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识与文心——读陈桥生《唐前岭南文明的进程》

我不知道前人有没有用过岭南学一词。如果把它当成是岭南地域历史文化研究的“总结陈词”而不是大学校园专业意义的学问，那这个主题渊源久远的探讨和积聚下来丰硕的成绩足以当得起岭南学这一称辞。远的不说，光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承人民社谢尚告诉我，由广东出版界前辈岑桑主持的“岭南文库”已经出版了一百四十余种，“岭南书系”出版了二百三十余种。前者侧重学术梳理，后者侧重知识普及。即便不说蔚为大观，但学人和出版界数十年的努力和积淀使岭南历史文化的探讨成为经久不衰的主题总是符合事实的。除了广东人民社这两个书系之外，其他出版社有关岭南研究和知识总结的书也不在少数。最近我读到广东高教社出版陈桥生君的新作《唐前岭南文明的进程》，令我耳目一新。

好几年前就听说，他要从贬谪文学入手写一本岭南研究的著作。当时就甚为期盼，他是科班出身，师从中古和汉唐文学研究大家北大葛晓音教授，博士论文的题目又是《刘宋诗歌研究》，岭南恰是历代权争落败者的贬谪之地，他写起来当是得心应手。不过令我吃惊和佩服的是，他对岭南历史文化的观察和对这个主题的处理比他初始的想法深入了一大步。他的眼光更加远大，所处理的题材不再局限于贬谪南来的文人，也将本地文化力量如何在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合中生长壮大纳入考量，从而描绘出岭南地域文明成长的生动图景。他的历史叙述有纲有目，有血有肉，文笔风趣雅致。加上他对岭南生活的独到观察，我读过之后深受启发。他的新作，后来居上，为岭南研究增添一异彩，是岭南学的新收获。

中古时期的岭南文史研究有一个不易处理的难点，留下来的文献记载比较粗略，大纲大目是有的，但细微关键处的文献记载，不是散逸就是阙如。怎样组织起脉络清楚而且生动细致的历史叙述，从文献中辨识出更有深度的历史内容，成为撰述者的挑战。与桥生君取材相近的中古时期岭南文史研究前辈学者也曾做过近似的工作，史识是足够的，但总觉得略欠文心。大处虽然不亏，然丰富性和予人的启发性就有遗憾。就是因为在梳理历史脉络的时候，粗的多，细的少。这既有写法的不同，偏重政治还是偏重文化；也有观念的差异，由大处进入还是以小见大。桥生君的这本《唐前岭南文明的进程》，显然是属于后者的居多。正因为如此，史识与文心两方面的结合反倒更好。既有宏阔的史识，也有细微的文心。他能从他人不太注意的细微史料入手，加上其他旁证，给史料赋予不同凡响的新意义。有名有姓贬谪岭南的官员是从西汉末京兆尹王章上谏书被贬开始的。这件事，稍不注意的人很可能就放过了。因为王章未及上路就已经死在狱中，可写之点实在不多。可是陈桥生别具只眼，在《汉书·王章传》中寻出冤狱平反后的记载：“其家属皆完具，采珠致产数百万”，从而牵出一段“合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大文章。文献记载虽然没有细节，但透露出重大信息。一个官场失意者的家属，丈夫死后带着家小受贬到合浦，二年过后居然能够带着数百万钱财回来，赎回被没收的田宅。除了这个弱女子特别能干以外，必有一个繁荣的产业有以致之。陈桥生注意到了，这个产业就是“采珠”和那时的海外贸易。当然也许以为孤证不立。历代被贬者能在贬谪地生财致富，确实凤毛麟角。但是王章妻“致产数百万”这件事不同。桥生君找出合浦的汉墓出土做旁证，因为西汉后期合浦汉墓的随葬品的丰富程度甚至超过广州汉墓，“可以见出合浦自西汉后期起即开启其高度繁荣的历史。”番禺今称广州是岭南政治中心和最早开发地，但汉武帝平南越国后，资源富庶和开展贸易便利的地方如合浦异军突起也是完全可能的。陈桥生引汉墓出土为证，笔者以为是神来之笔。这些墓葬者姓名当然无考了，也不必是汉代的贬谪官员，它们只是曾经有过的繁荣的见证。这样，陈著由贬谪史引出来的关于岭南开发的结论便是完全可信的。书中写道，“于是我们看到，在秦汉之时，从‘谪徙民’到‘往商贾者’，再到这些‘徙合浦’的王公贵族，一批接一批的中原人来到了岭南，推动着岭南政治、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合浦的繁荣就是有力的例证。”

