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弱水： 新诗100年了 必须孕育出李杜这样的大师来

江弱水： 新诗100年了 必须孕育出李杜这样的大师来

　　林岗（左）为江弱水颁发证书 金羊网记者 周巍/摄

□金羊网记者 李妹妍

小32开、208页，江弱水在《诗的八堂课》里想好好谈谈诗，谈谈诗人究竟写什么、怎么写，读诗又应该如何去读。书以他所擅长的“课”为名，但行文方式并非教科书式的循规蹈矩，读起来活泼而不拘泥：古今中外诗人诗句信手拈来，重构以汉语古典诗学为核心的八课：博弈、滋味、声文、肌理、玄思、情色、乡愁、死亡，“使我比较愉悦的地方就是可以打通、串着讲，就不拘泥于西方、现代诗、古体诗，诗在我眼里是一个整体。”

《诗的八堂课》被学界称为“上乘的谈艺之作”，江弱水却自称是“一本关于诗的八卦”。对于近年来“诗词热”带来的背诵成风，他有忧虑，“诗应该是一种浸润，而不是填鸭。”

壹

打通边界领会诗的魅力

羊城晚报：《诗的八堂课》原来是您给研究生开的诗学课的讲稿，经过整理成了书，但讲诗的方式不是传统教科书式的架构完善周密的理论体系，而是更近于“谈艺录”的体例，为什么采用这样的方式？

江弱水：这个课是现代诗，我以前讲现代诗会局限在从新诗过去100年讲起，五四以后、30年代、抗战时期直到新时期，这种讲法实际上是有局限的。新诗和旧诗本身有共通性、也有差异性，再加上中国的新诗是在与旧诗决裂、后来又回头继承传统的复杂关系中出现的，有些时候你也没办法分成新诗和旧诗，它都是人类在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所以我后来就想，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打通的方式，不分古典和现代，也不分中国和西方来综合地谈，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

为什么变成八堂课？因为浙江大学分成春夏秋冬四个学期，我一门课就是八周。课堂讲稿更口语化，但是要出版的话，不能旁逸斜出，所以我也对讲稿进行了相当程度的修订，减除掉一些枝叶，成书后变得更严谨了，当然有些地方也就失去了口语的鲜活。

羊城晚报：用来自古典诗学体系的关键词，来理解中西古今现代诗，在中国近代以来文学研究中似乎并不多见？

江弱水：这些两个字的标题其实都是一个主题，有整体的铺排。博弈，是诗的发生论；滋味、声文、肌理，是诗的鉴赏论；玄思、情色、乡愁、死亡，是诗的主题。这种情况在西方文学研究中也不能说没有，它也有分文学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中国古代也有这样的研究，如《文心雕龙》前后各分25篇，前25篇是文体论，后25篇就是文学的内部研究，比如说神思、风骨、隐秀等，我用“博弈第一、滋味第二”是故意而为之，有向《论语》《文心雕龙》致敬的意思在里面，也希望激活过去的这种形式，做一个实验，用第一、第二、第三替换现在常用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

羊城晚报：有评论认为，《诗的八堂课》介于专著、批评与讲义三种角色之间，您自己如何定位？

江弱水：差不多吧，有点四不像，四不像挺好的。我平时做比较诗学研究、古典诗学研究，也做现代诗歌研究，使我比较愉悦的地方就是可以打通、串着讲，就不拘泥于西方、现代诗、古体诗，诗在我眼里是一个整体。我现在有些时候也希望模糊边界，不要把论文写得特别像论文，或者把散文写得特别像散文，不要有太多的条条框框，边界打通之后你反而更能领会诗本质的魅力。

贰

“新诗三百首”不会比旧“诗三百”差太多

羊城晚报：八堂课中都各有一节“以诗为证”，您在现代诗里似乎特别偏爱卞之琳和张枣，是怎么选诗的？

江弱水：因为这门课是现代诗，此书初衷就是想让读者领略现代诗的魅力，认识到诗的“室家之好”“宗庙之美”。现代诗里为什么选得最多的是卞之琳和张枣，很简单，新诗过去100年里，前50年卞之琳写得最好，后50年张枣写得最好，这个也渐渐成为当代诗人们的公认。他们对语言的敏感和使用是超一流的，我重点讲他们，也是有意向大家展示，新诗的成就高到什么程度。

羊城晚报：第三讲“声文”时，您对诗中声音的敏锐与细致令人惊讶，但我们也知道，汉语新诗这一百年内，最被诗歌保守主义者诟病的，就是缺乏自洽的音韵系统和形式自觉。探寻新诗的音响特征，并不是一件容易讨好的事情，您是怎么考虑的？

江弱水：新诗这一百年，将错就错变成了自由诗的天下，只有少量格律诗存在。格律诗是固定的音乐图式，有整体的形式、有变换的押韵方式，而自由诗不固定。但不固定有没有音乐呢？有音乐。有些在乎音乐的人对音乐性有自觉的认识和创造。他在创作中会遵循这样的原则，只不过重复与变化不以固定的形式出现，它来得更灵活，因此对诗人的挑战就更大，对读者的挑战也更大。有些时候诗人领悟不了，有些时候诗人懂了、写了，读者听不出来。比如说我写张枣的《父亲》，如果不留心，它看起来就是我们平常的口语。一般的读者对新诗的褒贬形成了固定的成见，我其实就是想破除这个成见，整体的水准不是没有韵律，不是没有声音的美，它需要我们更微妙地去感觉。

羊城晚报：但相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集体的“诗歌崇拜”，当代诗歌是否处于越来越边缘的状态？

