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收并蓄 为我所用——芭蕾舞剧民族化的探索

舞蹈语汇应该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不用过多地在乎使用的舞蹈语言属于“哪一类”，我们完全可以让芭蕾舞语汇尽可能地丰富，为人物情绪需要而舞

1949年年末，我在母亲丁玲的鼓励下到平壤跟随舞蹈大家崔承喜学习舞蹈。一年后回国，成为中央戏剧学院舞蹈团的舞蹈演员。1951年崔承喜来中国办舞研班，整理大量中国戏曲舞蹈，还邀请戏曲名家示范动作。我喜欢芭蕾，更喜欢中国戏曲，进而萌发一个信念：要创作我们中国自己的当代舞蹈作品。

新中国成立后，舞剧《和平鸽》和《鱼美人》踏出芭蕾艺术民族化尝试的第一步。周恩来总理提出“创作一些革命题材的芭蕾剧目”，1964年我参与编创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登上舞台，题材的中国化和时代性标志着中国芭蕾艺术民族化的全新探索。今天，我们回头看这部舞剧中芭蕾与民族元素的关系，仍有很多值得思考与借鉴的地方。

首先，舞蹈语汇的使用不必自我设限。当时《红色娘子军》中“芭蕾的腿、古典舞的身体、战士的形象”引起热烈讨论。我认为，舞蹈语汇应该为塑造人物性格服务，不用过多在乎使用的舞蹈语言属于“哪一类”，我们完全可以让芭蕾舞语汇尽可能地丰富，为人物情绪需要而舞。《红色娘子军》里的琼花性格强悍，动作需要爆发力，芭蕾舞动作对她而言有些柔和。为突显琼花的能力和个性，我加入京剧里的“亮相”和中国舞里的技巧和舞姿，比如倒踢紫金冠、串翻身等，都有效增强动作张力，特别符合琼花这个人物的形象和气质。后来我排舞剧《祝福》，也坚持这个创作理念。塑造年轻祥林嫂时，为体现她含蓄、温柔的江南女性特点，我参考朝鲜族舞蹈特点，同时吸收京剧青衣的身段韵味。

除了融会贯通地使用不同种类的舞蹈语汇，人物性格塑造的成功与否还取决于形象的真实性，这就要求我们回归生活。接到《红色娘子军》创作任务之初，我们就来到海南岛体验生活。这对后来的舞剧结构和舞蹈动作编排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体验海南风情、参与当地民俗生活，我们领会到《红色娘子军》从人物角色设定到表演心理把控的创作关键。比如，第二场琼花诉苦的戏，就是我们听到老百姓诉苦而深受震动后加进去的。前几年《红色娘子军》到俄罗斯演出，有评论说，琼花诉苦参军很特别，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后来我想，它就是特别，别人都是报名参军，琼花却是通过诉苦参的军，这就是生活提供给我们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

在深入生活时，我们学习了黎族的钱铃刀舞。在排群众大联欢这一场戏时，就把它和芭蕾舞结合在一起，既丰富了芭蕾舞语汇，又体现出时代特点，创作出不同于古典芭蕾舞的形象。去国外演出时，外国观众都觉得很有中国味道，让人耳目一新。后来在编排其他作品时，比如《纺织女工》，我将工人的生活动作和芭蕾舞结合，《雁南飞》又将东北秧歌的动律与芭蕾结合起来。我的创作没有一个固定模式，但有相对稳定的创作方法，那就是以芭蕾为主，尽量充分地运用芭蕾语汇，同时积极吸收本土特色，再加上中国民间韵律和服装、背景的特色，组合起来自然具有中国味道。

舞剧是综合性艺术，作为编导，我们不仅要熟悉不同风格的舞蹈语汇，还要具备戏剧编导能力，重视作品思想性和民族特色，掌握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舞剧的综合性特点还要求编导加强音乐和编剧学习。现在有的舞剧编导缺乏音乐素养，只是把音乐作为背景“贴片”，而优秀舞剧应该把音乐视为与剧本同样重要的作品灵魂。我在排练《巴黎圣母院》《祝福》等剧时，首先给演员讲剧本、带着演员读原著，请文学专家来讲解，有的演员还会根据每天排练写角色日记。只有演员对剧本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才可能在舞蹈中有效表现出矛盾冲突、人物个性以及主题思想。当舞蹈、音乐、剧本三者水乳交融，这部舞剧才可能成为一部优秀之作。

今天，年轻舞剧编导人才不断涌现。对于年轻编导，我希望他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多创作有深度、接地气的作品。现在有些人认为原来的创作不行，急于求新，但是没有根基是无法出新的；编导能力的提升，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多看中外经典作品，只有站在前人肩膀上积极汲取经验，才可能走得更远。

（车延芬、蔡一铭采访整理）

蒋祖慧，1934年出生，祖籍湖南常德。新中国第一代芭蕾舞编导，国家一级编导，中央芭蕾舞团原副团长。代表作品有《祝福》《红色娘子军》（合作）《西班牙女儿》《巴黎圣母院》《纺织女工》（合作）等。曾担任中国舞蹈家协会理事。2014年荣获第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终身成就奖。

《人民日报 》（2019年04月19日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