唐前南徙士人里面最有名的莫过于谢灵运了。他是山水诗的开山宗师，他的努力使得山水题材成为中国诗里面一个独立的门类。笔者所在的校园至今称康乐园，南门外有康乐村，往西一站路又有地名曰客村。这些都是拜这位当年的“康乐公”所赐。然而据陈桥生所考，谢灵运在广州只有短短三个月。他之南徙广州，相当于走在赶赴刑场的路上，留下确知写于岭南的只有《临终诗》一首，“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泯。”怎样处理大诗人谢灵运这个题材，也有犯难的地方。写吧，落笔之处实在不多；不写，又好像缺少了什么。所以偏于传统写法的历史学家谈到岭南开发史的这一页就把它省去了。陈桥生却是别开生面，由这个似乎简短的故事铺陈出精彩的一整章《谢灵运的南徙及其影响》。陈著又不是无中生有或借题发挥，他的写法建立在他深湛的文史修养的基础之上。历史活动无非是人的活动，将诗纳入关于历史进程的探讨，能更反映历史活动的人的本来面目。恰好他探讨的主题是岭南文明的进程，诗的引入正可以透过分析而大放异彩。因为岭南文明的进程，说到底就是中原文明在岭南播种、萌芽、生长的过程。诗作为语言艺术中的精华，正好通过谢灵运诗的个例，看看它是如何泽被岭南的。作为一个人，他在岭南的时间很短，但作为诗人，他一生致力的诗歌艺术却可以因为他南徙的机缘在岭南大地流泽绵长。而且谢灵运所处的时期是五言诗汉末兴起以来迈向成熟转变的重要时期，他的情感表达模式乃至他的取材、修辞和技法都给后来者以启发，并且留下痕迹。而这正是陈桥生的所长，他看到了别人忽视或根本看不到的岭南文明进程这一页的隐秘，故为之大书特书。

陈桥生找到了追随并师法谢灵运的岭南传人，他就是唐代的张九龄。从时间来看他们前后相差将近三个世纪，就书的题材来说超出了唐前的限定。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成为问题。它不仅不是本书的短拙，反倒是它的优长。具体的历史事件是不能跨越时空的，但精神史却可以。精神和灵魂是漫游的。谢灵运也不知道，他殁后近三个世纪可以找到自己艺术的传人，同样张九龄也无从与自己的精神前辈谢灵运谋面，但这种时空的隔阂并不妨碍晚辈沿着前辈的精神踪迹摸索自己的道路，并不妨碍跨越时空的灵魂相契。布鲁姆曾经将这种跨代诗人之间的关系描述为对抗性的“影响的焦虑”，我却更愿意像古代诗评家那样把它描述为模仿、学习、师法，前人润泽后人，后人才得以在此基础上创新的建设性的关系。陈桥生解剖的这个跨越三个世纪的案例，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他的结论发人深思，“谢灵运在岭南的命运是一场悲剧，但其深沉凝重的诗歌风格，却因为三百年后张九龄的承继而发扬光大。因为张九龄的嫁接与实践，矫正了初唐时弥漫于宫廷内外的齐梁绮靡之风，为盛唐诗歌注入风骨与词采，从而迎来了盛唐诗歌的曙光。就此而言，谢灵运无疑又是幸运的，是永在的。”

岭南开辟至唐前，这是岭南与中原交通格局底定的时期，形成之后即无变化。但这个时期却存在交通线由西向东移的情况。又由于主力交通线的东移，推动了岭南社会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旧的交通节点城镇发展迟滞，新的交通节点城镇兴起。从前我对此点一直没有留意，读了《唐前岭南文明的进程》，恍然大悟。岭南固然有海通的优势，但这个优势放在大航海前的农耕时代，它也只能催生奢侈品及占量很少的香料和药品的贸易，经济上不具有重要性。岭南的开发主要还是“朝北看”，中原对岭南而言是一个主导性的存在。这样，政治中心所辐射出来的力量就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政治的、军事的，还是文化的都是如此。中原所辐射出来的力量沿着古代交通大动脉河流跨过山岭又沿岭南的河流通往各地。这种状况决定了处在交通线的枢纽地形成的城镇，较为迅速得到发展。三国时期以前，中原的人与物大都沿湘江到湘桂走廊，越灵渠由漓江而下汇入桂江再于梧州汇入西江，故处于该地古称苍梧广信的地方就较早发展起来。这是因为其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尚在黄河流域，人和物多沿汉水到达长江，走过洞庭湖入湘江一线。陈著提到汉末两晋时期士燮家族崛起广信，书的第二章有专门探讨“广信——最早的岭南学术中心”此一问题。士家长期盘踞岭南，家族人物众多，又兼虚怀接纳南徙的避难士人，造成一时兴旺的学术风气，对岭南作益良多。然而随着晋室南渡，影响岭南的政治中心东移，原来的交通线失去优势。由北江的起点今韶关溯浈水而上，翻越大庾岭再沿赣江通长江就到达六朝故都南京。政治中心的东移导致岭南交通格局的改观，这条线路当然不是晋室南渡之后才开辟出来，但得到充分应用并作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至少也要从吴国盘踞江东的时代开始。由于这个变化，东晋南朝时期始兴即今韶关取代了广信的地位，崛起成为新的政治文化重镇。陈著第七章“始兴在南朝的迅速崛起”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冀朝鼎曾将中国的基本经济区一分为四，华北、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及岭南。实际上后两者地域相对狭小，又为崇山峻岭所阻隔，无论财富积累还是地缘都无优势，在历史上只能偏安一时，不能成为争胜中原的掎角之势。因此它们的发展演变也要随中原政治势力的变化而转移。晋室南渡和南朝时期，正是中国基本经济区由黄河华北平原转移至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时期，中原大格局的变化于是连带推动岭南小格局的变化。从前默无名声的始兴一时风云际会，人物辈出，成为岭南政治和学术的重要枢纽，甚至后来出现张九龄这样的大唐宰相，其实也是渊源有自的。这是笔者读过陈著之后的一点心得。好书就应该这样，给人以意想之外的启发。陈桥生这本书给人的启发正所在多有。

