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月饼
莲香楼的月饼以及饼食包装纸
民国陶陶居的各式月饼
民国“有男”牌月饼
壹
民国初年
中秋节不在八月十五
民国时期很短,政权更迭却很频繁,几乎每一次政权更迭,都会影响到社会习俗。咱就拿中秋节来说吧,它是传统节日,固定在八月十五,可是一到民国,时间就改了,从八月十五改成了其他日期。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南方以孙中山为核心的革命政府,北方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政府,在历法改革上都举双手赞成,都希望彻底废除传统中国的农历,推行与世界接轨的公历。
问题是,所有传统节日都建立在农历的基础上,都是用农历日期来标记的,例如春节在正月初一,端午在五月初五,七夕在七月初七,中秋在八月十五,重阳在九月初九……假如把农历扔掉,我们的传统节日何去何从?假如保留传统节日,又怎么能彻底废除农历呢?
南北政府达成的协议是,将传统节日统统改成公历日期。也就是说,春节改到1月1日,端午改到5月5日,七夕改到7月7日,中秋改到8月15日,重阳改到9月9日。农历的大年初一不许再过年,农历的五月初五不许过端午,农历的八月十五不许过中秋,这些改革从1912年下半年开始推行,并由各部委各高校带头执行。
假如我们回到民国初年的北京、广州或上海,你会发现一个奇特现象:秋天还没到,天气还很炎热,人们就在庆祝中秋了。鲁迅在北洋政府麾下的教育部做过官,1913年8月15日,他放了半天中秋假,但那天明明不是中秋,而是农历七月十四。1914年8月15日,清华园的学生举办“中秋游园会”,那天当然也不是中秋,而是农历六月二十四。
中秋要拜月,要赏月,但是在民国初年过中秋节,你很难有机会拜月和赏月,因为公历与月相无关,公历的8月15日不一定有月亮。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自从民国政府宣布“废除旧历”那天起,民间就一直阳奉阴违,学界也一直表示抗议。废除旧历的政策推行没多久,很快就破产了,留下来的影响就是新历与旧历并存,公历与农历并重,官方记事用公历,民间过节用农历,两套历法并行不悖,到今天也是如此。
贰
三节两寿,中秋是重头戏
早在一千年前,中秋节根本不是重要节日。唐宋时期三大节,新正(即大年初一)居首,寒食(包括被寒食假期囊括的清明节)居中,冬至居尾。什么中秋、重阳、端午、七夕,跟新正、寒食、冬至相比,都不重要。北宋中后期,朝廷规范假期,新正放假七天,寒食放假七天,冬至放假七天。中秋、重阳与端午,只放假一天,还没有春社和秋社的假期时间长。
事实上,至少在元朝以前,中秋节只有拜月、赏月、吃瓜果的习俗,连月饼都没有。
据说苏东坡写过一首关于月饼的诗,只有四句:“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默品其滋味,相思泪沾巾。”小巧精致的月饼,像月亮一样浑圆,里面包着奶油(酥)和糖稀(饴),默默地品尝着美味的月饼,开始想念亲人。
可惜的是,苏东坡从未写过这样的诗,这首关于月饼的诗完全是后人水平低劣的伪造之作。
第一,这首诗根本不押韵,无论按照今韵还是按照古韵,它都不押韵。凭苏东坡的才华,他会水平低劣到去写一首不押韵的诗吗?
第二,1982年中华书局编撰《苏轼诗集》,2001年曾枣庄主编《三苏全书》,2004年孔凡礼付梓《三苏年谱》,已经将存世的所有东坡诗词都纳入囊中,其中《三苏全书》还专章收录了未能终篇的诗词以及可能是伪作的诗词,都没有这首所谓的月饼诗。
第三,从现存的宋朝食谱和风俗文献可以看出,宋朝人在中秋节期间并没有吃月饼的习俗。
南宋金盈之《新编醉翁谈录》载有《京城风俗记》,那时候过中秋,流行少男少女拜月,合家聚餐吃瓜果,餐桌上不见月饼。
宋元话本《错认尸》里也有都城市民过中秋的场景:“忽值八月中秋节时,高氏交小二买些鱼肉、果子之物,安排家宴。”仍然不见月饼。
南宋遗老周密所作《武林旧事》中倒是出现了“月饼”一词,但是它出现在“蒸作从食”一章,与馒头包子放在一起,是蒸熟的,而不是像真正的月饼那样烤制而成。同书第三卷描写全年风俗,中秋期间仍然是赏月吃瓜果,餐桌上不见月饼。
