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文学不像法院审案子 会有落锤审定的时间要求

苏童：文学不像法院审案子 会有落锤审定的时间要求

年度短篇小说得主 苏童 刘斯奋（左）为苏童颁发证书 金羊网记者 林桂炎/摄

□金羊网记者 邓琼

壹

要很好地认识世界，就需要经常地回望生活

羊城晚报：相信很多人都只称呼您笔名苏童，而不知道会另有本名。能谈谈您寻找这个更能代表自己的“文学符号”的故事吗？

苏童：我本来姓童，但因为本名极其俗气而老旧，从小就想给自己换个名字，并且为自己起了很多新名字，但我父亲不允许我更名，一直就没有改。大学时期开始写作，有了合情合理的改名机会，于是取了“苏童”这个笔名，苏州的童姓人氏的意思。这么多年来，我父亲终于被我的痛苦和努力所打动，现在他也经常会叫我苏童。

羊城晚报：从小时候的生活经历来看，您本来也应该是“街头少年”中的一员，但因为健康原因，很长时间是在室内、甚至是病榻上度过自己的童年……幽闭之下启迪出来的想象力和敏感多思，是否也一直在影响您的创作气质？

苏童：有影响。孤独是想象力的温床，疾病让人更好地感知生命。另外一方面，我认为写作是童年生活的某种延续方式，要很好地认识世界，就需要经常地回望生活。

我九岁的时候生过一场大病，很偶然可能是过早地接触了生与死的严峻问题。这像一种很奇怪的力量，它把我从街头男孩子们很热闹很顽劣的生活当中抛离出去，抛离到一个很孤单的相对封闭的场所中。因为我的病不允许我玩，只能躺着静养，不能累着，终日躺在竹榻上，与《艳阳天》这本小说做伴……

这可能培养了我所谓的一种想象生活的习惯，或者说是从那个时期开始，因为小孩子没有事情做，我已经隐隐约约地开始虚构生活了。

贰

浮云背后万花筒般摇曳多变的社会，不可轻侮

羊城晚报：谈到这部获奖小说《玛多娜的生意》，它像您很多其他短篇作品一样，有一个来源于生活的细节或人物原型吗？

苏童：粗陋一点说，这篇小说写的就是前几年流行的一句话：什么都是浮云。但浮云背后有纯真时代，有迷惘人生，有世道人心，有万花筒般摇曳多变的社会，那是不可轻侮的。这篇小说要说有原型，那也是一群年轻时代朋友的群像。我们那个年龄的朋友圈，太多“庞德”，太多“简玛丽”了。我说不清写的是谁，只是写“他们”。

羊城晚报：这部作品与您以往的小说有什么不同？评论家王干认为，这是您对“不靠谱青年”的一次史诗性书写，是杨泊们步入中年之后的故事。事实上，您有意识地构建过“不靠谱青年”这一谱系吗？

苏童：真没检视过自己作品中有无这个谱系。但塑造各种各样的人物，让人辨认，让人操心，本身就是人物塑造的魅力所在，自然是有意义的。

羊城晚报：小说中有三位女性都走到了要跳楼的边缘，可在您笔下她们最终都退而求生。这种情节的克制是如何考虑的？

苏童：小说中的三位女性在人生某阶段遭遇了“模仿”和“循环”，这是小说的结构重点，也是我的用意所在。她们都不该跳下去，所以我只让她们走到楼顶，想跳而不敢跳，想跳而不能跳，那是我要的小说。

羊城晚报：您从不掩饰自己对于短篇小说的钟爱，甚至说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在短篇小说。为何您会舍弃那些赢得了巨大声名的中长篇作品而这样选呢？

苏童：不能自己说自己的短篇好吧？我只能说相比于中长篇，我对短篇更满意。原因很简单，我的标准就是回头再看是不是有遗憾之处，是不是改一下会更好？这样说来，与绝大多数中长篇不同，我的有些短篇小说隔了很多年再看，自己发现还是没有办法改得更好了，那就是我所说的“满意”了，或者你说的“好”了。

叁

短篇小说就像室内乐，听众多少，不影响它的尊严与品质

羊城晚报：谈到这里想到一个词，“误解”。您是一位被读者“误解”得颇为严重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和媒体可能对您作品的看法跟您自己经常都不一样，例如给您贴上“善写女性”的标签，或总结您笔下的男性角色有“反英雄”倾向等……

