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重重的古代海上贸易

“耆英号”船尾与舵

中国大等级帆船——“耆英号”，船高超过12米，重约500吨

日本长崎博物馆收藏的“广东船”绘本

广州是市舶贸易的发源地。当年，众多的海舶从广州港出发，驶向苍茫浩渺大海，舶人在与惊涛骇浪的搏斗中，都经历了什么呢？

撰文/供图 蔡鸿生

海阔天空，苍茫浩渺。古人有“海者晦（昏暗不明确）”之说，道出了望海者的困惑。人类从陆地走向海洋，就是以海舶为载体，乘风破浪，进入一个全新的生活空间。舶人必须掌握新的生活技能等等，实现从居民到船民的转变，方能在惊涛骇浪中有所作为。

广州濒临南海，是市舶贸易的发源地，连结着国外和国内两大市场。唐宋时代广州的海舶，每年冬季启碇出港，航向溽城（今台山广海），才正式放洋，直至苏门答腊南巫里“住冬”，候冈办货，次年返航；如连续航行，就进入印度洋了。

船主被称为“纲首”，多由巨商担任

一艘放洋的海船，犹如一个浮动的社区，包括了各色人等。船客是临时性的搭乘人员，虽有约定俗成的权利和义务，但无任何职司可言。而驾驶海船的船人则要操控整个航程，分工细密，各就各位。据北宋初年朱彧的记述，可知海舶乘务如何落实到人：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以巨商为纲首、副纲首，市舶司给“朱记”，即营业执照，有权惩罚船英及没收死者财物。

历代的海舶，均以张帆乘风为基本动力，船人的结构相当稳定，管理体制也大同小异。日本的《朝野群载》中，就录存有泉州纲首李充于北宋崇宁四年（1105）六月领取收执的“公凭”（官方文书）的内容——

纲首李充、梢工林养、杂事庄权、部领吴弟。其余水手杂员，分编“三甲”：第一甲（20人），第二甲（25人），第三甲（17人），贩往日本的舶货为丝、瓷两类。

当年海舶人员的结构和职司，大概分为舶主、水手、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服务人员：

第一，舶主被称为“纲首”，因为大宗货物运输在宋代被称为“纲运”。

第二，司针者（掌握指南针的导航员）称“火长”。我国阴阳五行学说将南方视为火，指南针既然指向火的南方，掌握航海罗盘的人就被称作“火长”。

第三，司火食者称“总铺”，实即“总哺”的谐音，宋代另称“饭头”。

第四，唐代中期已见“水手”之名，即“水上手力”的简称。宋代沿用“水手”专名。

海粮储备中为何要带上甘蔗？

任何海舶，起航之前必须备足海粮，这是可想而知的。现存的一份海粮清单，是唐天宝二年（743）扬州大明寺高僧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弘法遗存的记录。此行僧俗共85人，加上雇用舟人18口，乘员总数103人。“备办海粮”如下：

落脂红绿米（水分较少的陈米）100石，牛苏（牛酥油）180斤，面50石，干胡饼2车，干蒸饼1车，干萡饼10000个，捻头（油煎糯米团）1半车，毕钵、诃梨勒、胡椒、阿魏、石蜜、蔗糖等500余斤，蜂蜜10斛，甘蔗80束

这份鉴真的海粮清单不具有典型性，因为僧俗和荤素之分是不能忽视的事实。不过，其中也存在着某种共同性，即海粮应包含主食和副食、生粮和干粮的搭配（一般海舶常备的鱼、肉、旦类腌制食品，完全被排除在清单之外）。因此，清单里的海粮项目，还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除米、面外，干饼类食品占了很大比重，当与节约饮用水和燃料有关。并非僧人下海是这样，俗人下海也同此例。

第二，既有石蜜、蔗糖等甜料，何必再带甘蔗80束？其原由不妨作这样的猜想：甘蔗是经久耐放的农作物，蔗汁含维生素，在蔬菜、水果欠缺的海舶上，嚼生蔗，可以减少患坏血病的风险。

事关生死的大事——取给淡水

海水咸苦，不宜饮食。一旦淡水枯竭，就会死难临头。因此，如何取给淡水，是历代海舶的一大难题。

五世纪初，从印度泛舶南海的两位高僧，都曾遭逢缺水之厄。据《法显传》云：“于时天多连阴，海师相望僻误，遂经七十余日。粮食、水浆欲尽，取海咸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遂便欲尽。”

又据慧皎《高僧传》卷三载，中天竺国的僧人求那跋跎罗，于刘宋元嘉十二年（435）从狮子国（斯里兰卡）随舶来广州弘法，“中途风止，淡水复竭，举舶忧惶”，幸遇“信风暴至，密云降雨，一舶蒙济”。靠雨得水，毕竟是可遇不可求的偶然性。舶人必须有常规性的措施，才能保证用水安全，这比一次备足海粮要复杂多了。

