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用铜钱 才有“一蚊鸡”

古人用铜钱 才有“一蚊鸡”

　　“老板娘，丝瓜几钱一斤？”“四蚊”……在街头巷尾的菜市场上，这样的对话俯拾皆是。广东人把一块钱称作“一蚊鸡”，有没有出处呢？我们能不能从探寻这一称谓的渊源出发，来一窥古人“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以及传统对我们生生不息的影响呢？且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回到千年前的广州城里看一看。

　　货币

　　铜钱是主流 铁钱来陪衬

　　记得初来广州时，去办公室附近的士多买东西，老板娘跟我说“三蚊鸡”，我有点云里雾里，一问才知道是“三块钱”。现在，知道了许多广州过往的故事，去菜场买菜，都会很自然地问一声：“几钱？”老板娘脆生生回一句：“五蚊”“八蚊”，都觉得十分悦耳。

　　很多人说粤语延续了古汉语中的很多表达方式，且语音语调都与唐宋时期颇为相似，我就揣测，“一蚊鸡”的表达方式，来源于古人使用铜钱的传统，这个猜测，在我准备写作这个专题时得到了验证，据许多学者的研究，“一蚊鸡”的表达果然就是由“一文钱”演化而来。

　　其实，除了“一蚊鸡”，粤语中还有很多表达，是从古人的语言习惯而来。比如，粤语中，把骗子叫做“老千”，古籍中也有同样的用法，“千”就是谋人财物的意思，至于，形容人胖，说“肥”，形容吃饭，说“食”，喝酒不说“喝”，说“饮”，更与古人如出一辙；若细究粤语词汇与古汉语的渊源，讲上三天三夜也讲不完。

　　市井平民很少用到银子

　　言归正传，假如你穿越回宋代的广州西城，也即今天鄙报所在的同乐路附近一带，成了一个市井主妇，你会发现，过日子跟现在一样，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都要出门买。不过，宋代广州的饮食业很发达，如果你家里有余钱，犯懒不想出门时叫个外卖，也不是不可以，前提是婆婆不说你是败家的扫把星，否则，你还是乖乖自己买菜做饭吧，否则一来二去把老太太惹毛了，到官府告你不孝，你就犯了“七出”之条，等着被扫地出门吧。

　　买东西，当然兜里要有钱啊。我们现在看多了无脑古装剧，以为古人动不动就用银子，这其实是天大的误解。从隋唐到明清，平民百姓使用的主流货币，只有铜钱一种。我们现在形容一个人有钱，说是“腰缠万贯”，出门带的旅费，叫作“盘缠”，其实都是由此而来。

　　至少在宋代，由于开采能力有限，黄金几乎属于皇家专有，只有皇帝宠幸的大臣，才会时不时被赏赐一点，也不是经常拿到市面上流通；而银子，几乎只用于大宗交易，像在附近广南米市（即今米市街所在地，米市街的地名正由此而来）做生意的大批发商，就常用银子结算，你一个市井主妇，又不做大买卖，平常根本用不着它。

　　你想想，一两银子，大约相当于1000枚铜钱，也就是1000文，宋代只要不是兵荒马乱的时候，一斗大米（约6.5公斤）大米也才卖三四十文，你拿着一两银子，去市场上买一把葱蒜两斤菜，就像现在拿着百元大钞去买根针一样，不是自讨没趣吗？再说，当时有银子的人家，多是非富即贵，一个市井小女子压根没有见到银子的机会。

　　宋代铜钱在海外大受欢迎

　　如果你穿越到北宋末年的广州西城，恭喜你，你还会见到古时非常稀罕的一种钱币——铁钱。话说，由于广州是极其繁荣的外贸口岸，铜钱外流的现象一直很普遍。在当时的东南亚乃至中亚各国，宋代铜钱都是硬通货，深得人们信任。铜钱不断流出国境，广州就时不时要闹钱荒，再加上北宋末年朝廷与金兵开战，军需开支猛增，钱就更紧了，为此，宋徽宗一拍脑袋，广南东路（即现在的广东地区）和广南西路（即现在的广西一带），可以使用铁钱。

