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出文学的“无名”时代？

　　叶兆言

　　阿来

　　毕飞宇（左）与李洱

　　4月中旬，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珠海中心挂牌，莅临的作家叶兆言、阿来在首届“京师南国文学论坛”上结合自己的经历发表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观感，毕飞宇、李洱则给珠海金鼎中学300多位师生、家长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文学课。

　　叶兆言：

　　我是在“毒草”中间长大的

　　我是1957年出生的，“文革”开始时正好9岁。一直到我19岁，这段时期因为我是独生子女，比较孤独，开始大量读书。

　　我们家的书确实比较多，我父亲（注：叶至诚）爱藏书，有七个书橱。有段时间这些书全部在我房间，所以我那时都生活在书堆里。

　　我父亲不愿意让我看古典文学，但是在那样的环境里他管不到我。对我来说，读书也是随机的，没有人告诉我什么书是必读或有什么意义，有时候我觉得不让看引起的兴趣更大。

　　快高中毕业时，突然有一种“禁书”让我特别感兴趣，就是当时的内部读物，供批评用的。所以我在上世纪60年代就读到了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事实上这本书是改革开放后才正式出版的，不久前我跟塞林格的儿子说起这个事时，他们都不相信。

　　当时还有萨特的《厌恶及其他》、加缪的《局外人》，都被称为黄皮书。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都是资产阶级的，是“毒草”。我觉得魅力最大的恰好都是这些“毒草”，有人说自己是喝狼奶长大的，我觉得我是在“毒草”中间长大的。

　　我跟年轻一代聊天，有的年轻人就说，你们这些“文革”时期过来的人，“文革”是大沙漠你们能看过什么书，但是后来他们会发现，我们年轻时看的书比现在很多大学生都要多得多。想想也很正常，当时我们太无聊了，就像革命者的接头暗号一样，发现什么书大家就传着看，包括香港版的金庸小说。

　　我记得刚进大学时老师给我们开了一批必读书目，我那时候很狂，一看我就说这些书我都看过，当时同学都觉得我在吹牛。因为上大学前已经读过了世界文学名著，我在整个大学期间的阅读都是比较自由的。

　　在南京大学，当年的读书氛围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苦。我的同学都疯掉了，太用功了，那时晚上十点要把电闸拉了，只有一个地方有灯，就是厕所，大家就搬着板凳到厕所里看书，而那时的厕所基本上都是堵的，里面的气味真的是一根火柴就能点着，但是大家都在那里读书。我有好多年都是看书看到看不动了才睡，每天读书的时间超过十小时。

　　今天到处都是书，不存在我们年轻时那种“饥渴”的阅读了，对现在的学生来说，阅读太容易的，反而没那么大的动力了。特别是对于老师开的必读书，大家都很厌倦。

　　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热爱读书。阅读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它是不是名著不重要，是不是排行榜第一第二也不重要，能不能提高你的境界涨不涨你的知识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沉入其中，享受这种阅读。

　　我成为作家，很重要的原因是阅读给我带来的歪打正着。每一次阅读都会留下记忆，你对书本的抚摸，对历史的抚摸，最终都会成为你写作的细节来源。我的文学梦想就是希望我最后能盖一堆房子，留一堆书，我觉得我跟开发商有点像。　 (吕楠芳　整理)

　　阿来：

　　文学不能只着眼于人与人的关系

　　中国人从古到今就有一个博物的理想，比如古文中说要多识花鸟虫鱼，但现实里的中国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差。不信我们到植物园去，估计能说出五种植物名字的人不超过10%。

　　我们总强调怎么做人，其实做人不光是为人处世，更重要的是我们跟世界的关系。人生活在哪里？不止是社会，而是更广泛的世界、更广泛的自然界中，但是我们忘记了这个东西，以至于中国人走到自然环境中是陌生的。

　　中国古典文学一直都跟自然界有联系，自然植物频繁出现在诗经、楚辞。但在后来的文学作品里，自然植物更多的是作为投射情感的意象而存在的，无论是杜甫“恨别鸟惊心”中的“鸟”，还是《爱莲说》中的“莲”，都富有作者情感的指涉。

　　发展到小说时代，自然就彻底萎缩了。就拿四大名著来说，《水浒传》里看不到自然，都是人在斗争。《三国演义》中很难看到真正的地理，还是人跟人的斗争。《红楼梦》里出现了一些花花草草，但都是人造的园林，最后来来去去都是人。如果同样的题材放在西方文学中就不一样，我年轻时读俄罗斯文学经常“看”到庞大的森林，森林中的树木、花草、果实，虽然没有被赋予特别象征性的意义，但是它们有点像西方油画，让读者能客观认知其中的美，认识这些事物本身。这也是中国文学跟世界文学，或者说跟欧美文学的一个很大的差异。

　　过去中国有很多文化人都在“格物致知”，人伦、理、法的研究搞了很多，但是对于人们具体所处的地理空间，人们置身于其中的自然环境，这些方面的知识是不够的，甚至是完全漠视。

　　中国文学起头是多么生气勃勃，后来越来越干枯，只剩下那么几种赋有象征意义的植物。

　　我想说的是，如果一个人连周围十种以上的植物都不认识，我们应该对这个人感到恐惧。因为他要么是一个愚昧无知的人，要么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自大狂。当大部分人处于对自己生存环境茫然无知的状况中，这个是很可怕的。

　　过去我跟驴友爬山，我们的驴友真是驴友，背几十公斤的包，背着帐篷。但中国人很奇怪，一旦爬山就只知道爬山这件事情，对路上的东西没有兴趣，这真是驴。他们也带相机，但是相机主要拍自己，或者拍大的自然风光。他们问我说你老趴在地上看什么，我说地上有生命、花草，甚至是各种纹理的石头。

　　我没有专门做博物学，但是我们到处行走，带一双眼睛看看，回去翻翻书也能认识不少东西。

　　中国人今天写小说、散文、诗歌，来到了一个无名时代。无名时代是什么？我们写不出自然环境的花草树木、石头、山峰的名字。鸟是不知名的，有人写不知名的小鸟在歌唱，这是什么意思？你居然好意思这么写？

　　鲁迅是一个很宅的人吧，大家想想《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文章，我家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有“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接着往下又写了鸣蝉、黄蜂、云雀、蟋蟀、蜈蚣、斑蝥，然后又写到植物，“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绕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最后还写到覆盆子。大家算算这文章里写了几种昆虫、植物？如果鲁迅只写不知名的小虫、植物，可以吗？那还叫三味书屋吗？这是基本的作文的方法，我们现在连基本的作文方法都不顾。

　　我们要看到造物的伟大，认识周边的世界。如果我们的文学还只是着眼于人跟人的关系，这是很危险的。我们只爱很少的几个人，别的人都是放在栅栏外边要防备的，所以今天中国文学的深刻，在写人的时候往往只能写到黑暗，写丑，写恶，因为只看人跟人的关系，必然造成这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