汲水。海舶按指南针指引，沿线定点汲水。为防搁浅，自身不宜靠岸，而是放下名为“柴水船”的小艇，去搬运淡水和燃料。南海上的岛洲，就有不少汲水点，文献多有记载。据《广东新语》卷六记载，“在阳江西北六十里，三丫港西水旁者，曰三丫泉。在澄迈东海港中者，曰那陀泉……”

宋代的《诸蕃志卷下》“海南”条说：（海南岛昌化）“有白马井，泉水甘美，商舶回日，汲载以供日用。”

元代的《岛夷志略》“淡洋”条说：（苏门答腊东岸的阿鲁）“其海面一流之水清淡，舶人经过，往往乏水，则必由汲之，故曰淡洋。”

保鲜。淡水久存会变质，换水之前必须保鲜。竹筒贮水，最为简便，至于别的保鲜方法，限于见闻，未得其详。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卷下写道：“凡海舟以竹筒贮淡水数石，度供舟内人两日之需，遇岛又汲。”

淡化海水的两件“神器”

淡化。舶人对咸水作淡化处理，以补充饮用水的不足，靠的是“古之所有今之所无”的独特器材。见于文献的淡化器有两种：“海井”和“定水带”。

“海井”传世的旧闻，出自周密（1232—1298）的《癸辛杂识》续集上：

“华亭县（江苏松江下游）市中有小常卖铺（吴语‘杂货店’），适有一物，如小桶无底，非竹、非木、非金、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后来有位“海舶老商”指出：“此至宝也，其名曰海井。寻常航海必须带淡水自随，今但以大器满贮海水，置此井中，汲之皆甘泉也。”

这件能化海水为甘泉的奇器，“非竹、非木、非金、非石”，究竟是什么质料的东西呢？经学者考证：“井鱼当属哺乳纲鲸鱼目动物。”由此可知，某类鲸鱼的脑穴，具有化咸为淡的功能，遂被舶人称为“海井”。

另一种淡化器，名为“定水带”。清初詹钟玉的《记古铁条》一文，对其性状、用途和来源，作过传奇式的记述，摘录如下：

“京师穷市上，有古铁条，垂三尺许，阔二寸有奇，形若革带之半，中虚而外绣涩，两面鼓钉隐起，不甚可辨……积年余，有高丽使客三四人，旁睨良久，问此铁价几何？鬻铁者谬云：‘钱五百。’使客立解五百文授之。”

使客曰：“吾国航海，每苦海水咸，不可饮。一投水带其中，虽咸滷立化甘泉，可无病汲，是以足珍耳。”

无论是“海井”还是“定水带”，两物均为奇珍异宝，当然不可能为普通海舶所拥有。因而，咸水淡化的事例，便因罕见而被传奇化，变成虚幻的航海故事了。

配给。海舶上的饮用水，得来不易，通常都是定量配给的。在这方面，明代海患中的“倭舶”，可以提供带水、分水和换水三项参照——

“凡倭船（日本海盗船）之来，每人带水三四百斤，约七八百碗。每日用水五六碗，常防匮乏也。……将近中国，过下八山、陈钱山之类，必停舶换水，所以欲换者，冬寒稍可耐久，若五六月，蓄之桶中，二三日即坏，虽甚清冽，不能过数日也。”

所谓“桶”者，即舶上水柜。管制用水的权限，当归伙房。司其职者，一身二任，既是“饭头”又是“水头”，故称“总哺”。

染上“阴阳交”难逃“必死”命运

在航行生活中，舶人多发的常见病有数种，即坏血病、晕眩症和“阴阳交”。

坏血病。舶人多以干粮为主食、腌制品为副食，缺乏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易患坏血病。其症状是鼻齿出血、浮肿溃疡，死亡率很高。唐文宗开成三年（838），日本一批僧人渡海来浙江台州，其第四舶就曾出现因坏血致死者，“船中人五人身肿死”。如前所述，鉴真和尚东渡舶上储备“甘蔗八十束”，就是为了防止坏血病引发皮肤爆裂。

晕眩症惊涛骇浪，令人晕眩。舶人也是人，也不能例外。《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四写道：“连波起伏，喷豗淘涌，舟楫震撼。舟中之人，吐眩颠仆，不能自持，十八九矣。”

问题在于如何防治。从沉船出水遗物中，似乎可以获得一点信息。2010年-2011年发掘的“南澳1号”沉船，清理出铜质针灸针一枚，长12.8厘米，直径0.1厘米，可能就是防治眩晕的简易器材。

阴阳交。元朝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左里地闷”条，就记载了十四世纪初帝汶岛一带的热病，“……回舟之际，栉风沐雨，其疾发而为狂热，谓之阴阳交，交则必死。”“阴阳交”即疟疾。在尚未发明治疟特效药奎宁之前，舶人染上疟疾，是难逃“必死”的命运的。

