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诗人二三事

□陶然 [香港]

3月9日下午，陶然先生在香港病逝，享年76岁。他是香港作家联会执行会长，曾任《香港文学》总编辑，创作出版了大量长中短篇小说，兼擅散文、诗歌。陶然先生是羊城晚报的长期作者和朋友，去世前三天还与花地编辑联络。今年2月份的时候，陶然先生仍像以往那样寄来多篇稿件供刊用，在此特刊发其中一篇，以及马来西亚作家菲尔撰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以志纪念。

认识诗人卞之琳，有点偶然。1980年4月，我应诗人艾青、蔡其矫之邀，前往北京，当时艾青刚复出，史家胡同的四合院刚获发回，可是在他发配新疆石河子期间，四合院已分配给几家人住，本来的厕所也被拆掉改建成房间，必须走到街上的公厕解决问题，冬天北风呼啸，夜间尤其不方便，于是有关方面请艾青夫妇暂住陶然亭附近的北纬饭店。在这样的情况下，艾青请我住在史家胡同，与他的儿子艾丹等同住。

有一天上午，周良沛来看我，忽然提议，卞之琳就住在附近，我带你去看他吧！卞之琳大名鼎鼎，能够见到，自然求之不得。于是便出发了，也真是够近的了，印象中，无需十分钟就走到干面胡同东罗圈11号，乘电梯而上，敲门，应门的就是卞之琳本人。他一脸慈祥，坐下之后，用带江苏海门腔的普通话和我们寒暄，至于都说了些什么，已经全然忘却了，无非是聊天，也涉及一点诗界的事吧。更多的，我是听众。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我还在创刊以来一直任主编的《香港作家》，1992年9月15日，他来一信，说道：“我自己的记忆力确也大成问题，我不记得八零年春你和良沛来看过我，却记得清那年冬初从美国回来过港期间你跟耀明等叙谈过，不是吗？/现在我先把八月二十七日写了而没有给你寄出的信，大致再抄录如下：1980年香港一晤，匆匆已十有二年，老来事繁心烦，久疏致候，谅能见谅。年来大作时见，与盛年同登佳境，可喜可贺。《香港作家》经常收到，谢谢编委诸公垂注，今年版面扩大，面目一新，新任总编辑功不可没。不巧，就在四月十五日这一期刊登的《京华文坛三老》写我的首篇文字颇有失实处，不无小憾。作者是旧同事家的小青年，与我相知不深，似正热衷中文写作，下笔还不知轻重，文中诸多失实处，亦无非鸡毛蒜皮，本拟不予置理，奈此文一再发表，已经起了一点混淆作用，因此我想还澄清几点，以免令人误会，甚至令不甚知情的异地朋友为我作不必要的担心。考虑到用“更正”方式，清单订误，发表出来，于作者和刊物都有所不便，所以写了一篇独立性的随笔式小文，作为例证，将《老》文订正几处……/现在还是决定把文稿寄奉审阅，看可否就这样发表一下，请提意见。试加题目，长了一点。你们如能代我拟一个妥帖一点的供我选用，就更感激不尽了。不急。照片徒费篇幅，我看不要，刊出的那张是多年苍梧一行香港文友第一次来京，在聚会场合照的，显得太年轻，也合不了今日的老朽文字。”由此可见，卞老待人之诚，对当时小辈的真心客气，让我深深惭愧。

后来卞之琳和冯亦代应艾荷华大学聂华苓之请，赴美参加国际写作坊，回程经香港，曾约我去铜锣湾当时的翠园酒家午聚，相聚甚欢。而这封信，已经是差不多十年之后的事情了。虽然跟他见过两面聊过天，可是不能说很熟，而给我留下的印象，他的礼数，他的温厚，他的谦和，却在我心中历久长新。我打开他那年签赠我的诗集《雕虫纪历》，他的名诗《断章》油然滑进我的脑海：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