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进于礼乐”:孔子知人论世之则
孔门弟子禀性各有差异,特长各有不同,成就各有分别。其大抵可区分为四大类,即所谓“孔门四科”。四科中各有其标志性人物,如“德行”以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为代表;“言语”以宰我、子贡为典型;“政事”以冉有、子路为首选;“文学”以子游、子夏为楷模。不过从“德行”居于“四科”之首的排序来看,“以德为先”、道德品质优先,是孔子衡量人物的主要标准。所谓“进于礼乐”,最核心的内涵就是品行的砥砺、道德的养成。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孔子论及的弟子中,与颜渊有关的会占最大的比重。在孔子看来,颜渊立志好学、锲而不舍,日以修身进德为务,这是孔门其他弟子所无法企及的,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儒者之大业。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颜渊的夭亡,会让孔子如此痛彻心扉,“颜渊死,子哭之恸”,顿足悲恸、泣不成声:“噫,天丧予,天丧予。”在孔子心目中,颜渊就是自己的儿子,是自己精神生命的延续与寄托,没有其他学生可以取代颜渊的地位。
但令人钦佩的是,孔子对学生爱之能省识其不足,不以百善而掩盖其欠缺,即使是颜渊这样的第一门徒在这方面也不例外。在孔子眼里,颜渊固然十分优秀,几近完美,但是并不是毫无瑕疵,十分完美。他对颜渊的最大遗憾,是颜渊在老师面前百依百顺,一味迎合,个性不够鲜明,言行缺乏独立,“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无所不说”的为弟子之道,在某种程度上会妨碍“教学相长”的效果,不利于弟子自身的成长。由此可见,孔子品题人物是坚持两分法的,既充分肯定其优点,也如实指出、批评其存在的不足。这种态度与做法无疑是正确的,它避免了人物评价上一味拔高或一笔抹煞的偏颇,所得出的看法能够比较公允,比较合理。
孔子对学生的评价,善于从日常细节中去认识品题对象的本质属性。南容“三复白圭”,孔子据此而判断南容内心善良,注重自身修养,这样的人自然可以信任与依赖,于是孔子就将其兄的女儿下嫁给南容。闵子骞在鲁国长府修建问题上一句评论,孔子从中看到了闵子骞的识见不凡,于是倍加激赏,称道不已:“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很显然,孔子对人物的评价,往往是从大处着眼,从细节切入,能做到一针见血,恰到好处。这种人物评价上的能力,其实就是孔子“知人论世”睿智的体现。
孔子有关学生优劣高下的评议,还蕴涵了孔子“因材施教”的基本精神。学生提同样的问题,孔子的回答可能会是截然不同。如对子路,孔子敦促他遇事要三思而后行,对冉求,孔子则鼓励他遇事当机立断,即刻行动。之所以同样的问题(“闻斯行诸”)孔子给予不同的答复,原因就在于子路与冉求个性上有极大的差异,子路性格鲁莽,所以要适时挫挫他的锋芒,让其在行动之前能经过深思熟虑,避免犯轻勇冒进的错误;相反,冉求遇事谨慎退缩,这时就需要积极鼓励他,帮助他克服畏葸踌躇的缺点,敢于挺身而出,敢作敢当。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庸”适度的精神同样体现在孔子的人物品题上,在孔子的心目中,自己的学生在为人处世上,都应该把握好一个“度”,做到平和恰宜,防止过分张扬或过分低调,“过犹不及”。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孔子的理想追求无处不在,这在和学生一起“言志”时有同样的体现,而成为他品题人物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论语·先进篇》“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中,孔子认同并向往曾皙“言志”中所提及的境界:“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在这里,孔子呈示了其洒脱、自由的心态与风貌。他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没有任何的矜持严肃,而只有彻底的精神超越与情感流露。这看上去似乎与孔子平常在学生面前的形象截然不同,似乎与孔子平常评论学生的做法迥然有别,但实际上这也是孔子评论弟子的另一种方式,只是它已经进入更高的层面,即生活中不是只有一种色调,在绝对的“礼乐”规范遵循之上,还有绝对的精神超越与心灵解放!
(作者 黄朴民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