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督曾祭出对付瘟疫的法宝：封港

1、“其病初起于粤省”

“香港华人近得一病，时时身上发肿，不日即毙。其病初起于粤省，近始蔓延而至，每日病者约三十人，死者十七八人。”

这条非常简短却又触目惊心的报道，是晚清中国传媒巨头《申报》1894年5月5日刊登出来的。1894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年，当时香港正处在英国统治之下，港岛总共25万人，其中华人占绝大多数，超过24万人，欧洲人、印度人和日本人加起来还不到1万人。

24万华人，平均每天有30人患病，其中又有17人到18人死亡，传染速度如此之快，感染比例如此之大，病死率如此之高，这么可怕的传染疾病，肯定是瘟疫。瘟疫都有传染源，《申报》认为，“其病初起于粤省。”1894年5月香港暴发的这场瘟疫是从广东传过去的。这个看法基本上符合事实，香港的瘟疫确实来自广东，并且广东的瘟疫规模要比香港大得多。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锁定在1894年的广东，特别是省城广州。1894年5月7日，《申报》刊登消息：“自三月朔日起，至望日止，（广东）十室九丧，哭声遍地，其余各处大约略同。棺木店昼作夜工，仍觉应接不暇，且所染之症顷刻即毙，多有不及医治。”这一年农历三月，从初一到十五，半个月以内，瘟疫传遍了广东省，很多人感染致死，棺材店虽然连夜加班，棺材依然供不应求。

1894年7月26日，《申报》继续报道：“省会毙于此劫者，不下十万人，其间贫苦者居多，大都因其饮食不佳，房屋狭隘之故。至于浮家泛宅之流、吸食鸦片之辈以及拣茶工役染患瘟疫，则落落如晨星焉。”在广州，超过10万人死于这场瘟疫，其中底层贫民居多，住在水上的船民、吸食鸦片的瘾君子和小茶馆里的服务人员死得更多。 《申报》上说“十室九丧”，属于夸张，但死亡人数超过10万，应该是属实的。国学大家章太炎的老师俞曲园在灾后去过广州，他估测的死亡人数也是10万。要知道，那时候广州只有150万居民。

致死率如此惊人，这到底是一场什么瘟疫呢？1894年7月4日《申报》详细描述了感染症状：“所染之症皆系两腿夹缝或两腋底或颈际起一毒核，初时只如蚊虫所噬，转瞬即寒热发作，红肿异常，旋起有黑气一条，蜿蜒至要处，随即夭亡。”感染以后，胯下、腋下和脖子上会长出硬块，最初像蚊虫叮咬的包一样小，很快让人发冷、发热，肿块越长越大，迅速变黑，短时间内置人于死地。这就是传说中的鼠疫。

2、古人早有应对传染病之法：隔离

广东本无鼠疫，欧洲流行病学家根据文献记载和基因检测，认为1894年广东鼠疫的源头在云南，此前几十年就在云南一些地方零星暴发，但是由于云南地理偏僻，交通落后，大部分地区人口稀少，并没有演变成大规模传染。

一种说法是，1855年云南内乱，清军入滇平叛，然后回师广东，将鼠疫带了回来。另一种说法是，欧洲殖民者用轮船打通了云南和广东的水路贸易，将鼠疫从云南带到广西的港口城市北海。1891年，洋商又开通了从北海到广州的轮船，于是鼠疫得以进入广州，再从广州向四乡传播。

1894年7月26日《申报》登载：“各乡落则传染日多，东莞之东江，顺德之龙江、陈村，南海之九江等处，无不延染此症，如出一辙。”对于鼠疫，无论是传统中医，还是当时的西医，都不可能给出特效药，除了让自身免疫力起作用以外，要想挡住瘟疫继续扩展的势头，要想将伤亡规模降到最低，最有效的手段还是隔离。

几千年人类文明史，早就经历过无数瘟疫的侵袭，古代中国对付麻风病，近代欧洲对付黑死病，都自动摸索出了将有明显症状的感染者隔离起来的经验，甚至不需要官方的倡导和强制。1894年7月2日《申报》登载：“现恐瘟疫传染，遂在乡外隙地搭盖大棚场一座，凡乡人由省中回者，皆在场中止宿，不许越雷池一步，即家人父子亦不能与之相见。”广州附近有一个西村乡，这里的乡民发现，凡是从省城回老家的人，都有传染瘟疫的危险，所以就在空地上搭建简陋的窝棚，暂时将返乡者隔离起来，不许他们回家，也不许他们的亲人前去探望。

这样的隔离并不人道，还甚至可能违背了当时的律例，但是就防止瘟疫扩展而言，应该能起到一点效果。反观当时广州城的父母官，既没有科学常识，也没有掌控能力，在施舍医药而不见收效的情况下，只能求助于神佛。

