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员“公马私用”要挨棍坐监

宋代官员“公马私用”要挨棍坐监

广府市井系列

　　亲爱的读者，如果我跟你说，有这么一个地方，不仅房可以租，“车”可以租，锅碗瓢盆、衣服被褥也都可以租，你会不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其实，这个地方，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对，咱说的就是千年以前的广州城，一个什么都可以租的国际商都。今天，咱们就一起去体验一番吧。

　    “公务马”规矩多

　　“出租马”受欢迎

　　前一阵，我们在专栏里聊过宋代广州“快递哥”的诸多八卦。其实，作为“快递哥”的工作地点，递铺除了运输传递官方文书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为各路官员提供“公务马”。不过，“公务马”的使用规矩多多，不管是知州、府尹，还是宪司（主管司法的官员）、知县，谁要是错了规矩，挨几顿板子还算运气，弄不好吃上一年牢饭，也不是不可能。

　　擅用“公务马”要受严罚

　　据史料记载，按宋代朝廷的规矩，只有在去地方赴任、巡查审理重大案件、视察河堤海防、抚恤灾民以及处理边境事务等情形下，官员才可以使用“公务马”，并凭朝廷签发的“头子”——“公务马”使用凭证，到递铺借出马匹。官员处理一般公务，能用上“公务马”的机会微乎其微，至于办私事，擅自使用“公务马”，不但官员要受仗责，连私自出借马匹的递铺首领乃至地方大员，都要承担连带责任。

　　宋真宗年间，广州知州邵晔病重，他的儿子远在湖北，心急如焚，荆湖北路转运使梅询于心不忍，擅自借了一匹“公务马”给他，结果“公务马”累死在途中。按说邵晔在当时是有名的好官，在广州主持挖掘了南濠，使老百姓免受水患之苦而深受爱戴，但一码归一码，私自借用“公务马”的邵公子还是受到了惩罚，而擅自出借马匹的梅询也被降职处理，宋代“公务马”管理之严格，可见一斑。

　　其实，官员就算是因处理紧急公务用上了“公务马”，也不能随心所欲。比如，骑马不能随便绕道探亲访友，绕道一里，打一百棍，每多绕道五里，多加一百棍，绕道的实在过分，吃两年牢饭；携带的行李也不能超重，多一斤，打六十棍，每多十斤，加六十棍，行李过分超重，坐监一年。朝廷规定得这么严，是为了防范官员借着乘“公务马”的机会，夹带私货做生意。这事在当时的确时有发生，朝廷不得不防。可是，规矩定得如此之严，官员骑着“公务马”去办事，简直跟坐在火山口上差不多。

　　“公务马”用起来限制多多，好在朝廷还有一个人性化的做法，文官六品以上，可以发放“用马补贴”——当时叫“马刍粟”，六品以下，对不起，只好自己想办法了。拿着这笔“马刍粟”，可以考虑自己养一匹马，也可以去市面上租马。

　　处理一般事务可选“出租船”

　　话说岭南气候炎热，养马成本不低，兜里特别有钱的，当然可以考虑养马，但没那么有钱的官员，办急事会考虑租马，为一般的琐事出行，租条船就行了，毕竟广州是水城，租船的费用要比租马低多了。

　　话说，官员租马或租船——咱就统称“打的”吧，在当时很平常。像王安石这样的当朝宰相，在任时有朝廷提供的“公务马”，退了休，一样要“打的”。他老人家还舍不得租马，而是租了一头驴，骑着到处走。当然，王安石这么做，并不只是为了省钱，而是为了倡行儒家士大夫节俭的美德，这么做的朝廷大员也不只他一个。