叁
月饼确证,文献记载出现在明代
文献中真正可以确证为月饼,可能要到明代北京县令沈榜所作的《宛署杂记》:“士庶家俱以是月造面饼相遗,大小不等,呼为月饼。”以及明代崇祯年间太监刘若愚所作的《酌中志》:“八月,宫中赏秋海棠、玉簪花。自初一日起,即有卖月饼者,至十五日,家家供奉月饼、瓜果。”
根据民间传说,月饼是元末明初时发明的:老百姓受不了元朝统治者的野蛮统治,策动者用浑圆如满月的馅饼做信物,馅饼里暗藏“八月十五杀鞑子”的纸条,分送各家各户,相约在中秋那天起兵抗元。后来,明朝建立了,月饼也就作为胜利的见证被传下来了。这个传说妇孺皆知,但不见于史籍,未知真伪。不过按照史料与古典文学中显示的迹象,中秋吃月饼的习俗确实是从明朝才流行起来的。
民国距离明朝好几百年,在这几百年当中,中秋的地位越来越高。晚清官场已经形成“三节两寿”的说法,“两寿”是指领导过生日与领导太太过生日,“三节”则是春节、端午、中秋节。此前火得不能再火的冬至与寒食,统统被中秋节打趴下,灰头土脸地退居幕后,成了非常不重要的节日。
在民国时期,中秋的地位进一步上升。
第一,它被农民当成上半年劳作的句号,趁着过中秋,敞开了休息一阵子,下半年接着忙。
第二,它被商家当成前半个财务年的句号,赶在中秋之前,该收的账要收回来,该还的账要还回去,该辞退的伙计要让他滚蛋。大家还记得咱们小时候学过的《孔乙己》吧?中秋前的两三天,咸亨酒店的老板在结账,他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老舍作品《老张的幸福》也写道:“中秋节的第二天,老张睡到午时才醒。因为昨天收节礼,结铺子的账,索欠户的债,直到四更天才紧一紧腰带,浑衣而卧睡下。”
第三,它还是房东调整租金的好时机,前半年租金想涨,照惯例却不能涨,只有到了中秋节,才好意思提着一盒月饼通知租户:“咱们的行市该涨涨了,愿意租就租,不愿租就搬。”
第四,就连物价也要跟着中秋的屁股走。1942年10月5日,费孝通先生总结过一个规律:“最近七八年来,每过一个中秋节,物价都要跳上去,这原是意料中事。却不想今年跳得这样快,物价乘中秋之际再度飞涨,犹如猛虎出笼,不可控制。”
肆
月饼之争
苏式月饼与广式月饼论高低
物价上涨是正常现象,但民国时期的物价在抗战期间和抗战以后涨得太快。
1936年中秋节,广州尚未遭受日军轰炸,普通椰蓉月饼三两一个,售价0.15元(法币);1939年中秋节,广州已经沦陷,普通椰蓉月饼二两一个,售价0.7元(法币);1946年中秋节,广州已经光复,普通椰蓉月饼五两一个,售价45元(法币);1947年中秋节,同样的月饼卖到2000元,还是法币;1948年中秋节,用法币买月饼的话,个头最小、用料最差的月饼,最便宜也要160万元!
我手头有一本《1946-1956中国最后一个秀才家庭的千封家书》,某上海人在江西赣州某纺织厂当经理,1947年秋天,他月薪涨到25万元(法币),而这年中秋的月饼最便宜3000元一个,最贵4万元一个,作为高级白领,他一个月的薪水只够买几个好月饼而已。
如果不看价格,只看款式,民国月饼还是很值得称道的。1947年中秋节,当时的《中央日报周刊》登载一篇评论,提到南京冠生园推出的月饼品种,计有“金腿”、“烧鸡”、“板鸭”、“鸭腿”、“叉烧”、“五仁”、“枣泥”、“豆沙”、“莲蓉”、“椰蓉”、“蛋黄”、“豆蓉”、“百果”、“奶油”、“冬瓜”、“松子”、“玫瑰”、“椒盐”等18个类别。其中五仁月饼又分为“五仁咸”、“五仁甜”、“五仁素”,豆沙月饼又分为“豆沙肉”、“豆沙素”、“豆沙酥皮”,莲蓉月饼又分为“奶油莲蓉”、“蛋黄莲蓉”、“素莲蓉”、“酥皮莲蓉”……我数了数,仅仅这一家食品公司生产的月饼,就有25种之多。
顾名思义,金腿月饼就是用金华火腿做馅儿,烧鸡月饼就是用烧鸡做馅儿,板鸭月饼就是用板鸭做馅儿,椒盐月饼就是用椒盐做馅儿。现在月饼界也有火腿月饼、鲍鱼月饼、龙虾月饼,甚至还有韭菜鸡蛋馅儿的月饼,可惜烧鸡月饼和板鸭月饼消亡已久,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会有好事者将其复原出来。
《中央日报周刊》还登载过一篇《月饼的派别》,叙述民国时期苏式月饼与广式月饼之争。