女神“天后”为何能在众神中后来居上

海舶远行，除立足于分工协作、备粮蓄水和依针而航等人力举措外，还有一系列超自然的祈禳和禁忌，这类荒诞不经的迷信，其实包含着人愿与天意合一的原始思维，虽然不是理性的，却是可以理解的。

舶人祈禳的对象，可谓是一座五花八门的精灵世界，也可说是一座海上万神殿。明清时代的《定罗经中针祝文》，一开头就列出五花八门的神谱，从“历代御前指南祖师”、“罗经二十四位尊神”，到鲁班仙师、庇民天后、伏魔关圣、茅竹水仙以及“本船随带奉祝香火一切尊神”，等等。

祈求神灵的动机，当然是为了现世利益，希望人船安全，逢凶化吉，一切顺意。

管理海上万神殿的“庙祝”，是一位专职的“香公”。“凡舶中来往，俱昼夜香火不绝。特命一人为司香，不他事事。舶主每晓起，率众顶礼。”

可知祈禳是共同参与的活动。海外贸易，是一种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的贸易。不同海域有不同的保护神，对此，舶人牢记于心，不敢怠妄。据《东西洋考》（卷九）所记：明代海舶经占城华列拉岬（位于今越南中部海岸，“华列拉”即佛像），“山顶一石块似佛头，故名灵山。往来贩舶于此樵汲，崇佛诵经，燃放水灯彩船，以禳人船之灾。”

总体来说，舶人的信仰，是以佛、巫杂糅为特征的。

海舶神谱的性别，当然以男神为主，但女神“天后”的庇佑能量，犹如西洋海神圣母玛利亚，不仅足以令人敬畏，甚且后来居上，大有鹤立鸡群之势。海神中女性形象的确立，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其成因既是精神性的，又是物质性的，并非三言两语说得清。耐人寻味之点在于舶人的漂泊性和孤独感，往往难以排遣，直接牵动海外赤子的恋母（大地母亲）情结。换句话说，舶人的独特心态，外化为女神降临的奇迹，并不是无根可寻的。

作为祈禳活动的派生物，海舶禁忌甚多。其中居于首位的大忌，是舶上不准停尸。据（《萍洲可谈》记载：“舟人病者忌死于舟中，往往气味未绝便卷以重席，投水中，欲其遽沉，用数瓦罐贮水缚席间，才投入，群鱼并席吞去，竟不少沉。”在缺乏医疗设施而又容易染病的海舶上，任何传染病源的存在，对整船人的生命都是极大的威胁。艰苦严酷的航行生活，往往让病人遭受非人待遇，被当作“活尸”抛弃，确实令人震惊。

鱼也会给海船带来灾难性后果

在古代南海，“七洲洋”和“昆仑洋”是著名的海难频发区，故俗谚云：“上怕七洲，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海难的成因多种多样，常见的有风、礁、鱼，三者性质不同，但都会给海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一是风害。《广东新语》（卷六）说：“每当天地晦冥，鲸呿熬掷，飓风起乎四方，雾雨迷其咫尺。舟中之人，涕泣呼号。”当狂风激起巨浪，海舶偏离针路迷航，缺粮断水，只能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如果船体破漏，水手必须冒险抢修，并按纲首意旨，抛弃船上重货，以免快速下沉。脱险靠岸之后，这批意外的“海损”，货主当然无权也无法索赔。因为，历代市舶条例并没有为“共同海损”规定分摊责任。

二是礁害。海上礁石，分布甚广。按位置分，露出水面的称“石礁”，沉于水下的称“暗礁”或“沉礁”；按颜色分，浅色的称“白礁”，深色的称“黑礁”；按形状分，为便记忆而被命名为“香炉礁”、“草鞋礁”、“竹牌礁”和“虎尾礁”，等等。其中的黑色沉礁，舶人视之为“恶礁”，是海难祸首之一。

沉礁可怕，浮沙也可怕。触礁和搁浅，都会造成海难。

三是鱼害。海鱼也会带来海难，最突出的是鲨和鲸。

第一，鲨类中的锯鲨，早在北宋已经恶名昭著。据《萍洲可谈》（卷二）记载：“有锯鲨长百十丈，鼻骨如锯，遇舶船，横截断之如拉朽尔。”

第二，鲸鱼也对海舶造成极大威胁：“夜行破浪之时，附近之鲸见水起白沫，以为有食可取，奋起触船，常将船身某处破裂也。”

饿鲸如此，饱鲸也会闯祸，其排泄物污染航道，须用药物将其化掉，船才能通行。

舶人如何娱乐？

海舶的生活形态，尽管与定居的方式大异其趣，但毕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海洋版”，其中同样有作息劳逸和离合悲欢。例如，舶人如何娱乐，是排遣长期航行的沉闷所必需的活动，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目前已知有弈棋之戏，泉州南宋沉船的象棋子和“南澳1号”沉船的骰子和围棋子，可作物证。又如既可取食又可取乐的钓鱼活动。至于海舶的信息交流，除知有“舶鸽”可作海陆通讯工具外，别的也是无从谈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