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隆，老隆……

　　“十足一个暴发户……”

　　一位40多岁名叫孙家禄的儒雅商人，正兴致勃勃而又肃慎万分地在小镇上徙倚，忍不住慨叹。此时的他，瘦削，神色微愕。

　　小镇，只有一条穿心而过的马路，面积并不大。他数了数，理发店也只有三四家；但小镇的蕃昌程度，还是让他一惊：“这里的商业活动范围，倘要开列清单，可以成为一本小册子。有人说笑话，这里什么都有交易，除了死人……”他想着想着，不禁冁然——在抗战以后的若干“暴发”的市镇中间，这地方“总该算是前五名中间的一个”。

　　这小镇，叫老隆，位于广东省龙川县。

　　这名商人呢，昂昂自若，什么生意也没做。第三天，就悄悄离开了这片“走私商人的乐土”，赶往韶关去了。

　　也或许，他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

　　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茅盾。孙家禄，不过是个便宜行事的化名。

　　这是1942年元宵节当天。同一时期或前或后抵达老隆的，还有以下人士：何香凝、柳亚子、李伯球、陈汝棠、邓文钊、邹韬奋、张铁生、张友渔、胡绳、蔡楚生、乔冠华、廖沫沙、胡风、梁漱溟、丁聪、陈策……一共300多位。这些名字，掞藻飞声。每一个都与中国现代文化史辅车相依，休戚是同。

　　老隆，与有荣焉

　　茅盾没有忘却这小镇。他长辔远御，写下名篇《老隆》。

　　是的，老隆这地方，声撞四野，还真值得垂名竹帛，沿流溯源。

　　2232年前，年轻的赵佗就到过这里。他随秦始皇平定岭南的千军万马而来。立老隆寨顶，极目四望，远山如兽，近水若厉……依山阻河，易守难攻啊。老隆，遂成南海郡龙川令赵佗的防御要塞。赵佗，亦被毛泽东誉为：南下干部第一人。

　　震惊中外的“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业业矜矜，依然选择了“水陆舟车之会，闽粤商贾辐辏”的老隆作中转站。前不久，小镇上的“福建会馆”作为“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指挥部旧址”，评上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也是国家对一个小镇的极大弘彰和文化礼赞。

　　但凡称得上“大营救”，必是惊心动魄，慨当以慷。那是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澳门相继沦陷，“恨未书生添两翼，竟留虎口困降城”。就在战争爆发的当天，中共中央、周恩来就分别发出特急电报，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连贯等迅速应变，不惜代价抢救出困留在港的文化精英，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区。然，苍天有泪——广九和粤汉铁路南段此时已被日军控制，从惠州向大后方转移，只能先走水路。

　　先走水路，再转陆路，老隆当然是中转的不二选择。其一，它地处交通要冲。作为东江航道的终点，由此乘汽车，往西可达韶关，经湖南转往广西、四川；往东可经兴宁、梅县、大埔转往皖南、苏北。其二，这里有较好的革命基础。彭湃曾以此为根据地，大力宣传革命思想。1923年8月，他还在这里同陈炯明谈判，营救出农会干部。

　　老隆，天降大任

　　其实，茅盾在老隆街头闲步之时，一位身形矮小、穿着唐装的“客人”正在老隆的“福建会馆”里劳心苦思。

　　这位“客人”叫连贯，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和廖承志、张文彬等负责此次大营救。福建会馆，是其住处，也是联络、调度的大本营。

　　福建会馆，丹楹刻桷，画栋飞甍。它始建于清末，三进院落式布局，宽15米，深38米，有夸张的层高。附近的三间商行——“义孚行”、“香港汽车材料行”和河唇街的“侨兴行”办事处，都是秘密联络站。特别是“侨兴行”，与朝野官员、城乡士绅建立了一张不错的“关系网”，在粤、桂、湘等省均设有办事处或商号，且自身有汽车往返，这为疏散护送提供了极大便利。

　　话说回来，这些便利也只能算作助力与安慰，营救终究还是抱虎枕蛟、兵在其颈的事。老隆镇内军警密布，关卡林立，特务常出没于茶楼、酒肆、旅馆间，缉捕得紧……就是出了镇，一路也是重重检查，谈何容易啊。

　　因了这凶险，文化名人到老隆后不能久留，多数人住上一两晚，即乘商行安排的车前往韶关或闽西南。像张友渔，从惠阳坐船到老隆后，立即坐上连贯所雇贩私盐的汽车，急匆匆朝韶关赶。中途，听说前边查私盐查得紧，盐贩子不敢走了，又折回老隆。待了一些时候，确信无大碍了，汽车才又开出去。

