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骥
昨天上午,接到了李炜教授病危的消息,我想,要不要赶到医院去看望他?正犹豫间,恰巧外面打来一个需要沟通而费时很长的电话。放下电话,就收到李炜已经去世的微信。不禁黯然神伤,真后悔不能最后见他一面。
在上月中,我曾到医院探望过他,知道他病得很重,但又见到他气色还好,对治疗很有信心,也稍觉宽慰。怎么知道,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一个才华横溢、工作勤奋、满怀理想的中年教授,说走就走了!我放下手机,踱到阳台,想到骤然失去了一位有作为的同事和学生,只有栏杆拍遍,清泪直垂。
1985年,李炜从兰州来到中山大学中文系语言教研室,从事中国语言的教学工作。当年,我正担任中文系主任,工作繁忙,对这活蹦乱跳的年青人没有留意。后来渐渐稔熟,听学生们反映,他讲课生动活泼,教学效果极佳,很受大家欢迎。我想,语言课一般容易讲得枯燥,对学生的说法,也只半信半疑。有一次,我们和校友一起聚会,李炜一杯酒落肚,学着我讲课的腔调,模仿我的神情和带着粤腔的“普通话”,竟然惟妙惟肖,引得校友们哄堂大笑。他又趁着酒兴,唱了《沙家浜》的唱段,俨然像个胡传奎的模样。我忽然明白,李炜曾经当过兰州青年京剧团的演员,他把语言学原理和知识舞台化,难怪能够把语言课讲得如此动听。从此,我知道,他是我校讲课的一张王牌。
李炜豪爽真率,胸怀坦荡,与同事和学生相处,有时甚至没大没小。但对待学习和工作,则十分严谨勤奋。有几次,我有事找他,却老找不着。我有点生气,问他是否又喝酒去了?他爽快回答:“是,但吃了饭回校后,躲起来写论文去了。”我知道,他常常和校友联系,为的是广泛团结校友,推进学校和中文学科的发展。同时,又放弃休息,抓紧时间,认真备课,钻研学问。果然,在他工作最忙的几年里,连续在全国语言学的权威刊物上,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受到语言学界的关注和称誉。李炜的学术思路十分活跃,他严谨治学,却又不是只躲进书斋,而是把语言学原理和社会实际结合起来。近两年,他致力于“一带一路”的汉语教育,向上级提出方案和建议,受到领导的高度重视,并且指示批复。从此,他便联合各方,积极开展工作。过了一段,他又组织中山大学神经语言学教学实验室,并和中大多所附属医院一道工作。他曾兴奋地告诉我,对开展这跨学科的具有创新意义的项目,充满信心。可惜,今日斯人仙去,不知会给这些重要的项目,带来多大的损失!而从这些重大选题的意义和设计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李炜的家国情怀。
在2004年,中大迎来80周年校庆,学校准备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那时,李炜并没有担任学校任何的职务,但校方知道他有组织大型晚会的经验,便邀请他主持工作。李炜明知时间逼促,任务繁难,但仍欣然接受学校的委托。从组织节目、排练歌舞演出,到在小礼堂前边的草坪,搭建让人耳目一新的七彩舞台;从邀请专业导演莅临指导,到联系中央电视台派遣人员来现场向全国直播。每一件事,李炜都亲力亲为。由于他和国内文艺界有广泛的联系,时常帮助别人,这回,他振臂一呼,许多专业人士便无保留地前来帮助中山大学。这一段,他夜以继日,紧张工作,累得眼布红丝,身躯瘦了一圈。他还常常自掏腰包,招待来自各方帮忙的朋友。
有一天,他忽然找我,说是有一个节目,需要一位带有广州口音的教师,仅仅说一句台词。这节目的规定情景是:有一位校友,在海外挂念自己的老师,便打来电话问候。老师拿起电话,问道:“您是哪位?”这一段表演,校友扮演者在舞台上打电话,而老师不用登台,只需在后台播放他询问时的录音。李炜认为,我的声音最具岭南特色,便请我专门说这一句话。我想,就说这四个字还不容易?也欣然答应。有一天,晚上八点,他带着我到市内录音师的工作室,略一寒暄,便开始录音。
起初,我对着麦克风作询问状:“您是哪位?”谁知讲来讲去,不是神情不到位,就是音色、音调不合适;不是录音师否定,就是李炜摇头。这一句简单的话,我讲了十多次,还是不能通过。李炜看见我有些不耐烦了,便让我休息了一会,然后对着麦克风再讲。搞了半天,好容易才捕捉到合适的神态。一看手表,已是晚上十点半了。就这一句话,弄来弄去,足足折腾了我两个钟头。我真不高兴了,埋怨了他几句。李炜说:“黄天老师,您也知道,舞台表演是一次过的艺术,必须恰到好处。不认真是不行的。”经他一说,我反不好意思了。平时,我常以长辈的姿态,看到他大大咧咧的样子,总是嘱咐他要认真做事。这一回,倒是他以自己的体会和行动教育了我!确实,我们要对万千观众负责,一定要做到最好。我也觉察到,李炜似乎在生活上比较随便,其实做人做事,很认真,很负责。这一回,我看到了他细心如发认真工作的态度。他竭尽全力,费尽心血,办好校庆晚会,这又说明他多么热爱母校,为母校无私奉献,想方设法要为母校争光!当时,人们一致对校庆晚会表示满意,都认为校庆活动办得很成功。但是,恐怕很少人知道,李炜为母校付出了多少无偿的劳动。
