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小华：中华文化是我的精神家园

戴小华：中华文化是我的精神家园

□金羊网记者吴小攀实习生杨竞

5月12日，马来西亚著名作家戴小华最新出版的纪实文学《忽如归》学术研讨会在暨南大学举办。

戴小华，原籍河北沧州，生在台湾。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以《沙城》一书成名，这个剧作反映当时马来西亚股市风暴，被搬上银幕播映。至今在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结集出版的个人专著24本，编著53本。曾多次获奖，部分作品被选入中国大陆大学、初中及马来西亚中学语文教材。

她是马中两国民间往来解禁前，第一位正式受邀访华（1990年4月）的文化使者；是第一位被选为马来西亚全国性华团的女性领导人（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总会长，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长）。任内完成出版《当代马华文存》及《马华文学大系》，为马来西亚华社留下了重要的时代记录。

A、因为一个剧本一夜成名

羊城晚报：您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戴小华：我一开始并没有想成为作家。1986年我正在美国读研究院，正遇上马来西亚合作社金融风暴，造成新马股市开市以后停止交易三天，引发24间华资合作社被挤提，最后被政府冻结。这个事件是马来西亚华族的一场经济大浩劫。当时受害的华人存户高达54万人，而且多是识字不多的。于是，我就写成电视剧本《沙城》，希望马来西亚国家广播电视台在每周一次半个小时的华语电视剧中播出，让这些受害存户能够吸取教训。

一开始，电视台负责人自我设限，觉得有些敏感，希望我修改。我心想，如果改了就不是我当初创作的原意了。于是我稍作润饰，写成电视文学剧本，寄到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华文报纸《南洋商报》发表。报馆负责人认为这么大的社会事件马上有人写成作品，一定会受到读者关注，于是在封面版先作预告，接着每天大篇幅连载，十几天后，电视台发现作品引起的社会轰动，又催我将作品赶紧交给他们，拍成电视连续剧……就这样，一下子成名了！

羊城晚报：更早一些时候的散文《阿春嫂》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戴小华：阿春嫂是我婆家的一位忠仆，帮我婆婆带大了几个孩子，因她年事已高又无亲人，1986年《南洋商报》在三八妇女节征文“记一个最难忘的人”，我就想，不如写篇文章感谢她，没想到得了奖。

羊城晚报：您的长篇作品不多，除了《沙城》，《忽如归》外，还有一个长篇小说《悔不过今生》，是吗？

戴小华：是的。《悔不过今生》是在台湾出版时，出版社改的书名。中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时还是采用了我原来的书名《火浴》。

羊城晚报：纪实作品《忽如归》是如何创作出来的？

戴小华：《忽如归》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历史激流中一个台湾家庭的真实故事。自母亲在1999年过世，这个故事就开始在我心中酝酿。然而，那时我刚担任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总会长，正在进行编辑《当代马华文存》，接着又出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长，需要完成《马华文学大系》，这两套20本共1千多万字的巨大文献工作，让我一直无法定下心来书写。

可是，近20年来，每当夜深人静，这段历史“不能淹没”的声音就会在我耳边频频催促，似乎不写出来，我的身心就无法得到安顿。所以，为了完成这本书，近十几年来，我不断探寻及搜集资料，前往大陆、港台各地，寻访当事人和知情者，以及上互联网搜索。

在真正开始写作的三年里，我几乎是和书中的人物一起生活，每天对着电脑屏幕敲打键盘，长期下来，我曾经视网膜脱落的左眼再度出血，而且在书写过程中，眼泪经常会不受控制地流下来，有时甚至难以为继。

这本书能够完成，我要特别感谢王蒙先生和李昕先生。因为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中，我和李昕讲述这个故事的小部分时，他被打动了，鼓励我一定要写出来，而且绝不能用小说的方式书写。他是中国资深知名的出版家，能得到他的肯定，给了我很大的信心。王蒙先生为了激励我尽快完成这部作品，在百忙中还主动提出为《忽如归》写序。

B、“爱”的力量让困难迎刃而解

羊城晚报：包括《忽如归》这部作品，您的写作主要还是在纪实方面，这和您的个性或经历有关吗？

戴小华：对，我这个人比较关心社会问题，而且我也不擅长杜撰。

羊城晚报：您的作品都充满了正能量。

戴小华：虽然我认为文学创作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丰富多彩多姿的，作家各展所长，读者各取所爱；但是，既然读者可能会受到作品的影响，我们就不能书写色情、暴力、仇恨等会荼毒读者心灵的作品。

羊城晚报：您自己的出身、家庭可以说是很优越的，但您的写作为什么如此直面社会？

戴小华：我想一方面是基因；一方面是1977年底家里发生的那场几乎致命的灾难影响了我的创作道路。基因方面：记得1992年陪母亲返乡，第一次看到河北沧州铁狮子的刹那，心被震撼了！铁狮子，它那种勇敢和坚毅的形象，作为一个维护者的最终抵抗形式，千百年来如同淬火之后的铁，沉水之后的石一样，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渗入了沧州人的肌肤，潜进了沧州人的血液，铸就了沧州人的精神。此外，我母亲她在身体力行中所表现出的勇敢，坚毅，刻苦及善良，也深深影响了我。至于那件几乎致命性的灾难，《忽如归》书中已有详述。

