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文王访贤”的笔筒 引出了另一位贤人的故事

这件“文王访贤”的笔筒 引出了另一位贤人的故事

　　明青花“文王访贤”笔筒

　　时任广州市副市长钟明向杨铨先生颁发奖状。

　　“洪宪御制”款菊纹瓶

　　“小松”款竹雕杯

　　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也就是广州人习称的陈家祠中，收藏着一件精美的宝贝——明青花“文王访贤”笔筒。这件笔筒，不仅因其艺术和历史价值而为人称道，在它身后，更藏着一个高尚的灵魂。它是香港著名爱国人士、文物鉴藏家、广东省第三届政协委员杨铨先生捐赠给国家的6200多件珍贵文物之一，是他毕生心血所系的见证。杨铨先生捐赠文物的故事，触动我们思考：“共享”与“占有”，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

　　四十年心血 尽数捐给国家

　　自1959年起，香港知名文物鉴藏家杨铨先生先后把家藏的全部文物无偿捐献给国家。这批文物的主要接受者之一、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原馆长李卓祺激动地评价：“闻者惊愕，见者兴奋。”

　　杨铨先生捐赠给广州市人民政府的文物，总数为5542件（套），于1959~1964年分八批运回广州。其中古陶瓷3390件、铜器231件、玉器184件、竹雕244件、木雕26件、古墨620件，以及一批珍贵图书，收藏在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中，796件书画作品，由当时的广州美术馆保存。

　　杨铨先生生于1898年，逝于1967年，祖籍鹤山，世居香港，是知名的中国文物鉴藏家。他青少年起对中国古文物产生兴趣，着意搜藏。成为洋行高级职员以后，收入丰盈，收藏日增。抗战期间香港沦陷，他费尽心力隐藏古物，使之免遭劫难。

　　据李卓祺记述，在1949年前，中国文物在香港饱受各方势力盗卖外流，目睹此种情况的杨铨先生痛心疾首，一心渴望祖国强大兴盛。早在1938年，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寓居香港时，杨铨便邀请他到家中鉴赏自己的珍藏，并向他表示，如果将来有一个可靠的政府，愿将自己历年所藏悉数捐赠，与众共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杨铨多次回内地旅行。1958年，应广州市政府邀请，在各地参观了不少博物馆和史迹名胜。回港后，他遂亲笔致函广州市人民政府，决心将家藏文物全部无偿地捐献给国家。

　　根据李卓祺的记录，在装运文物之前，杨铨先生从确保文物安全的角度考虑，雇了几名工人在家中按每件文物的尺寸制作囊盒和装运的木箱。当文物分批运出后，他又专程到博物馆，与工作人员一起开箱整理，介绍文物的特点和保管应注意事项。据说为了测试搬运途中是否安全，他亲自把比文物更易破碎的物品装入盒内，从楼上抛掷地下，证明安全可靠才放心运出。雇工及用料的费用，也由他一力承担。李卓祺赞叹说：“细微之处见真情！”

　　多名窑名家 多孤品珍品

　　杨铨捐赠的文物首推陶瓷为最大宗，其涵盖的年代长，从新石器晚期的彩陶到明清的瓷器，及民国的“洪宪瓷”；地域广，产地和出土地遍布大江南北；窑口众，品类多，我国陶瓷史上南青北白的许多名窑，包括民窑和部分官窑的制品都有实例可见。

　　这批捐赠品中珍品极多。如“洪宪瓷”历来是陶瓷界争论不休的公案。它是袁世凯称帝期间下令景德镇烧造的一批“御瓷”。由于袁世凯之八十三天便退位，这批瓷器几乎没派上什么用场，且知者甚少，鲜为藏家所珍，仅故宫博物院少数机构有少量入藏。杨铨先生捐赠的洪宪瓷多达600件，是袁世凯下台后，当日的督烧人余少卿首先偷运到上海，继而运往香港的，被杨先生悉数收购。300多件石湾艺术陶瓷也极富地方特色。有了杨铨的大批捐赠，加上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的搜求，目前这里已经是全国收藏石湾艺术陶瓷最大量的公共收藏机构。

　　铜镜是杨铨先生捐赠的又一大项。年代由战国至明代，以战国两汉的铜镜最为精彩，六朝和唐代的铜镜也不乏精品。其中一面五山纹铜镜极为珍稀。因为山字形纹饰的铜镜中，四山纹最为常见，三山纹在当时仅在著录中见到一面，六山纹唯一的出土品来自南越王墓，五山纹铜镜在当时仅湖南常德楚墓有过出土，在岭南地区尚属未见。还有一面铁方镜是唐代作品，虽然纹样、做工都很一般，但铁镜很难保存，故而特别珍贵。

　　杨铨捐赠的藏品中有不少国内外孤品、珍品。如明代最负盛名的嘉定“三朱”——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子孙三代——的竹刻精品；程君房、方于鲁、吴天章等制墨名家的佳品；战国时代朱砂浸白玉雕鱼佩，汉代玉雕龙骊等精品。900余件历代名家杰作中，包括了明代浙派大家蓝瑛的“设色山水大轴”，清扬州八怪之一金农的“梅花团面”，广东画马名家张穆的“七十龙媒卷”等。

　　高洁之士穿越时空的对话

　　说回这件明青花“文王访贤”笔筒。其主题是在我国民间流传已久的周文王亲访姜子牙，拜其为相，从而助周灭商的故事。画面上文王在随从的伴随下，神态谦恭。画面构图平和、舒展，透出一股追慕高士，敬重情操的味道。作品工艺精湛，人物形象、姿态都把握到位。

　　浙江大学硕士洪枫在其论述明代景德镇窑青花求贤主题纹饰瓷器的专文中指出：中国文学及绘画中的求贤主题历史悠久，有明一代求贤主题瓷器的内容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同时洪武一朝及其之后延续下来的荐举制度，也为求贤主题纹饰瓷器的盛行创造了条件。虽然明中叶以后，荐举制度名存实亡，但统治者依然乐于表现出自己求贤聘隐的意愿，瓷器中也反映了这一诉求。瓷器上流行的求贤主题纹饰主要有“文王访贤”“三顾茅庐”及其他如“版筑求贤”等较为小众的纹饰。而求贤主题瓷器的流行则得益于明代景德镇窑口自身的条件、交通的便利与商业的繁荣。表现求贤故事的主纹逐渐体现出写实的风格，细节日趋丰满，同时越来越注重意境的安排，而其构图则多为“隐士+寻访者”的模式，辅纹多为蕉叶纹等纹饰。

　　他进一步认为，由元末明初至明末清初，求贤主题瓷器的器形，由生活实用器转向文房赏玩器,由粗犷走向秀雅，这反映了此类瓷器的使用者的变化。由对此类瓷器构图的具体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晚明求贤主题瓷器的购买者，多为商贾家庭走出的读书人。

　　1967年，杨铨在香港去世。他去世后，被博物馆妥为保管的这批捐赠品在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举办了展览，观众人山人海。有人评价：杨铨先生在九泉有知，当可瞑目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