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陈平原：“地方上的”学问、思想与情怀

文/陈平原

【编者按】

3月19日，首届暨南大学“潮学终身成就奖”“潮学优秀成果奖”颁奖仪式在暨南大学校友楼举行，这是北京大学教授、暨南大学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长陈平原在典礼上的致辞。

 “地方上的”未必就那么“不足观” 

看过了首届暨南大学“潮学终身成就奖”“潮学优秀成果奖”颁奖仪式的议程表，我陷入沉思。

作为兼职的暨大潮州文化研究院院长，我到底该如何致辞？虽积极参与每项重大决策，从不把自己当外人，但研究院的日常工作毕竟是由暨大在运营。

所以，基金会的运作以及研究所的业绩，理应由林如鹏书记、夏泉书记和程国赋院长来谈，才显得比较权威。至于颁奖词的撰写，不仅仅是舞文弄墨，更要见眼界与学识，这方面林伦伦明显比我内行。

思来想去，干脆撇开日常事务，往细处想，往远处看，往高处说，随心所欲，“放飞自我”。

茫茫人海中，为了避免被覆盖或淹没，既要有认同，也得相区隔。首先是确定自己的方位，这样才好观察、判断与论述。

同是中国人，如何谈论邻近的“他者”呢？生活在不同地区的，总有一套人我区隔的说辞，这里蕴涵着的自尊、自信与自嘲，因人而异。比如，台湾人喜欢说“大陆”怎样怎样，香港人开口就是“内地”如何如何，广州人称广州以北的为“北佬”，上海人则称上海以外的为“乡下”，你猜北京人怎么说？一句“地方上的”，尽显尊贵与光荣。

单就政治制度与行政区划而言，相对于北京所代表的“中央”，不管富裕的上海、广州、深圳，还是经济上比较落后的甘肃、青海、西藏，确实都只能算是“地方上的”。至于自称“省尾国角”的潮汕，那就更是“地方上的地方上的”了。

但如果谈论的不是政治地位或繁荣程度，而是学术研究的潜力，那“地方上的”未必就那么“不足观”。若兼及对象、方法与境界，这四个互相关联但又不尽相同的关键词——“地方”“民间”“乡土”“边缘”，对于一向高高在上的主流/中心/整体的论述策略，隐约构成某种强有力的挑战。

二十多年前，我曾赞许北大金克木先生擅长读“边”的论述姿态：“在我看来，许多挥舞‘边缘’大旗的人，实际上身处江湖而心存魏阙，最高理想是‘取而代之’。这与先生宠辱不惊，坚守边缘，卓有成效地做足关于‘边’的文章，不可同日而语。”（《“〈读书〉时代”的精灵——怀念金克木先生》，《读书》2000年第12期）

所谓“边缘”，就好像“弱者”一样，并非天生合理、自带光环。借用黄子平在《边缘阅读》（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一书后记中的说法，那“只是表明一种移动的阅读策略，一种读缝隙、读字里行间的阅读习惯，一种文本与意义的游击活动”。

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对象的大小/远近，与学术成绩的高低，没有必然联系。你不能说我讨论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就一定高于詹伯慧先生的潮汕方言研究；也不好断言他考证某片甲骨文的意义，就一定优于林伦伦兄的《一曲“英歌”动九州——英歌舞火出圈对潮汕民俗文化传承的启示》。

若有足够的文献资料、田野调查、学术训练与理论自觉，“地方上的”论述与阐发，完全可能做出一流的学问，甚至深刻影响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进程。

 从“有情怀”到“有学问”要走很长的路 

我说的是“可能”，而不是“必然”。这是身处或自居“边缘”的人必须时刻意识到的——从有情怀到有学问，这中间有很长的路要走。去年我在商务印书馆刊行《故乡潮州》，兼及论文与随笔，其中有几篇文章，比如《如何谈论“故乡”》《六看家乡潮汕》《乡土教材的编写与教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古城》等，都是认真经营的，不仅仅怀乡，更隐含着我对当代中国文化的某些见解。

但我很清醒，像我这么谈潮汕，情怀多而学问少，离理想中的“潮学”十万八千里。

十七年前，我应邀为《广东历史文化行》撰写前言，题为《深情凝视“这一方水土”》（《同舟共进》2006年第4期），文章是这样开篇的：“如何深情地凝视你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一方水土’，是个既古老又新鲜的挑战。说‘古老’，那是因为，在传统中国，类似地方志那样表彰乡里先进、描述风土名胜的著述不胜枚举。说‘新鲜’，则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推进，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成了一大难题。于是，发掘并呵护那些略带野性、尚未被完全驯化的‘本土知识’或‘区域文化’，便成了学界关注的重点。”