虽然在我和家人的生命历程中，遭受了许多磨难，我们仍然觉得很幸运。母亲能顺利回乡安葬，大弟在牢狱中能死里逃生。我知道冥冥之中，一定有种强大的力量在协助着，推动着。我相信，这个协助者、推动者，能让所有的困难都迎刃而解的力量，就是强大的“爱”的力量。这个“爱”的力量包括有亲情的，民族的，家国的和宗教的大爱。

C、一定要有社会关怀

羊城晚报：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报告文学一度火热，但现在也已经退潮了。对于报告文学这种文体，您怎么看？

戴小华：报告文学可能因网络文学兴起而一度退潮；不过，因为现在的网络文学几乎都是虚构的，虚构太多的时候人们反而会喜欢看“非虚构”的、真实的故事。然而如何处理好作品既是真实的又是文学的，这也是我自己在创作中非常大的挑战。像章诒和的《往事不如烟》、齐邦媛的《巨流河》、聂华苓的《三生三世》、白先勇的《白崇禧将军身影集》都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

羊城晚报：在纪实文学中，可以写“他想……”这样的心理活动吗？

戴小华：不可以，除非这样的心理活动是他本人后来告诉作者的；否则就是作者一厢情愿虚构的。

羊城晚报：对于纪实性文学的语言要求是怎样的？

戴小华：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是用评论家李建军先生的话来回答：“《史记·刺客列传》和《史记·游侠列传》中的侠士勇士和英雄气概，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一种伟大的精神传统，是民族性格里非常宝贵的东西，《忽如归》将其写出来了，且那么有力量。她用从容，沉静，优雅的方式去写生活的严酷和人性的复杂，整体风格体验和美学精神是简单的复杂，平静的悲剧感，朴素的崇高感和深沉的一种激情。语言是朴素的，但是很有味道，不卖弄修辞。中国汉语最大的韵味在于朴素，绚丽之极归于平淡，《忽如归》在语言上，文体上非常自觉，达到了这一境界。”

D、在中华文化里感到踏实

羊城晚报：您祖籍河北，在台湾出生，在马来西亚生活，经常来往中国，您怎么定位这些地方？您的家在哪里？

戴小华：我出生在中国台湾，不过，从小到大，父母，师长不时强调：台湾不是你们的家，你们的家在海峡的对岸。但是，即使我再向往对岸的秀丽江山，这个家毕竟是遥远的，陌生的，难以产生一种对家的眷恋。后来，命运把我安置在马来西亚。初到此地，举目不见熟面孔，侧耳听不到乡音，又有离乡背井漂泊异地的感觉，直到孩子降临，总算有了“家”的扎实感觉，可是又觉得这道家门似乎只是半开着。我得不时伸手推着，用身体挡着，这扇家门才不致关上。1992年陪母亲第一次回她的家乡河北时，不知为何，当父母与亲人分享着彼此的回忆时，我却只有茫然。

在中国台湾，有人说我是外省人；在马来西亚，有人说我是外来移民；在中国大陆，有人说我是外国华侨。似乎自己站在哪儿，哪儿的土地就不属于我，但是，当我踏出了那块土地，我却又代表了那块土地的全部。后来，我无意中成为作家，并从事推动中华文化的工作，这时，突然一种强烈的声音，像是从生命的深处走出来呼唤我，我才明白“血缘”和“文化”不是一种可以任你随便抛弃和忘记的东西。也就在这一刻，我终于理解“家”的概念，对我而言，它不只是地域的，情感的，更是精神的。终于，我找到了我梦中的家园——中华文化。

羊城晚报：在写作之余，您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编辑出版《当代马华文存》、《马华文学大系》的文献工作，促使您去做这些事情的动力是什么？

戴小华：因为马来西亚的华人文化和华文文学，没有被列入国家文化和国家文学，所以我们完全得不到国家拨款资助；然而，我觉得唯有汇集成篇，马来西亚华裔知识分子所发出的时代声音以及华文作家的佳作，才不致随着时间的流逝被淹没，被遗忘。而且，当时我既是文协和作协的领导人，更应该完成这项任务，为华社留下重要的时代记录。这两套文献出版后，我很欣慰，居然被当地华社誉为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史上的双峰塔。

羊城晚报：您觉得您作为一位作家，成功的关键在哪里？是什么促使您走到今天？

戴小华：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是不同的，对于作家，如以获得重要的奖项来定义成功，我还距离很远。但如以我完成的任务来论，所谓成功的关键，我想在于性格。因为碰到困难，我会尽一切努力，不轻易放弃。此外，我非常尽责。

羊城晚报：您下一部的出版计划？

戴小华：我刚完成一本散文集：另外，还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这是由当时《忽如归》被我舍去第三条线索延伸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