江弱水：边缘的问题怎么说呢，诗在古代也不处于中心，它永远是小众的。人类日常生活最重要的永远都是柴米油盐、礼义廉耻、名利酒色才气，哪一个人一天到晚写诗？就算在80年代，社会主旋律是下海、发财致富、万元户，什么时候轮到诗了？所以我也不觉得现在诗歌就不景气了，你看现在多少人写诗，多少诗社，每年办多少诗歌节。

羊城晚报：那能不能这样理解，从某种角度来说，新诗其实并不逊色于旧诗？

江弱水：我认为新诗一百年，要编一个新诗三百首，整体的水准不会比旧诗三百首差太多。我们比起旧诗里的二流诗人、三流诗人并不逊色，关键是找不到李杜这样的大人物。初唐发展了将近100年以后才迎来了盛唐，才有了李白、王维、杜甫。现在新诗也出现100年了，我觉得已经给新诗提出新的历史使命，必须孕育出李杜这样的大师出来，卞之琳跟张枣精巧有余，而广度和高度还嫌不足。

江弱水在年度盛典现场作分享演讲 金羊网记者 周巍/摄

叁

担忧“诗词热”变成背诵比赛

羊城晚报：在这样一个信息冗杂到过剩、碎片化阅读的时代，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读诗？

江弱水：诗是一切艺术的核心，巴赫、莫扎特音乐的精髓是诗，齐白石、梵高绘画的精髓也是诗，不能达到诗的境界的艺术，肯定不是好的艺术。碎片化阅读时代同样要读诗，这个时代也恰恰有利于诗的传播。有些时候连广告、商品名都像诗。当然不是所有的文艺腔、矫揉造作的都叫诗。

羊城晚报：近几年，伴随一系列诗词类电视节目的热播，“诗词热” 成为一种文化风尚。作为一名长期研究诗词的学者，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江弱水：诗词大会热表明我们终于在物质之外关心起精神，重新把注意力转移到诗上，这是好事情。但我也有担忧，“过热”后我们的方向就有可能搞错了，变成了一个背诵比赛。

我认为，诗歌教育应该适可而止，不要把背诗变成负担。很多小孩子长大了不喜欢读诗，可能就是因为小时候父母教他们背得太多了。我反而希望，什么东西都不要“热”，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羊城晚报：那么，对于诗歌教育而言，应该如何教一个人体味诗歌之美，启发对诗歌的情感共鸣呢？

江弱水：诗是一种浸润，而不是填充、填鸭，最好是春风化雨，对人起潜移默化的效果。硬性的基本规定是需要的，比如说中小学生加大诗的阅读。我们课文里面选的古典诗都不差，现在问题在于，选的现代诗太差了，不足以代表过去100年的水平。我建议在诗歌的选择上，要更注重高度的艺术性，让学生能体会现代诗音韵、肌理的美，而不能完全以思想性为原则。

肆

现在写诗比过去写诗难很多

羊城晚报：您八十年代埋头写诗，后来却走上了评诗、研究诗的路，在您看来，写诗和评诗，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江弱水：研究诗带来一个问题，当理性太强的时候，就会压制感性，我们说写诗还是需要一定的感性。但是我认为，每一个写诗的人都是一个批评家，因为所有的写作都是即时发生的批评，用这个词不用那个词，用这个长句不用那个短句，都是经过了批评的机制、挑选。“新诗改罢自长吟”，改的过程就是一个批评的过程，否定旧的，挑选新的，写诗的人已经在他的诗篇里面实现了他批评的能力。

羊城晚报：所以写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江弱水：现在写诗因为太容易了，所以就太难了。过去写诗就像玩跳马、双杠，有固定的平仄就像场地上有器械，你在上面进行发挥。现在写诗就像自由体操，而且比自由体操更恶劣的是，连方毯子都没给你，还要你跳出难度高、优美、一气呵成，这样的要求显然是比过去写诗要高很多，太难了。

羊城晚报：说起文学批评，很多人一听到“批评”两个字就觉得是负面的，您怎么看？

江弱水：“批”这个字的本意就是分离、分析，“评”就是定位和定价，“批评”这两个字，就是把一首诗拆开，看看里面有什么秘密，分析它的好处坏处，然后对它的价值给予估计。我们日常所说的“批评”，更多的是过去批评与自我批评当中重在指责的含义。所以应当区分开来，并不是说文学批评一定就是说人坏话。大众也经常会读一些文学批评，比如说《红楼梦》、说《三国》也是批评，他讲哪里好哪里坏，你看不出来的地方，他给你指出来。但关键还是要追求真理，不能胡扯，不能荒腔走板，不然的话就变成了戏说，不是文学批评。

　　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

致敬词

观音山杯·2018花地文学榜

年度文学评论

江弱水《诗的八堂课》

《诗的八堂课》以系列讲座的形式，带给读者知性与感性的双重满足，是一册不可多得的诗学入门。

“世上都是无常，都是灭，而诗是不灭，能与天地造化争一日之短长。”《诗的八堂课》最吸引人的，是作者如何“抽丝织锦”地展开问题的方式。王国维、朱光潜、梁宗岱、钱钟书等近现代大家，都曾利用中国古典诗学的概念或框架，来接引西方诗学，这种学术思路，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以来文学研究极重要却近于失落的一脉。而江弱水正是努力延续这一学术统绪，凭借来自中国古典诗学体系中的关键词，跨越了古今，也跨越了中西，对诗歌作出了别样的观照。顺着他的指引，读者可以进入更宽阔的诗思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