您如何看待各种误解或误读？您认为自己最有价值、最重要的作品是哪一部或哪一类？

苏童：大概很多作家都有这种被误解的感受，但阅读者所拥有的特权中包含了“误解”这一项，通过阅读文字产生的误解是合法的，甚至可能合情合理，所以必须理性看待。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了《妻妾成群》、《红粉》这些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因为电影改编诸如此类的原因，传播较广，某种意义上成为我的创作标签，有些读者认为我善写女性，这我当然愿意接受，有些读者认为我只会写女性，那我自然委屈。但我没必要大声申辩我的男性形象、老人形象、孩子形象也不错，你要容忍读者按照自己的兴趣挑选你作品，而不是听你的。

说到我自己满意的作品，长篇《河岸》、《黄雀记》，短篇多一些，包括这篇《玛多娜生意》。

羊城晚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文坛，那个时代的作家一般都是从写作中短篇开始职业生涯。不像现在，很多在网络上走红的作家一开始就写长篇。这是您重视短篇小说的开始吗？

苏童：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作家分两类，一类是不爱写短篇的作家，一类是爱短篇的作家，我恰好是后者。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所以我经常说那是一种生理性的喜欢。

羊城晚报：您如何从生活中发现和积累短篇小说的素材？

苏童：我写短篇小说是为了享受，和写中长篇作品相比较，短篇给予我精神上的享受最多。一般来说，我有各式各样的写作笔记，这倒不像契诃夫那样有一个系列的笔记，但我会把各种想法、观感记在各种各样的纸上。

有时候我脑子里浮现出来的短篇素材是浪费的，它会出现在我的中篇或长篇小说中，更多情形下我将这个短篇写了出来。我多年来养成这样一个习惯，比如在生活中遇到一个场景，或坐火车时听到一次有趣的对话，它们会赋予我写一个短篇小说的动机。

举个例子，有一次我们坐车到苏北一个农场去，途中突然遇到一个泼皮，向我们要钱。司机非常有经验，老辣，他让我们上车，“哗”地就开过去了。这个场景本来构不成小说。后来车经过一个草垛，草垛上写着四个字，“吹手向西”。开始我没反应过来，不明所指，吹手是指办红白喜事的吹鼓手，但那里四面全是荒野，根本没有房子……这是后来我写短篇小说《吹手向西》最初的动因。就是这两个生活场景，我将它们连缀起来，成了小说里最重要的细节。

羊城晚报：写作短篇小说时，您对语言会有什么样的追求？与写长篇时有区别吗？

苏童：不一样。因为篇幅与故事的容量，短篇小说的一切都需要适可而止。语言当然也不宜铺张不宜炫技，要省着点用。要举重若轻。要懂得舍弃。

羊城晚报：在您2017年出版的自选集里，五篇短篇小说中像《天使的粮食》这样具有某种超验、寓言色彩的只占其一，其他四篇都很贴近现实生活或逝去不久的往昔……不知道这是一种偶然，还是您处理短篇体裁时确实会更倾向于写实？

苏童：我的各个创作时期，艺术偏向不同。《天使的粮食》是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那时候离地稍高，常有“实验”“探索”之心。什么年龄写什么小说，这是创作的自然规律，现在的短篇小说确实更加贴近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写小说写的就是心情。

羊城晚报：去年的花地文学榜年度短篇小说得主韩少功曾打过一个比方，说“短篇小说像小微企业，艰苦创业希望社会关注”，不知您会如何定义这种文学体裁？一面是文坛与作家“共谋”的“长篇崇拜”，一边又是整个社会的“轻阅读”、“快餐文学”倾向，那短篇小说该如何自处呢？

苏童：短篇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无需我来定义，事实上它很像古典音乐体系里的室内乐，演出规模小，但有音乐存在就会有其舞台，听众多少，不影响它的尊严与品质。你问我短篇小说如何自处，我想到的第一个词是自尊。第二个词是自立。

肆

今天谈先锋的东西，仍然对它充满了敬意

羊城晚报：您是以一位先锋作家的身份成名的，但现在的写作，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都似乎离开先锋而回到了现实，这里面存在什么样的轨迹？

苏童：我经常说这样的话——我的写作理想不是要做一个先锋作家，而是要做一个好作家。先锋是我曾经的写作姿态，我从不否定“先锋”的意义，只是我认为它是需要成长的，成长的方向不一定就是反先锋或者回归传统，而是可以东奔西突，寻找最大的写作边界，为自己绘制最辽阔最丰饶的写作版图。

羊城晚报：20世纪80年代，余华、格非和您被称为是先锋文学的三驾马车，还有马原。但现在看你们的新作，怎么好像都不“先锋”了呢？

苏童：人在青年时代的写作多多少少会倾向于先锋意义上的写作，因为它特有的颠覆性和破坏性。关于颠覆和破坏能够持续多久，在一个作家的创作生活当中它有多么重要，这确实是每个人都会做出不同判断。这主要与你所想象的那部伟大的小说是要靠颠覆去完成还是要靠修补、改变去完成有关，这是很重要的；这跟市场没有关系。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过去之后，我们这几个人选择的仍然不是那么轻松、那么娱乐化的写作。