因学术方向与个人能力所限，我谈“广东”或“潮汕”，都只能是帮助敲敲边鼓，呐喊助威。可也正因此，我谈“潮学”，会有另一种视野。

从事人文中国研究，除了纵向的学科划分，如文学、史学、哲学、宗教、艺术等，还有横向的都市研究（比如“上海学”“北京学”）与地域研究。后者中，已发展成为世界性学问、拥有一大批专业人士的，当属藏学、敦煌学、吐鲁番学——这三大显学起步早，视野宽，资料丰富，学术积累深厚。至于第二梯队，目前还在开疆辟土，有很大发展空间，我推选的是潮学、徽学、客家学。

有趣的是，这“三大潜力股”都发轫于20世纪九十年代。此前也有若干专门论述，但由浅入深、由小及大，逐步建设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这需要某个机缘。

这里的标志性事件是：1992年9月香港中文大学举办首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美国、法国、英国、荷兰、瑞士、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80多人与会，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先生作主题发言。1993年12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首届潮州学国际研讨会”上，饶宗颐教授发表著名的《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何意要建立“潮州学”》（初刊《潮学研究》第一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3年）；同年年底，饶先生及诸多专家商定，将“潮州学”简称为“潮学”。1993年安徽黄山市举办全国首届徽学学术讨论会暨黄山建设研讨会，第二年推出“首届国际徽学学术讨论会”。

与敦煌学由外而内的发展路径不同，这三大潜力股的形成，明显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虽有一定程度的国际合作，但大陆学者起主导作用，且得到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

 地方性知识的研究与发掘大有前途 

从饶宗颐先生登高一呼，阐发“潮州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性”，到今天刚好是三十年。中国人喜欢说“三十而立”，因众多专家学者的共襄盛举，加上“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如今的“潮学”已初具规模，在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暨大创建潮州文化研究所，乃顺应这一学术潮流。

一年半时间，不可能做很多事情，我特别在意的有三：第一，鼓动暨大设立专门方向，招收“潮学”研究生；第二，组织二十位专家，编纂十卷本的“潮学集成”；第三，评选“潮学终身成就奖”和“潮学优秀成果奖”。有了研究队伍、学问标杆以及精神氛围，下一个三十年，方兴未艾的“潮学”，才可能发展壮大。

今天在这里颁奖，当然首先祝贺获终身成就奖的詹伯慧、曾楚楠、杨方笙三位先生，还有获著作一等奖的《潮剧史》（吴国钦、林淳钧），以及获二等奖的《蓝十春秋：新加坡潮人善堂考》等七种专著。

这里想补充说明的是，我们不曾为已去世的诸位前辈颁奖，但深深感念他们的贡献。另外，不少优秀成果因作者过分谦虚，谢绝申报或推荐，而没给我们表彰致敬的机会。比如，我的老同学黄挺、林伦伦、陈春声（依年龄排列）便深耕潮学多年，成绩卓著。好在我们还有第二届、第三四五届等。

在我眼中，尊贵的国文/国史/国学固然值得重视，但也无权/无力包揽全部。前几天，读“粤教头条”的《北大陈平原：澳门<中国语文>，开创另外一种讲授中国语文的可能性》，其中引了我一段话：“我们就试验着在‘国标’之外，开创另外一种讲授中国语文的可能性。舞台很小，但前途不可限量，值得认真经营。”

文章后面还专门提及我和林伦伦、黄挺合编的《潮汕文化读本》。我在朋友圈转发时，加了一句提示语：“另一种讲授语文的可能性——澳门《中国语文》和粤教《潮汕文化读本》”，好些朋友看过大为赞赏，对我工作背后的思路与情怀表示认同。

地方性知识的研究与发掘，学术上大有前途，但必须有明确的学术立场与理论意识，否则就只是一般性的知识积累与文化普及。近期我读刘志伟的《华南研究30年》（《溪畔灯微——社会经济史研究杂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很有感慨。我们都知道，1980年代以来，以刘志伟、陈春声、郑振满等为代表的大陆学者与海外学者合作，以华南地区为试验场，深入地方社会，以跨学科的研究取向，寻找国家扩张路径以外的另一种历史叙述，形成了一股值得关注的学术潮流。

刘志伟总结称：“所谓‘华南研究’，已经不是局限于在某个区域来做研究，而是追求以地方社会做试验场，结合田野考察和文献资料，建立有关中国历史与社会文化的新的研究范畴和视角。”

我希望再过三十年，我们的“潮学”，也能有类似的总结报告——不仅为学界提供丰厚的文献整理、精细的田野考察，以及众多专深的研究著作，而且能 “建立有关中国历史与社会文化的新的研究范畴和视角”。(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羊城派 pai.ycwb.com)

来源 | 羊城晚报·羊城派
责编 | 吴小攀
校对 | 李红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