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灿富(美国)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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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胡文辉
在西雅图唐人街,恰遇华人经营的商场新张。进门左侧设有七八平方米摊位,电子焗炉上面有堆焗熟的番薯。番薯表皮焗成焦黄色,引人瞩目。
来到海外,已有若干年未吃过焗番薯。于是马上掏钱买几条回去与家人分享。估计番薯是温室种植,欠缺充沛阳光洗涤,失去野外风霜雨露滋润,加上用电子焗炉烹制,毫无乡间焗窑的独特香甜。亲人笑着说:“你不是说过,以前吃番薯粥吃怕了吗?要想真正享受焗窑焗出的番薯,返回广东老家去!”亲人语气逗趣,但吃薯粥与焗窑的年月,又一次在眼前清晰呈现。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讲求生产队集体出勤,计工分再按人口分配口粮。有年夏天旱灾无雨,过后不久连续两场台风。天灾造成水稻歉收。大人望着箩筐内瘪瘪塌塌的稻谷,不禁愁眉苦脸。要是拿着这样的稻谷去村中碾米站碾米,白米粗糙不算,谷壳比米堆还高。但是,当年稻谷收成不高,番薯却出奇丰盛,无奈之下,家人先各自吃一碗大米饭垫肚,再将预先煮熟的番薯皮剥干净,放入铁锅与留在里面的锅巴拌和,接着加进一壶热开水,用锅铲搅成了稀粥。这一来,家人可以再吃两碗薯粥,就算吃了一顿饭。
在村子榕树底下,听到大人吟咏一首打油诗《夏日吃薯粥》:“番薯芋头喷香,家人赶来品尝;初时开朗欢畅,转眼满嘴苦笑;两条番薯饱腹,三条足够超量;凡事本有尺寸,过度必然讨厌;望见番薯紧张,偏偏开水搅拌?再饮薯皮粥水,肠胃倒海翻江;叫苦不迭躲避,提心吊胆慌张。”民谣通俗顺口,可谓活灵活现描述吃薯粥的情景。
一天晚饭又见妈妈将“薯粥”端上桌面。我头皮发麻说:“妈妈,这个薯粥真难吃,我不吃!”话音落下,妈妈长叹一声。次日开始,我的大米饭由一碗变成两碗。两个哥哥如常喝下两碗薯粥,站起来离开饭桌。我揣测自己是家中最小孩子,父母亲偏心我罢了。
有次我不经意发现,爸爸妈妈吃了小半碗米饭,就拿着几条番薯走到屋外。懂事了,才恍悟“可怜天下父母心”,也真切体会到两个哥哥爱护我的情意。直到今天,偶尔提及番薯与锅巴混合的“薯粥”,仍有些心有余悸。
虽说吃“薯粥”吃到怕,但我对于焗窑焗熟的番薯偏爱有加。春种的番薯夏季收获,夏种的秋季收获,秋种的冬季收获。其中秋冬两季为收获旺季。长在岗地的番薯,挖起大多一连串,有时一串有五、六斤,常见重逾两三斤的单条番薯,红皮的红瓤,黄皮的黄瓤,紫皮的紫瓤。那年月,我们除了喜欢玩耍民间游戏,最乐意的事就是聚在一起焗窑。多个小伙伴大都午间相约牵牛走至山坡,扔下牛绳任水牛吃草。然后去稻田或山冈搬泥团,堆成“泥窑”焗番薯。这个就叫“焗窑”。
印象中,某年初秋,一帮同龄孩子又说要焗窑。于是,各人捧出家里的番薯。一路上,叫文仔的同龄伙伴吟唱《焗窑歌》:“秋高气爽人欢乐,蝉鸣虫叫庄稼熟;有人树头听古仔,有人山塘钓鱼虾;我们一群乡村仔,得意洋洋去焗窑;叠起泥窑似塔高,捡来山草作干柴;烈火蹦蹦灶膛烧,番薯芋头欢声叫;薯香芋熟飘田野,童谣快意满山冈;再听那方三公吵,甜得丢掉大牙咯;又闻这边六婆嚷,香得跌落头髻咯。”
我们追在文仔身后叫喊,问他跟谁学会唱童谣,文仔大声说:“爷爷教的哇。”大家这才醒悟,文仔的爷爷早年任过私塾先生。
春夏秋冬,总有适时农作物。平时的日子,也有孩子提前向家长打招呼,去田地刨些马铃薯、芋头、木薯来焗窑。一天,有个叫洪仔的同伴调皮淘气,偷偷摸摸在家里抱来一只鸡,说着要“焗鸡”,吓得我们慌成一锅粥,催促他立即抱鸡回家。洪仔不担心家长揍他屁股,可我们怕给大人责骂。
早些时候,洪先生随女儿移民来到西雅图。见面旧事重提,洪先生哈哈大笑说:“那时吃薯粥吃得口水横流,过于嘴馋了,单单想着要换换口味。说来有点荒唐。”他认真地说,多年过去了,白切鸡、盐焗鸡、豉油鸡等等,用鸡烹制的各种美食遍尝,唯独“叠泥窑焗鸡”未尝试过。听友人说,现在有些乡村餐馆已有“焗鸡”菜式,味道很有特色。
岁月蹉跎,大多往事弃于脑后,但吃薯粥与焗窑的年月仍然难忘。有时候油然而生一种想念,有天再回乡下老家,如洪先生讲的重拾少童时代的趣事,愉快开心地来次“叠泥窑焗鸡”,陶醉在乡情气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