如今，他把书法、篆刻停了一阵，就感觉难再拾起来，因为有人偷鱼竿，也不钓鱼了。虫儿和虫具始终是他没法放下的乐趣。有一次，他养的虫儿在剧场不见了，鼓楼西剧场的创始人李羊朵看见他焦急地满场找，找到之后又重新换上了那副乐乐呵呵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