　　宋徽宗当皇帝当得实在差劲，最后还被金兵掳了去，客死异乡，却是一个一流的书画艺术家，所以，当时不管是铜钱，还是铁钱上，都留有他的墨宝，什么“崇宁通宝”“大观通宝”“政和通宝”，钱币上的字样都是他独创的瘦金体，被现在的书法家赞为“铁画银钩”。不过，北宋末年物价飞涨，你兜里揣着一堆沉甸甸的铁钱，也买不来多少东西，还有没有心情欣赏钱币上的“铁画银钩”，也实在难说。

　　（注：本文参考了《宋代的物价变动与市民生活》等资料）

　　开销

　　日啖荔枝三百颗

　　只因价钱超便宜

　　话又说回来，倘若细心查询一下历史数据，你会发现，除了北宋末年以及南宋末年打仗的时候，或者闹大灾的时节，一个生活在宋代广州城的市井平民，一碗“安乐茶饭”还是有得吃的。

　　一两个铜板就能买条鱼

　　据史料记载，在世道平稳的时候，宋代一个走街卖水果的小贩，一天可以挣一百文，这算是最底层平民的收入了；假如生意做得略大一点，租个铺头，收入肯定还有所增加。再说，身为宋代广州城的一个市井主妇，你可未必享得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福，除了忙家务之外，往往还得跟先生一起在外打拼，家里的孩子大了，也可以派上用场，跟爹妈一起干活，所以，一个小家庭一天收入两三百文，是很平常的事。

　　说了收入，咱再说开销。前文说了，宋代世道平稳时，一斗（约6.5公斤）大米才卖三四十文钱。一个小家庭，就算一天吃上一公斤大米，也不过花费六七文钱，只是一天收入的一个零头而已。再看史料中的其他数据，一斤猪肉，大概卖三四十文；广州靠海，水产丰富，鱼就更便宜了，常常花一两个铜板，就能买到一条鱼，当然，如果是捕捞不易的生猛海鲜，那就要贵一些，一斤要卖到三四十文甚至上百文；至于蔬菜的价格，鉴于我查阅能力的有限，找不到更多详细资料，但从一斤生姜才卖十几文钱的史实来判断，蔬菜也贵不到哪里去。这样来看，一个每天收入两三百文的市井小户，粗茶淡饭，吃饱肚子并无问题，隔三岔五割两斤肉，买几条鱼，打打牙祭，压力也不算大。

　　我们以前说过，宋代广州城里的不少人，有看“小报”（报纸的鼻祖）的习惯，倘若当时的“小报”上也开一个“精明主妇”这个栏目，大多数时候，识得几个大字的主妇们看了，也不会一惊一乍。

　　一斤荔枝才卖七八文钱

　　其实，生活在宋代的广州城，还有一样口福可享，那就是荔枝特别便宜。据史料中的数据，鸡蛋一样大的荔枝，一斤才卖八文钱，而且味道很甜美，苏东坡被贬到惠州后，穷得连羊肉都吃不起，却能夸口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还不是因为荔枝卖得便宜。

　　荔枝卖得平，橘子也不贵，大概七八文钱就能买一个，不过味道不怎么样，用宋代一个诗人的话来说，“味道酸儒似老夫”，他还挺会自嘲，但酸也有酸的好处，有些人就爱吃酸的呢。反正，隔三岔五给孩子们买点水果尝尝，对宋代广州城里的市井主妇来说，的确不难。

　　说到生活开销，还有一样不能不提，那就是家家都要交的税。据史学界的研究，宋代已经有房产税这个说法了。房产税又分屋税和地税两种，屋税是官方根据居民居住的房屋数量所征收的赋税，宋代城市居民的店宅地基，都是归官方部门——“楼店务”管理的“白地”，必须缴纳赋税。世道平稳时，房产税并不高。据史料统计，北宋熙宁年间，整整一个州府数十万居民收取的房产税，还不及一个高级官员的年薪（俸禄）高，可见不会给百姓带来太大负担。

　　此外，市井小民摆个摊，开个店，也要交税，平均下来，收入一千文，也就交三十文的税，也不算高。不过，如果到了兵荒马乱的时候，朝廷为了敛财，税赋就高得惊人了。可见，如果我们要想穿越回去，一定要挑和平的时候，这样才能好好体验广州城的市井繁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