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发生的所谓往后退、回归传统的情况，都不是为了迎合别人而舍弃某种文学立场，多半都是作家自身内心发生的某一场革命。这个革命有可能延续一年、两年，还有可能这场革命花了很长时间产生了某种后果。

我今天谈先锋的东西，仍然对它充满了敬意，这是我自己青年时代所崇敬的某种文化姿态；但是当我发现我的文化姿态不能完成我心目当中那部理想的、伟大的小说的时候，可能要用很笨重的19世纪的方式来完成的时候，我怎么可能再保持一个非常纯粹的先锋姿态呢？

羊城晚报：当年您到广州演讲，提到的一个细节曾让我很有感触：对面楼住的一位中年人，在散步时你们常遇到，忽有一天他成了炒股失败、杀害独生女儿而逃亡、自杀的人物……回忆起曾有过的眼神交换，感到他是知道你的作家身份、并曾想过交流的，这唤起你一种“奇妙的内疚”，不能把疏离、冷淡误作为冷静。对于“文学与现实”的思考，您经历过一个什么样的认识过程吗？

苏童：是的，这个邻居我没有与他交谈过一句话，是我一直以来的遗憾。他的人生太黑暗也太惨烈了。更大的遗憾是我过去认为邻居只是邻居，现在知道有的邻居就是“现实”，可惜这样的现实，被自己错过了。

羊城晚报：感觉上您的作品与新闻事件、网络热词一类是基本绝缘的，就算是当代人事，到您写来也至少隔离了十年二十年以上。您说自己是一个喜欢沉浸在过去的枝枝蔓蔓当中的人，这或已成为一种文学特色和优长。您如何处理自己的创作与身边现实的关系呢？

苏童：我不一定总是写“过去时”，但小说是记忆发酵的产物。记忆就是你说的枝枝蔓蔓，它在枯萎腐烂的同时，有一部分注定发酵为小说，那是需要时间需要思考的。

关于小说与批评家所说的现实，应该勾连到多么紧密的程度，其实也没有一个人可以给出答案。事实上，文学史上所有伟大的、书写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都不是在当下诞生的。你可以去查看所有这些文本，它们都是在其所描写的时代十年、二十年以后，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后才创作出来的。要沉淀这么长时间才能产生一部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伟大作品，所以不要那么迷恋当下。

文学史就是一个“风物长宜放眼量”的东西，它不是急功近利的，不像法院审案子会有落锤审定的时间要求。文学需要实践、反思和沉淀。作家对社会需要怎样的责任感和参与程度，在每个作家那里答案是不一样的。很多严肃作家的答案只有一种，就是只要我完成了心目中伟大的文学理想，我就认为自己用最好的方式参与到了现实中。

羊城晚报：您的写作会不会有意识地要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去寻求突破？目前正在进行的写作计划或文学计划有哪些呢？

苏童：我不知道我的舒适区在哪里，也不想有什么舒适区。因为在一个故事区域叙事谱系中流连久了，自己会厌烦，自己首先不舒适了。而且我认为，你作者太舒适了，读者肯定会不舒适。谁喜欢老生常谈呢？

我目前还在写一个长篇，写了很久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写完。恐怕写得这么苦，就是不在“舒适区”写作导致的。

《作家》2017年第1期

致敬词

观音山杯·2018花地文学榜

年度短篇小说

苏童《玛多娜生意》

苏童对于短篇小说的偏爱与擅长，众人皆知，他很享受“不让人预测成真”的情节创意，这为其短篇创作频频点睛。但此际已过中年，其写作趋于节制，更着重以“不写之写”呈现芸芸众生的痛楚，正所谓“用最世故的目光去寻找最纯洁的世界”。

《玛多娜生意》并没有香椿树街、阴郁南方、颓败家族等“苏式标签”，但广告公司、深圳、玛多娜这些世相符号所构成的荒诞现实，又延续着他对成长话题、街巷青年一代的关注。广告人庞德可看作是苏童“不靠谱青年”序列的一位新成员，映射着这个社会与时代的光怪陆离。其中的某些瞬间仍可见苏童式的魔幻细节灵光一闪，但他已不再那么决绝地处置生死。

作家偏重想象的天赋被现实的逻辑所牵引，早年所追求的有色彩、有温度的语言已归于静水流深之境，其短篇之舟则将读者徐徐送至新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