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原：以旅行体绘画弥补学科史缺憾

文/冯原

或许可以将20世纪初期视为中国步入现代的开端，这不仅是以孙中山开创新的民族国家为大背景，也是新的知识体系进入中国并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初始阶段。

语史所在广州成立与中国步入现代

从现代知识与传统的分野入眼，中国走入现代的进程包含了两个很显著的路径，第一条是知识引进之路，因为现代知识并不直接从传统演进而来，它需要有文化上的取经者，这些取经者大多是第一代留洋并学有所成的归来者；另外一条是用现代知识考查和探索中国之路，由此也从学科上将中国纳入到整体的知识世界之中。

其实，后者与前者是同一种人，后者或许是前者里最具民族责任感的人，他们几乎引入了所有的现代学科，并造就和奠定了中国进入整体知识世界的基础。比如，修习建筑学的梁思诚，学成归国后转而投入营造学社的事业，将传统中国的建筑整理成可与世界建筑史对话的知识体系；或如林风眠等，留法归来后创办国立杭州艺专，其提出的口号很有代表性：研究和介绍世界艺术，整理中国古代艺术，及创造新艺术。

许多学科的先驱者莫不如是，譬如现代考古学的开创者李济，同样也是引入现代考古学体系，寻找和挖掘中国古代史迹，并将之整理为现代考古学成果，与旧传统相比当然也等于是创造出一种新知识。许多的“第一”也肇始于这个时期，第一个博物馆、第一个植物标本室，第一个美术馆、第一个博览会，等等。

如果我们来追溯这个步入现代的进程——引入现代，整理“古代中国”，创造新的知识，那么，1928年由中山大学成立的语言历史研究所（简称语史所）实属绕不开的里程碑，其开创事业之伟、研究成果之丰均有定论。语史所在广州创立也不是偶然的，近两百年来，广州都是中国连接世界的窗口，20世纪之后更是从18世纪的商贸输出转为文化输入，中山先生手创的中山大学承担了不可或缺的使命。

用绘画将观察转为知识储存

实际上，回顾以语史所和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为代表的早期现代知识体系的积累和形成过程，我们应该注意到知识和技术手段的一种综合表现，这可以称之为“知识形态学”，也就是说，早期现代知识（文、医、农学）大多是以文字（双语）为主体，与图像（绘画和影像）、模型和标本等手段综合构成的存在形式。

以今天的数字时代的技术标准反过来观察早期现代的知识形态，有一个事实是，我们很可能受到现代绘画艺术的引导，重视绘画中的纯审美意义，从而可能忽略了绘画-图像中的记录功能，因此，有不少作为技术手段的绘画，例如，在建筑学中的建筑画，在医学中的解剖学绘画、农学中的植物学图谱，等等。它们并不从属于美术学科，但是它们同样是美术-绘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尤其是在现代知识引入和形成的早期，绘画和摄影并存的时代，绘画工具由于轻便易于携带，成为历史探险家、考古学者和植物学者最常用的记录工具。20世纪初，日本研究东亚古代建筑的先驱者伊东忠太曾经数次来到中国考查古建筑和文化风俗，他的全部考查成果都是用绘画进行记录和测绘，伊东的绘本就是我称之为绘画的“旅行体”来源之一。

有别于纯艺术性质的美术创作，绘画的“旅行体”是学者记录观察结果、并将观察转成知识的一种储存方式。通常来说，以建筑学、人类学和考古学为目标的绘画记录也同样具有绘画的通用特征和审美追求，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同时，其意义也依赖于呈现它们的语境，例如，若是呈现于储存和展示知识的场所，如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它们就是知识的一种形态表达；而若是呈现于美术馆和艺术展上，它们也可因语境之变而跃升为艺术的表现形式。

倾注作者研究旨趣的“观察之镜”

更有意义的是，站在今天的后期现代来反观和回顾早期现代，我们不仅不会回到那些学科先驱者面对的任务，我们更多是面对他们整理和记录的知识形态，这些知识以及呈现的形态本身就构成了考查的对象。

在这方面，许瑞生近年来对语史所和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的研究和发现可算一个有意义的典型。他的成果包括两个部分，第一是知识史上的再发现，而这种再发现又是以知识形态的考据形式而获得的，较有价值的是中山大学首创的现代中国第一个植物标本室。

在其标本展品遗存中，许瑞生发现了两个郭姓广东学者的成果，一个是郭琳爽，粤音拼写是L.S.Kowk，其人不仅于1921年获岭大农学院的学位，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永安百货掌门人；另一个是郭以逊，粤音拼写为I.S.Kowk，正是他与同道共同建立了中国首个植物标本室。由于粤语拼音的差异，这两个人都不见于中国农学和植物学史的记载，但因为中山大学生科院标本室的遗产，许瑞生抹掉了覆盖在他们的事迹上的历史尘埃；

另一个成果是对于“绘画旅行体”的一种继承和发扬，许瑞生采纳了早期的学科先驱者的做法，在数字技术时代重拾一种手绘的鲜活生动气息——他以弥散于语史所知识形态和中山大学标本室的遗存为对象，将董作宾的殷墟考古发现的甲骨文和1928年中大生物系主任辛树帜教授的瑶山考察采集的瑶绣图案合为一体，这些画作仿佛是那个时代里作于现场的手迹；他还把两郭的肖像和植物标本并立的方式，以一种绘画旅行体的方式弥补了学科史上的缺憾。

值得一提的是，许瑞生的这些“绘画旅行体”作品，其意义并不在于作品的独立性，而是以手绘的旅行体样式再度唤起人们对早期现代的知识形态学的关注，其作品本身既是一种艺术表现，更是一种倾注作者的研究旨趣的“观察之镜”，借用这面镜子，尘封于时间中的知识形态再次被反射出来，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其精神的内涵更显其难能可贵。

（本文配图作者：许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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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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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 | 李红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