例如他分析谢灵运和张九龄的诗时发现，“当作家处于权力中心的时候，他的创作往往流于平庸，趋于保守，处于边缘的状态；而当他被权力边缘化的时候，恰恰却迎来了其创作的丰盛期，确立起自身的个人风格，走向了文学的舞台中心。谢灵运如此，张九龄亦如此。”陈桥生的案例观察，其实就是古人说的，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好的道理。这倒不是因为权力与写作天生有什么敌对的关系，而是因为作家身在朝廷，被权势富贵所环绕，难免写应酬之作。应酬君王，应酬不朽功业，应酬升平气象，应酬来应酬去，束缚了自己的真情实感，屏蔽了自己真实内心，这样的“颂圣之作”自然好不到哪里去。而一朝失势，由权坛败下阵来，孤身一人，形影相吊，无人无事需要唱和应酬，身心获得自由，这个时候心口一致，诗作自然真挚动人。古人将这个道理总结为诗穷而后工。中国文学史由屈原到曹雪芹皆是这个道理，鲜能例外。 

读罢陈著，始觉陈桥生对岭南兼具同情与了解。因为有亲切的同情，更使他对岭南的了解体贴入微；又因为有深入的了解，而使他对岭南生出温润的同情。博士毕业即南迁，至今二十年。不论原因，他与历史上的南徙士人亦有相近的轨迹，不同的是他把自己生活的土地当成家园，至少也是家园的一部分吧。这样他对岭南的观察就兼具了南北的优势。既有岭北中原文化的大视野，又有脚踏一方土地的真切体验。正因为如此，他观察探讨岭南文化能够看到一些土生土长岭南学人注意不到的地方；而他所论岭南文化又没有岭北人不时表现出来的隔，往往一语道破。前者如南来者笔下诗文所写的岭南，几乎无不是南蛮瘴疠的蛮荒形象，而土生土长的岭南学人却从无辩词。但陈桥生谈到西汉陆贾《南越行纪》描述南越“五谷无味，百花不香”时就发现，事实未必如此。他猜测这或许是陆贾“优越心理下的一种真实心理感受”。我认为他的猜测是有事实依据的。陆贾的身份是大汉使臣，任务是劝说南越王赵佗放下妄想，归顺中央朝廷。他用大汉声威的眼光贬抑南越“小朝廷”乃至于一草一木，这是人情的自然。事物的状态受观察者眼光所影响，这有无数的例证了。韩愈被贬，才出西京不远，走到秦岭的蓝关，就让侄孙“好收吾骨瘴江边”，岭南瘴疠之地的印象刻骨铭心。然而看他贬至阳山和潮州的所作所为，钓鱼、饮酒、食肉、谈佛一样都不少。《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所描述的岭南形象，显然和他受贬谪时抑郁愤懑的感受有关，他的心理感受有理由使他蛮荒化贬谪之地。这同萨伊德讲的现代殖民者把他们征服所到的东方描述为政治野蛮独裁，风景遥远神奇，民俗神秘诱人的“东方风情”，其道理是一致的。

陈桥生所研究的岭南固然是历史上的岭南，但他的眼光却很现代。他谈论岭南，好处是不隔。汉末中原多故，牟子避乱到交趾，于是有了《理惑论》。牟子主张三教共存共融，陈著以为牟子得力于他的岭南体验。陈桥生写道，“中原文化视尧舜周孔为正经，佛道为异术，岭南则合义者从，愈病者良，博取众善以辅其身，没有固执拘泥，择其善者而从，思想自由开放，兼容并包。”岭学前辈刘斯奋将岭南精神总括为“不定一尊，不拘一格，不守一隅”的三不主义，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如果不是对此中岭南精神深有体验，即便同读《理惑论》也是难以有此解会的。当然思想的形成是神秘的，后人几乎不可能实证还原一种既成观念的产生的具体因果，但是从作者的亲身体验入手，至少可以给后人启示一条进入此种历史观念的恰当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