　　也有少数特殊的、影响大的文化名人，会先安排在周边隐蔽下来，待时而动。比如，柳亚子、邹韬奋等人。

　　柳亚子和女儿柳无垢到老隆后，遇到了“顶子”（注：麻烦）。地下组织临时撤退，无法按时交接。几天后，通知先送到兴宁避一避。不料，途中又遇查房，交通员因为登记的年龄与答问的不符，被警察带走……到兴宁后，柳亚子父女被安排在下石马村张华灵、陈宛聪家隐蔽了半个月。“每天三餐粥饭，都由她（注：陈宛聪）送来不算数，还要请我们喝酒，差不多天天有酒喝。此外，连我们的洗澡水和粪桶，都是她和华灵二人亲自料理的……”“我觉得是离开香港以后最大的愉快，有些乐不思蜀起来。”临别，柳亚子留赠张华灵夫妇诗一首，以颂高谊：

　　十日流连醉梦间，君家情话最缠绵。

　　授餐适馆寻常事，难得樽前一破颜。

　　营救邹韬奋，更不啻于一部惊险小说。当时国民党密令特务机关严查邹的行踪，并下达了“一经发现，就地惩办”的指令。发引千钧，周恩来电示：“一定要让邹韬奋就地隐蔽，并保证他的安全。”邹韬奋遂被化名为“侨兴行”大股东“李尚清”，由老隆送到本行经理陈炳传老家梅县江头村“养病”。这一隐蔽，就是近半年，其间种种险厄，已难尽述。临别，邹韬奋撮录鲁迅先生一段话赠当地同志：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日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

　　启程。为周全起见，邹韬奋戴礼帽，着银色唐装，乔装成回上海休养的商人模样。3名交通员分乘两辆“侨兴行”货车随行护送去韶关：一人充当邹韬奋的伙计，同他并排坐在驾驶室应付沿途检查；一人坐在车厢里，装作萍水相逢的同路人，应付意外；另一人坐在第二辆车的驾驶室内，以便有情况即时向组织汇报……

　　老隆，荡荡之勋

　　行险侥幸到了大后方，茅盾感佩交并，写了散文集《脱险杂记》以资追怀。对这场大营救，他给了极高的评价——“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几千文化人安然脱离虎口，回到内地。”

　　40多年后，作家廖沫沙回首这段经历，还不禁感慨：“这不但是我们党的一项伟大的功绩，而且在历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一次严峻、艰巨的大撤退。”

　　梁漱溟脱险后，给儿子写了封公开信。信中说：“我是注定不会死的。因为我要死了，中国的文化就会中断，‘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为之改辙’，所以，这次大难当头，到处都有许多不认识的人帮助我，使我化险为夷，这是天意。”

　　无论梁漱溟的“天意说”是否切当，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人的关爱、珍视是确信无疑的。在营救过程中，周恩来复电强调：“以后凡疏散问题与电复直发给我，以免延误时间。”“到东江二百余文化人统战干部，除已电告之十余人外，其余是些什么人，请分别电告。”营救组织者叮嘱一批又一批鹤立企伫的文化人：“不要带钢笔、书籍，以免暴露知识分子的身份”“不要用北方口语讲话”“要以回乡为名结伴而行”……殷殷情，切切意，感人肺腑。要知道，那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全面执政，仅仅是偏居一隅啊。

　　具体负责此次大营救的廖承志、乔冠华、连贯等人，更是履险蹈危、奋不顾身。1942年5月，廖承志为营救文化人脱险而被捕。在狱中，他写信给周恩来：“希望你相信小廖到死没有辱没光荣的传统！其余，倘有机会，可面陈，无此机会，也就算了，就此和你们握手。”

　　连贯呢？也令人闻之动容。他考虑重担在肩恐难顾及家人，遂让妻子携三个幼儿从香港逃难。一路上，母子四人先是遭日军飞机轰炸，后又遇强盗抢劫……绝望中，他的妻子发现隔壁旅馆住了一群看着有些面熟的人，遂表明身份请求带上一起回老隆。当时，邹韬奋等人十分惊讶：“我们从香港一出来就有人护送，一路上都有人安排，而作为连贯的家属，怎么会沦落到跟难民一起逃难呢？”

　　老隆，拳拳服膺

　　徜徉在老隆街头。

　　旧时的街衢，依稀可辨；今日的楼台，勃勃有生气。错落中，历史的烟云蔼然升腾，浩瀚无际，舒卷不息……

　　我想起毛泽东同志1942年所说：“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文化不发达，所以对于知识分子觉得特别宝贵……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

　　我想起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的深刻论述：“知识分子是生产力的开拓者、文化的创造者、知识的传播者，必须把他们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发挥他们的智慧和才能。”

　　我想起很多，很多。甚至，我想起了罗伯特的诗：“丛林迷人幽暗深远，可我早已许下诺言，路迢途远岂敢酣眠……”

　　在心底，不由得，轻轻唤——

　　老隆，老隆……

　　（作者系羊城晚报报业集团党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羊城晚报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