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谈石黑一雄：越是国际的就越是民族的

译者谈石黑一雄：越是国际的就越是民族的

　　责编宋玲、宋佥和译者张坤、冯涛（自左至右）在方所

石黑一雄　

　　石黑一雄，日裔英国小说家，1954年生于日本长崎，5岁移民英国，与奈保尔、拉什迪并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2017年“以其巨大的情感力量，发掘了隐藏在我们与世界的虚幻联系之下的深渊”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今年8月4日，《莫失莫忘》译者张坤、《长日将尽》译者冯涛、责编宋佥、宋玲在广州方所和读者分享了石黑一雄的两部代表作《长日将尽》和《莫失莫忘》。

　　石黑一雄其实非常克制

　　《长日将尽》于1989年获布克奖，是石黑一雄最重要的代表作。小说中斯蒂文斯为“管家”这一职业奉献了将近一生的时光，最后却发现自己为了所谓的理想抱负，虚掷了自己的一生，还放弃了爱情和亲情。

　　石黑一雄曾经这样解读《长日将尽》：“在这本书里，我有一个暗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管家’。很显然，我们中大部分人不会成为国家总统，也不会经营大企业，只是在做一些普通的工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微弱贡献能起到什么作用，不知道我们为什么努力付出，因此我们盲目服从于上级或是一项事业，以此试图找到一丝尊严。”

　　冯涛认为，石黑一雄其实是一个“很丧”的作家，他的人生观是比较悲观的：人终有一死，从某种意义上人一辈子就是一场悲剧。这种“丧”从小说的标题就能看出来。《长日将尽》的挽歌情调，仿佛在说“一天快要结束了，人生也要进入晚境了”；《我辈孤雏》揭示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孤儿；在《无可慰藉》里每个人都是无可慰藉之人。

　　《莫失莫忘》的译者张坤认为，石黑一雄“是个不太流露感情、一个非常克制的作家”。从这个角度来说，似乎石黑一雄所有的作品都带有一种隐隐的东方美学。

　　真正国际化的作家

　　石黑一雄与奈保尔、拉什迪并称为“移民三雄”，也即移民作家。但翻译团队认为，石黑一雄跟其他两位移民作家不同，如果要从他的作品中去寻找日本文化与英国文化的冲突，那可能会失望，“因为他是一个真正国际化的作家，他希望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语言的读者都能欣赏理解他的作品。”

　　冯涛认为，在石黑一雄的写作中，他尽量避免用一些双关语，因为双关语通常有着特定的文化语境和时效，这种地域性和时间性特点，翻译后很难再现。因此石黑一雄的作品往往能超越文化指涉，让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都能理解。比如石黑一雄写《长日将尽》，他并不是写一个只有英国人才看得懂的作品，而是要塑造一个典型化的管家，让不太了解英国管家文化的人也能理解。

　　在冯涛看来，虽然我们常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是这种说法在国际范围内并不通行，甚至完全相反，走向国际的通途不是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色，而是超越时空限制展现普遍的人性。

　　比村上春树更日本

　　村上春树和石黑一雄可谓日本文坛的“双子星”，两人在国际上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因此两人也常常被放在一起比较。有一种说法是：村上春树是用日语写作，但是写得更像一个西方作家；石黑一雄用英文写作，但写得更像一个日本作家。

　　对于石黑一雄是否像日本作家，国际批评界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完全否认他的日裔的身份，反对将东方、日本文化因子强加给他；另外一种倾向就是比较强调他日裔的出身，认为在他的身上有着浓厚的日本文化的底色。

　　关于石黑一雄跟村上春树相比更像一个日本作家的问题，冯涛认为，虽然他5岁就离开了日本，但是他的作品渗透着东方美学的意味，冯涛将之概括为“静水流深”，表面上非常温婉、波澜不惊，水面之下却是暗潮涌动甚至是波涛澎湃，正是这种巨大的反差形成了诺奖颁奖词中所提到的“巨大的情感力量”。而在宋佥看来，虽然石黑一雄是一个英国作家，但是“他所有的作品最终的结局都无可改变，就像命运一样，他既不抗争也不去试图改变，所有人都默认并试图接受这个结局。每次说到这个我不能不感觉到其中东方美学的意味”。

　　电影无法呈现“回忆”

　　《长日将尽》和《莫失莫忘》先后都被翻拍为影视作品，其中《长日将尽》于1993年翻拍成同名电影（又译《告别有情天》或《去日留痕》）；《莫失莫忘》于2010年改编为电影《别让我走》，2016年又被翻拍成10集日剧，由绫濑遥、三浦春马等主演。

　　针对小说被翻拍成电影的情况，石黑一雄曾在采访中表示，电影很难把“回忆”的质地拍出来，而“回忆”正是石黑一雄作品中的三大主题之一。

　　“作为译者，我一直不太喜欢这种改编。”张坤认为，电影的叙事特征与石黑一雄的小说叙事特点相背离，前者强调激烈的戏剧冲突，后者则是于无声处听惊雷。捐献器官的场景在小说中被推向幕后作为故事的背景，而影片则把整个捐献的过程都呈现出来，捐献者赤裸着身体躺在手术台上，被麻醉后剖开身体取出器官，这个视觉冲击是太过血腥的。

