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与仇： 明清时期的日本观

友与仇： 明清时期的日本观

□童杰 戴亮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历史上存续着一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其中中日国民之间的相互认识问题是值得格外关注和重视的。时培磊博士的新著《临海东观——明清史学中的日本研究与认识》（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历史典籍来了解明清时期中国人的日本认知的视角。

明清两代的日本整体形象观

明初，日本被视为“海东守礼义之国”，并且形成了“海东之国，未有贤于日本者也”的观念，一些士人甚至认为“海东之国，日本为大”。嘉靖中后期倭乱爆发后，日本国际地位和整体形象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在当时普通民众的日本观中，日本的地位只是东夷诸国中的一个，从整体形象来讲，日本也只是一个叛服无常、巧于用诡的国家。明朝官方对日本地位和整体形象的观点是冥顽不化、不可轻信的东夷之国。万历时期发生的抗倭援朝战争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中国人对日本整体形象观感变得更差，敌方之国的特征更加明显。明朝末年，由于曾向日本乞兵求援，所以在南明士人圈子里，日本成为经过“文”化的礼仪之邦和能够帮助明朝复国的仁义之国。清朝前期，只是将日本看成东夷之一，而非和朝鲜、琉球一样的藩属国。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清朝的日本地位和整体形象观向富强发达国家转变。甲午之战后，在清末新政者眼中，日本已经经由变法而成为海东之盛国，由此所塑造的日本整体形象观就是尽革旧俗、勇于开拓创新的日本。

明代的日本人形象观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类是对于日本来华的使臣和僧侣的认识，形成了以他们为中心的比较善良、有修养的较为正面的观点；另一类就是以倭寇为主导的日本人形象观，这是充满着狡黠、残忍的较为丑化的反面的观点。倭寇问题对于明代的日本人形象观影响甚大，很多书籍和图像资料中直接把日本人描绘成了“盗寇”、“狡黠”、“残忍”、“凶狠”、“好战”等等极其邪恶的形象。清末国门洞开以后，逐步走上扩展和深化认识日本之路。

西化影响下的政治文化风俗

明代日本政治观的内容往往有很多主观因素蕴含其中，但从总的趋势来看，日本政治观的内容还是逐渐朝着接近日本实际的方向发展。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史籍中对于日本政治内容的记载越来越详细，并且符合日本的实际情况，既有如郑舜功这样的亲自赴日考察者，也有如郑若曾那样通过访谈密切接触日本的人士以获得资料的认真研究者。虽然因为倭寇问题而出现了大量研究日本的史籍，但是并未因为对倭寇的憎恶而进行故意丑化的日本政治观。清初的日本政治观认识比较模糊，等到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清朝的驻日使馆人员和游历者纷纷关注起日本政治。在对明治维新的看法上，不管是东渡游历时的初次接触，还是受命考察时的深入研究，都存在着肯定新政与否定变革这两种日本政治观。甲午战败使得清朝认识到研究日本政治的重要性，日本政治观也开始发生转变，逐渐通过日本认识到西方政治制度的先进性。清朝晚期，越来越多的士大夫对明治维新的日本政治观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明初的日本文化风俗观主要体现在朝廷官方的整体认识和民间对日本器物的认识两方面。从整体上看，明初的日本文化风俗观中已经将日本看作较为先进的国家，只是在具体细节上仍显模糊而已。明代中后期，严重的倭患刺激了对日本文化和社会风俗观察与记载的热情，但是故意扭曲的主观性因素较少，保持了基本客观的描述和认识。清初的日本文化风俗观主要是围绕对长崎的认识而展开，其中包括不尚文墨、禁绝天主教、宴妓盛行和清淡的饮食习俗等内容。在清末游记中，其日本文化风俗观又增加了西化影响下的风俗变化、雅好洁净风俗的秉持和论学与重教的文化风气等方面的内容。

总之，从史籍的记载来看，明清时期中国人的日本观，从内容到认识都极为丰富，其中的友好与仇恨、喜欢与憎恶、赞美与丑化等都与两国关系的发展紧密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