别看李炜爱说爱唱,有时甚至嬉皮笑脸,但是,他非常注意继承传统的优良品德。作为教育工作者,他是尊师爱生的典范。在长达三十多年的工作中,无论是作为一般的教师和担任系的领导,他不知替多少学生,解决了多少工作和生活的问题,在假日,他喜欢和学生畅叙;在平时,则和学生探讨学问。不算年轻的他,总是和本科生、研究生打成一片,学生们尊敬他,也把他视为兄长。所以,大家都喊他为“炜哥”。哪里出现炜哥,哪里便出现了欢乐。
李炜对待老师,又是十分尊敬的。前几年,兰州大学语言学家黄伯荣教授,退休后回到家乡阳江市。黄教授曾是李炜在兰大求学时的业师,当他知道老师回乡,便不顾交通不便,多次到阳江拜望,扶着黄老师散步,带着他品尝美食,帮着他整理家务。在黄教授的指导下,共同整理了《现代汉语》教材。这一部由师生两人共同主编的教科书,在语言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后来,黄教授生病了,李炜焦急得很,一有空余时间,便买食物、买药品,远赴阳江,连住数天,为老师端水煮药。过了几个月,黄伯荣教授不幸逝世,李炜便带了几位研究生,到阳江黄家,跑上跑下,帮助黄家子女料理后事。
由于黄伯荣教授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在中大工作,也是中大的校友,李炜便拉着我和几位同事,到阳江参加黄教授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我从未见过生性乐观的李炜,如此痛楚,如此哀伤。他身披孝服,在老师灵前,泪流满面,长跪不起。他待老师,如待父母。我们站在一旁,看到此情此景,不禁为之动容,为之震撼。这就是平素喜欢说段子、开玩笑的李炜吗?而从他对老师逝世的哀痛中,我看到他对老师真挚的感情,看到他尊师重道的高尚品德。
李炜在担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以后,全心全意地做好领导全系老师树人树德的工作,培育学生具有领袖气质和家国情怀。当学校提出力争早日进入全国高校第一梯队,要求各学院制定建立大团队、大平台、大项目的计划时,他闻风而动,广泛征求系里教师的意见;又反复思考,制定周详的发展计划。他把方案上交学校,得到了领导的肯定和表扬。他对我说过:写这计划,比写一篇学术论文更花时间,更费心思。但为了中大和中文系的发展,熬几个通宵,也是值得的。我很感动,人们都以为李炜坐不住,喜欢玩乐交际,谁知道他能够广泛团结师友,为母校和中文系的发展,公尔忘私,耗尽心血。我仔细阅了他制定的方案,也为中大在近几十年,能够培养出不说空话、不计个人得失的系主任,感到自豪和安慰。
在担任中文系主任的几年中,他既继承前任已经取得的经验,又注意发扬创造,以期更好地搞好培养本科学生的工作。人们都知道,中大中文系从1986年开始,便规定本科一年级学生,在一年内要缴交一百篇作文;二年级则要写出八篇小评论。这措施,到李炜任期,已连续推行了近三十年。李炜一面秉承前任的做法,一面更注意把学生的写作锻练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他让三位教师带领部分学生,在训练过百篇写作的基础上,在东莞市委的指导和协助下,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全面了解莞城的历史和街道建筑、人文风俗,釆访退休的革命者、机关干部、企业家、教师、残疾人和普通市民,经过努力工作,终于写成并出版了《东莞人》一书,受到社会的好评。李炜推行这一项措施,既让学生们得到了联系社会实际的锻炼,提高了思想认识,把德育和智育结合起来,也比过去单从写作训练着眼,更符合教书育人的方针。可见,他勇于探索,勇于改革,敢于在传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时刻想方设法,完成母校交付的使命。
在2016年春节,在家家团聚的时候,作为系主任的李炜,却给中文系全体老师写了一封动情的“家书”。在信中,他很自豪地回顾了近年来中文系取得的成果,恳切地说出希望同仁们团结一切,共同协作,取得更大的胜利。这封信,真挚地表达出他对母校和中文系师友的深情,坦诚地诉说了自己对教育的理念。今天,我打开微信的朋友圈,重读了这封信,并发现仅在十几个小时之内,在一个小小的公众号,阅读量竟超过7万。可见,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有良知的,李炜的在天之灵,如果知道广大人士对他的认同,他完全可以宽慰。天堂里,没有诽谤,也没有疾病的痛苦。不过,中山大学从此失去一位优秀的教师,我国学坛也从此失去一位有影响有前途的语言学家,同学们也从此失去一位难得的良师益友。
我重新阅读李炜老师这一封家书,不禁热泪盈眶,随手写下一副挽联:
爱母校,爱师友,遍尝苦辣甜酸,能受天磨,引吭长歌舒浩气;
精语言,精学术,兼擅唱吟念打,忽惊柱折,奠君清泪到黄泉!
书成掷笔,聊寄哀思。更期望一代又一代的学人,能和李炜教授一样,全心全意,联系广大师生,时刻兢兢业业,拒绝拉帮结派,坚持党的高教方针,让中大中文系取得更大的发展。
2019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