　　作为视觉艺术的电影，其逼真的画面将文字隐含的想象空间消解殆尽。原本石黑一雄作品中的叙述大多是一种“不可靠”的叙述，一旦转化为电影画面，这种“不可靠”就仿佛变成了完全坐实的回忆。正如冯涛所说：“阅读文本过程中最大的乐趣就在于你要发现他讲述的和实际情况之间的巨大反差，这个巨大反差才是对你冲击最大的地方，而你在电影里面就不存在这种不可靠了。”

　　访谈

　　抢在诺贝尔文学奖之前

　　羊城晚报：你们策划这一套书的契机是什么？

　　冯涛：我在2001年入职译文出版社，那个时候石黑一雄在外国文学圈里已经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了。布克奖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可能是除了诺贝尔奖之外关注度最高的一个奖。我也很喜欢他，当时作为一个年轻编辑，也很想做他的作品，买他作品的版权。按照我国版权法的规定，一个作家去世50年以后，他的作品才进入“公版”，任何出版社都可以去出版了。所以石黑一雄是需要购买版权的。

　　很多读者可能以为我们是在石黑一雄得了诺奖之后，我们才拿到8部作品的版权，其实并没有这么容易。我们大概在2009年就在策划石黑一雄作品的出版。比较有戏剧性的一点是，在去年9月下旬，《我辈孤雏》也就是《上海孤儿》在译林出版社的版权刚刚到期，刚刚转到我们手里，不到一个星期就宣布他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事实上在宣布他获得诺奖之前，我们已经收齐了他全部八部作品的版权。我们这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羊城晚报：此次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的石黑一雄系列，《上海孤儿》更名为《我辈孤雏》，《长日留痕》更名为《长日将尽》，《别让我走》更名为《莫失莫忘》，这是怎么考虑的？

　　冯涛：《上海孤儿》改成《我辈孤雏》，前者完全是意译的办法，不是直译的办法，英文书名为When We Were Orphans，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当初我们全部都是孤儿，或者说在精神层面上我们都是孤儿，所以我们觉得《上海孤儿》这种译法与整个作品的真正的内核是有比较大的偏差的。《我辈孤雏》是更加贴合作品的内核，也更加贴合原书名的译名。

　　《长日留痕》和《长日将尽》倒不像Never Let Me Go是错译，“留痕”会更加积极一些，“长日”虽然过去了，但是毕竟留下了一些东西，但是这种附加的意义是译者附加给它的，作品里面是没有这个正面的意义的，作品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大悲剧，人的一生都白费了，都虚掷了。

　　又如《Never Let Me Go》这本书最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当时的书名是《千万别丢下我》，这个书名的翻译逐字逐句来看都是对的。后来译林出版社出了一个重版，采取了台湾的译名，译为《别让我走》。而从情感的牵连和石黑一雄作品的美学风格来说，《莫失莫忘》这种译法也更为贴切。莫失莫忘有东方美学的含义在里面，有一种很低徊的感觉。作品中三个主人公之间相互依存，谁也不要抛下谁，从精神上来说他们都在一起，所以至少我个人觉得，无论是从语义，还是从作品的内核，还是从他的美学的意味，这都是一个更合适的译名，而不是故意中国化、中国风。其实我们也希望读者能够联想到下面一句：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不离不弃芳龄永继。其实Never Let Me Go译成中文就是莫失莫忘不离不弃的意思。

　　羊城晚报：为什么说石黑一雄是一个超越文化指涉的国际化作家？这种超越性是如何体现的？

　　冯涛：从石黑一雄的作品可以看出，他本质上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的超越文化、超越种族的文学内涵，或者纯正的文学精神，就在于为无可慰藉者提供慰藉。悲观主义者认为，我们每一个人，上至总统，下至扫大街的，从生下来第一天就开始倒计时，都是要死的，你的一生肯定就是一个悲剧，因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也是存在主义哲学里所说的，人这一辈子本身就是悲观的存在，既然这样了，人怎么办呢？就像加缪说的，人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自杀问题，他在《西西弗的神话》里说，人居然没有自杀，这是个最大的问题。因为你生下来就是必死的结局，你怎么还有勇气活下去呢？

　　我们为什么说他超越文化、超越种族？因为他在最大程度上贴近了人的生存的本质，人是必死的，人是不可慰藉的，文学艺术就是为必死的、无可慰藉的人提供精神慰藉、提供活下去的勇气。如他自己说，为人类提供一种缓慢前进的勇气。这是他创作的本质，也是他超越简单的后殖民、跨冲突的最重要的存在。

　　羊城晚报：译后记中认为石黑一雄的作品是为“无可慰藉之人提供慰藉的”，这种可以安抚人心的力量是指什么？

　　冯涛：首先这些人都是无可慰藉的，都是一个大悲剧，他的作品我还有一个比较直观的表述是它是既残酷又温柔，他把人生血淋淋的真相揭露给你看，但是他整体的感觉是一种温柔的抚慰。

　　我们传统上有个最经典的悖论，为什么大悲剧会给你一种精神的慰藉？就是最经典的亚里士多德所提到的，为什么喜剧反而没有这样的效果？它是一种我们叫卡卡西斯作用，卡卡西斯有各种不同的译法，有译成宣泄的，有译成净化的，现在有一种标准的译法，直接就是卡卡西斯，是一种真正纯粹的文学作品能够给人的一种精神上的抚慰。从这个角度上我认为石黑一雄的精神是一种最纯正意义上的文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