1894年5月21日和7月15日的《申报》分别刊登了两条消息，都是关于求助神佛的。其一：“广府刺史请道士打醮，诣城隍庙设坛祈攘，致祭三日，不理刑名，并示谕各屠户不许宰杀，以近祥和。”广州知府请道士作法，去城隍庙设坛，大祭三天，不再处理公务，并张贴公告，禁止屠户宰杀牲畜，以求上天庇佑。

其二：“近日天气不正，时疫流行，闻番禺县署前一带传染最盛，猝然倒毙者日有数人。日前邻里集资，恭请菩萨出巡，以驱疫疬，鸣金击鼓，仪仗鲜明，各家焚香放炮以迎，极形热闹。”归属番禺县管辖的广州市民也纷纷捐款，请菩萨出来镇压瘟神，大家敲锣打鼓，烧香放炮，搞得像过年一样热闹。这样做有用吗？当然没用。父母官休假拜神，只能耽误救治更多的病人；民间万人空巷出来迎接菩萨，只能让瘟疫传播得更快、更远。

3、与瘟疫一起传播的还有谣言

瘟疫控制不住，死亡越来越多，广州城变得冷清、萧条，商业和教育都大受影响。广州西关有一座大戏院，本来生意红火，瘟疫暴发后，看戏的寥寥无几。

1894年是广东乡试年，各县的秀才要去广州考举人，往常售卖模拟考题和教授八股技巧的“试馆”都会有顾客盈门。但在这一年，因为瘟疫的影响，秀才止步，试馆关门。与瘟疫一同传播的，还有各式各样的谣言。1894年7月3日，《申报》登载谣言如下——

高要县民间传谣：“洋人暗计害人，以能时症为题，四处分送香包与人，香包之内藏有毒药，一闻必死。”一些传教士为了帮助老百姓抵抗瘟疫，四处分发药剂和消毒粉，却被误解为内藏毒药，闻了就死。佛山则谣传：“西人下毒于井，以害华人，附近佛镇四乡纷纷制造木盖，将其掩之。”说瘟疫是洋人造成的，洋人通过往井水里投毒的方式来传播瘟疫。乡民对此谣言信以为真，用木头盖子把水井封住，以免再中洋人的“奸计”。

可是，瘟疫决不会因为官府的祈祷而减弱，也不会因为民间的谣言而终止，只要人类做不到科学应对，只要传染链条没有中断，它就会无差别地传播下去。

4、澳门：各社区都有人把守拒绝陌生人进入

香港与广州的地理距离很近，广州去香港务工和经商的人特别多，瘟疫暴发初期，大约有两万广州人前往香港避难，以为能在香港找到一方乐土。但是一个月以后，又有更多的广州人从香港往外逃，因为香港也暴发了瘟疫。1894年5月初，在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以后，港督罗便臣准备采取一个大胆的计划：封港。他想暂时禁止外来人口的进入和港岛居民的外出，然后动员全港的医疗资源和警察资源，来隔离和收治感染者。可惜的是，这个计划很快就被华人否决了。

香港的华人店铺联名请愿，要求港督准许华人离开。为什么要离开呢？理由有二——第一，华人有叶落归根的传统，亲人感染致死，需要将尸体运回家乡安葬，而港英当局却遵循欧洲的做法，试图将尸体就地火化甚至予以解剖，这违背了华人的传统，伤害了华人的感情。

第二，罗便臣雷厉风行，让警察和医务人员强行挨家挨户搜查消毒，华人妇女饱受惊吓，如临大敌，认为是一种严重的骚扰。香港华人妇女界有一篇几百字的请愿书，摘抄如下：

“具察华人少妇闺女等，为洁净局熏洗新例，诸多不便，乞恩变通格外体恤事。窃妇女等生长中华，随夫寓港，深慕大英乐土，向荷峡檬，久沐国家保护之恩，远来近悦。乃闻洁净局颁发熏洗屋宇一事，虽系为卫生起见，究竟与我妇女廉耻有关。”这篇请愿书文辞典雅，语气谦逊，但是对新成立的瘟疫消毒机构“洁净局”闯进私人宅邸强行消毒这种行为非常不满，因为“与我妇女廉耻有关”。

我们隔着一百多年往回看，既能感到当时华人的愚昧和保守，也能感觉到港英当局采取的瘟疫防控措施过于不近人情——假如当局愿意放下身段，与华人平等沟通，并且派那些受过教育的女性医务工作者去消毒，应该不会引起不满和抗争。在华人群起抗议之下，罗便臣被迫取消封港，不但有10万华人逃出香港，返回广东，而且连一些日本人和欧洲白人都离开了。白人当中的部分感染者搭乘轮船远去，将瘟疫沿路传播。

倒是澳门比较幸运，那里人口相对稀少，感染不多。不过，对于1894年粤港鼠疫，澳门居民看在眼里，心有余悸。一年以后，澳门《镜海丛报》刊登了这么一条消息：“凡有外来人众，面貌可疑，非属本村者，守村更练阻不令进，防病马之乱群业。”岛上各社区都有人把守，看到不属于本社区的陌生人，一律不许进入，以免再有瘟疫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