　　既然朝廷大员都提倡“打的”，一般官员就更不怕“打的”没面子啦。再说，到市面上租一匹马，一天的花费不过一两百文钱，比养马划算多了，何乐而不为？

　　话说，北宋年间的官员，出门骑马、坐船是常事，轿子却很少坐。按照儒家的民本思想，找人抬轿，那是“以人代畜”，受过良好教育的士大夫大多不屑为之，到了南宋年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轿子才慢慢流行起来，市面上也出现了专门出租轿子的店铺，不管是官员办事，还是市井平民结婚办喜事，只要出钱，都可以租一顶轿子来坐坐。

　　婚丧嫁娶办宴席

　　锅碗瓢盆都能租

　　千年前的广州城，官员都需要“打的”，市民就更不用说啦。不过，那时的广州城并不大，普通老百姓如果不是办什么急事，更倾向于坐“11”路公交车（步行），一分钱不用花。

　　商人就不一样了，花点钱租一匹马，办事要快得多。虽说岭南本地出产的土马身形矮小，骑着不是特别体面，但广州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外贸港口，故而市面上身形高大的“洋马”也不少，地方官还将进口的“洋马”进贡给皇帝呢。

　　如果你回到千年以前，在城门口看到人们骑着气派的洋马出出入入，也不用惊讶。不过，假如你也想租一匹马在广州城里转一圈，有一点必须记住，你不能直接去找马主交易，而是得像租房子一样，去找“牙人”。其实，中国古代的很多生意都离不开“牙人”（中介），直到清代，广州名震四海的“十三行”，其实当时的官方名字就叫“牙行”，说白了，就是进出口贸易的中介。

　　说回宋代的广州城，租房、租马、租船，其实不算什么新闻。更有意思的是，锅碗瓢盆、珠宝首饰、衣服被褥都能租。假如你回到当年的广州城，在城门口跟路人聊一聊今天流行的“共享经济”，他们多半不会太惊讶，因为大宋广州城里什么都可以租，算得上“共享经济”的原始版。

　　近代著名文人梁实秋曾调侃说，要想一天不安生，请客；要想一年不安生，盖房；要想一辈子不安生，娶姨太太。娶姨太太这种封建陋俗，我们不必多谈。不过，请客这样的事，在宋代的广州人看来，只要肯出钱，就没什么不安生的。桌椅陈设、锅碗瓢盆之类，可以找名为“茶酒司”的行会，主人说明要求，支付订金，他们就会送到指定地点，布置得妥妥帖帖，用完后，收齐租金，再一件不少地运走；操办酒菜，又有“厨司”来帮忙，采购食材，安排厨师上门；连下请帖、安排座次、说笑劝酒，都有行会提供专业服务。不要说请一天客，就是请几天客，主人也不用多操心。所以，宋人才有一句俗语：“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又有人说：“凡合用之物，一切赁（租）至，不劳余力。”听听这两句话，说得多潇洒。

　　办宴会可以“一切赁至，不劳余力”，还不算稀奇；更稀奇的是，办丧事，也可以“乜都租”。宋代广州城里有专营“赁凶具之家”的店铺，称为凶肆，供客户租赁使用的丧葬用品应有尽有。有些人家苦于经济拮据，舍不得请人做丧服，凶肆觉得这也是一个商机，所以捎带还提供丧服租赁服务。不过，宋人做生意，特别讲究“各有地盘，各分其职”，办丧事时要备的酒席，凶肆是不能插手的，主人必须求助于茶酒司和厨司。

　　发达的租赁业在惠及富有商贾以及市井平民的同时，也给穷人带去了一点点方便。有些人穷得叮当响，连一件好衣裳都没有，好在城里还有店家提供衣服租赁，碰到一些非要穿光鲜衣服的场合，就去租一件来穿，总算能保住一个面子。当然，租衣服的也不只是穷人，富人也会来帮衬，不过，他们多半是逢年过节时租给仆人穿，又省钱又体面。我以前听过一首题为《全民皆沽》的粤语歌，说的是投资潮中人人炒股的热闹景象，如果把题目换成《全民皆租》，倒很适合在大宋广州城里传唱呢。

　　（注：本文参考了《宋代城市租赁业初探》《宋代租赁业研究》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