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都希望用自己的歌声,唱出祖国前进的步伐,让听众感受时代的气息。我也的确感到荣幸,自己演唱的歌,都与社会进步和时代生活息息相关。
我1929年出生在天津,在这座大城市里耳濡目染,见识了不少中外艺术形式。童年时期,我看过电影《乱世佳人》《茶花女》,也看过京剧名角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的京剧表演,听过刘宝全的京韵大鼓。演出结束后,那种动人心魄的声与像直直扎在我心里,让我沉浸其中。我很早就接触了收音机、钢琴等当时还很新鲜的物件,对音乐有着非同一般的痴迷。但我刚开始从事的职业,与音乐却没有半点儿关系,只是在开滦矿务局谋了一份差事。一直到1953年,我二十四岁的时候,中央戏剧学院附属歌舞剧院在天津第一文化宫演出,上演剧目包括民族新歌剧《白毛女》。《白毛女》中的喜儿由郭兰英老师扮演,郭兰英的出色表演与歌剧中的感人情节都深深震撼了我,看得我热泪流淌。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中国歌剧,第一次感受中国歌剧的魅力,从那天以后,我的心中燃起一个强烈的愿望:一定要加入到如此令人激动的艺术行列中去!后来,我辞去矿务局的差事,考入中央实验歌剧院,人生的方向从此改变。
我进入歌剧院的时候,新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国际声誉等各方面都处于蒸蒸日上的时期,文艺舞台也空前繁荣。而国家级艺术院团因为拥有优质的演出剧目、空前的演出规模,以及庞大的舞台布景,处处让人们眼界大开,备受观众欢迎。那个时候,还没有电视可以看,电影作品也不多,所以人民群众非常渴望新的舞台剧目出现。
1956年,中央实验歌剧院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了威尔第的歌剧《茶花女》。这台《茶花女》是在苏联女高音歌唱家瓦·阿·捷敏启也娃的指导下,由中国人自己制作、演出的第一部西洋大歌剧,公演之后轰动京城,《戏剧报》《人民画报》等报刊对演出给予大量报道,赞誉之词不绝于耳。《茶花女》的成功演出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歌剧事业的一件大事,我则有幸参与其中,饰演了男主角阿弗莱德·阿芒。参演《茶花女》对我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给了我很多经验与启示,其中最主要的体会就是,仅仅唱得好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全身心投入去揣摩角色。那个时候,我满脑子里都是阿芒,从形象、气质、性格各个方面去琢磨阿芒,下的全是苦功夫。我自己也因为歌剧《茶花女》而迎来艺术生涯的一次飞跃。
解放初期,我很喜欢听苏联的音乐唱片。柴可夫斯基的《咏叹调》,我一听就着了迷。我还专门学习了俄文。1958年,我随中央歌剧院访问苏联,在克里姆林宫的剧场里演唱了《连斯基咏叹调》。演唱结束之后,苏联著名男高音科兹洛夫斯基向我表示祝贺,并且对我说:“科学家证明世界,艺术家描写世界,今天您作为艺术家,为我们很好地描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1964年,我被抽调参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排练工作。《东方红》是为新中国成立十五周年献礼的一台大型歌舞晚会。其中,《抗日烽火》一场中的《松花江上》男声独唱由我承担,与我一起演唱这首歌的是总政歌剧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越男。这对我来说,无疑是难得的殊荣。《东方红》在1964年10月2日正式公演,不但在艺术上创造了一个高峰,而且在演出纪律上也创造了奇迹、树立了楷模。三千人的演出队伍,管理十分严格,在后台分一、二、三梯队上下场,从头到尾井然有序、鸦雀无声。晚会结束四分钟后,外国记者进入后台参观,只见演出人员已经全部离场,每个舞蹈演员的十几套服装,均叠放得整整齐齐,让这些外国记者惊讶不已。《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连演二十场,中央领导观看演出,并且给予高度评价。
1976年,我接到著名作曲家施光南先生寄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是为柯岩的诗歌《周总理,你在哪里》谱的曲,曲子感情深沉,无疑是一首佳作。但当我拿起谱子,试唱了几句,对周总理的思念之情便涌上心头,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演唱没有办法继续。如此反复好几次,怎么都不理想。后来,是我的妻子对我说:“你这样怎么行?你要学习郭兰英,她能够以歌当哭,那才是真正的艺术家。而你是以哭当歌,这让观众怎么欣赏艺术?”妻子的话让我很惭愧。是啊,要是不把这首歌唱好,我又怎么能算一个合格的文艺工作者?经过刻苦的训练,我有针对性地调整了自己的状态,终于可以准确地演绎这首歌曲了。我至今都还清晰记得,当我在舞台上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台下观众那种沉浸其中、深受感染的表情。
一个艺术家的成功,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往往还与一些特殊的机遇联系在一起。之后不久,施光南又写了一首新歌,名叫《祝酒歌》。这首歌本来是给女中音写的,刚出来的时候,一些人并不看好。但是,我在看到这首曲谱后,稍一吟唱,却感到有一股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祝酒歌》活泼的旋律、振奋的歌词,与当时人们欢欣鼓舞的心情、昂扬待发的精神气质,以及对美好生活的盼望十分契合。我就想唱这样的歌!于是我给施光南写了一封信,请他按照男高音声部的要求重新配器。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祝酒歌》成了我又一首代表作。
随后,我又在1979年央视春节晚会上演唱《祝酒歌》,把自己对时代的强烈感受,以最饱满的热情传递给全国观众。这台晚会播出后,中央电视台一连收到十六万封观众来信。在我看来,《祝酒歌》能够获得这样广泛的共鸣,说明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时代氛围变得轻松昂扬,人们富有进取精神,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冀,《祝酒歌》正好表达了人们的这种感受,唱出了人们的心声。
我选择了最幸福的职业,歌唱对我而言就意味着生命,舞台就是我的天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相逢在匈牙利》,到六十年代的《松花江上》,到七十年代末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祝酒歌》《鼓浪屿之波》等,我一直都希望用自己的歌声,唱出祖国前进的步伐,让听众感受时代的气息。我也的确感到荣幸,自己演唱的歌,都与社会进步和时代生活息息相关。现在,我们过着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幸福生活,这激励着我们文艺工作者再接再厉、刻苦磨炼,创作出更多富有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精品佳作,以歌唱时代、回馈人民。
(作者:李光羲,为男高音歌唱家)
《 人民日报 》( 2019年07月08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