这篇文章大意是说,苏式月饼小巧精致,一个个像茶杯口那么大;广式月饼相对厚重,小的重三两,大的重五两,更有超级庞大的“七星伴月大礼饼”,两个壮汉才能搬动。苏式月饼喜欢用酥皮,馅料则比较单一,不是玫瑰馅儿就是冬瓜馅儿,不是火腿馅儿就是豆沙馅儿;广式月饼喜欢用冰皮,馅料丰富,什么都敢往月饼里放,包括海鲜。
这篇文章又说,苏式月饼本来包打天下,无论在江南本土还是在北国京城,都能见到苏式月饼的身影。可是辛亥立国之后,广式月饼随着广东政要的步伐走向全国,渐有取代苏式月饼之势,就连在苏式月饼的老根据地江南一带,也比苏式月饼卖得俏。
该文作者可能是江南人,从小吃惯了苏式月饼,对广式月饼颇有微词。他讽刺广式月饼道:“广东月饼重的有五两,轻的有三两,气魄雄厚,外皮做健康色,望之很严重,使你仿佛看到南国海滨的武士,巍巍然有不可侵犯的神气。但是内容繁杂,乱七八糟,一口咬下去,有不知何味之感。”
我又查年代更早的《新都周刊》,这是一份在南京沦陷期间由日伪政府支持的报纸,1943年中秋节,该报登出一篇随笔,作者大骂五仁月饼:“我对于五仁月饼,无论咸肉还是甜肉,向来最怕吃,诧异世间如何会有如此令人憎恶的月饼。”
最近这些年,每到中秋前后,微博和微信朋友圈里总是掀起对五仁月饼的吐槽,在1943年《新都周刊》上吐槽五仁月饼的这位作者,也许是从现代穿越过去的吧?
伍
民生多艰,分期付款买月饼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大家口味不可能保持一致,无论什么馅儿的月饼,都有喜欢的,也都有吐槽的。喜欢也好,厌恶也罢,每年过中秋,这月饼还不得不买。
民国战火连绵,农村破产,城市贫民也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从1912年到1949年,总有一大批穷人买不起月饼。买不起怎么办?分期付款。
在民国北京,加工并出售月饼的店铺叫“饽饽铺”。比较有名的饽饽铺,有东四猪市大街的芙蓉斋、在王府井开有分店的一品香、前门外鲜鱼胡同里的天兴斋,以及鲜鱼胡同口路南的魁宜斋。这几家铺子的月饼,都是可以分期购买的。
比方说您去芙蓉斋买10斤月饼,一斤100块钱,总共要付1000元,您一掏钱包,对不起,只带了200块钱。回家去取钱,发现家里的钱都拿去还房贷了。可是这个中秋节又不能不过,怎么办呢?好办,只要您是老北京,只要您能在芙蓉斋附近任何一家店铺找到一两个保人,只要您留下字据,您就能把月饼拎走。以后每个月领了工资,您都要记得去芙蓉斋还账就成,您什么时候还清剩下的800块钱,人家什么时候把字据还给您。您如果赖账,人家也不怕,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那边还有保人呢。保人要是不还,那他就等着吃官司吧。也就是说,那时候要想在民国北京分期付款买月饼,首先是必须要找一个保人的。
有朋友问了:为什么现在分期付款不需要保人?很简单,现在有信用卡,有支付宝,有网络大数据,有方便可查的信用记录。民国时期还没有这些,所以必须要一个保人。
在民国时期,很多低收入家庭都会参加“月饼议会”,简称“月饼会”。这种组织跟会议和议会可没有任何关系,它其实就是分期预付款——买月饼的人定期把月饼钱存进饽饽铺,一直存到中秋,最后可以按照优惠价格将月饼拿走。比方说,您从今年正月开始,每月都交给某个饽饽铺100块钱,到八月总共交了800块钱,那么好,您现在就可以去那家饽饽铺提走1000块钱的月饼,过一个体体面面的中秋节。
像这样的“月饼会”,又叫“月饼储蓄会”,在民国时期是非常流行的,任何一家饽饽铺都可以推出,任何一户人家都可以参与。一般从农历一月就开始预付款,每月预付大洋两角到五角。饽饽铺发给参会者一张“会单”,你每付一次款,饽饽铺就在你的会单上盖一次章。八个章盖满了,中秋节也来临了,这时候你可以拿着盖满章的会单去饽饽铺领月饼,就像我们现代人可以拿着在淘宝订购的月饼券去实体店领月饼那样。
不光月饼,馒头也可以这样分期预付。那时候人们将卖馒头的店铺叫“蒸锅铺”,小户人家从正月份开始就可以去蒸锅铺付款,每月也是预付大洋两角到五角,蒸锅铺也发给他们会单并依次盖章。到了年底,付满全款的人家就可以拿着会单去领一大堆馒头了。过年时供祖宗用的馒头、拜神佛用的馒头、串亲戚用的馒头,都从这里来。
(图/文仕文化博物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