裤子，从文明交锋到权利抗争

裤子，从文明交锋到权利抗争

作者：张慧

裤子已是一种稀松平常的服饰，无论东方西方、高低贵贱、男女老幼，都有材质各异、款式繁多的裤装可供选择。然而，裤子的“年龄”并非想象中久远，全民都有裤子可穿的历史也不过才一百多年。裤子的演化史，更和文明交锋、阶层划分乃至性别权利有着密切的关系。

游牧文明教农耕文明穿上裤子

在游牧民族促使农耕文明穿上裤子这件事情上，东西方像是一部电影的不同译本，几乎是同一时间，以同样的剧情在不同的地域上映。

一边是西欧文明发源地，希腊城邦与罗马帝国。地中海气候下，古希腊人喜爱松弛舒展的希顿式长袍，流行一整张白色方巾将身体自上而下围绕；希腊士兵身着的卡利密斯露肩短篷长至膝盖，腰间系带。继承希腊的古罗马人普遍认为文明人的服饰只有一种，就是可以同时遮住上下身的翩翩罩袍。无论是罗马男人的“丘尼卡”、“托加”，还是罗马妇女的“斯托拉”和“帕拉”，均是宽敞的披挂式或套头式长袍，以丰富面料营造出多重褶皱彰显身份和优雅气质，为了行动利索最多加根腰带，保暖时加件斗篷——“裤子这种使‘两腿分立’的粗鄙服饰是游荡在草原的野蛮人标志，只有类似高卢这样未开化的游牧民族才会穿着。”

另一边，同一时期的黄河流域，中原文化正熠熠生辉。文化中心、礼仪之邦里的常服是上衣下裳。衣同“依”，人依以庇寒暑，裳又作“障”，人依以障蔽。裳不是裤子，只是一个外罩，所以天冷时裳内还会添加套在胫上的裤管用以防寒，裤管中部不相连，因为套在胫上又被称作“胫衣”。战国时，胫衣上达于股、系于腰间，股间依旧不缝合，就又有了“绔”；有钱人家的公子以丝罗作绔，“纨绔子弟”一词由此而来。连裆的裤子在汉族人眼里被视为胡服，同样是被鄙夷的蛮夷装扮。

所以当时无论东西方，在农耕文明眼里有块布料将身体围住已经足够，新奇的裤子与蛮夷相连，被视作低劣一等。而欧亚大陆上的游牧民族之所以会穿上裤子，并非为使“两腿分立”，而是与马背上的生活密切相关。只有缝合严密裤子的保护，才能确保身体不会在长期的戎马生涯中摩擦破损。不穿裤子，就无法骑马，不能骑马作战，就会形同废人被部落淘汰。

相比之下，农耕文明虽然也有战争，但无论是在罗马时期还是战国以前，东西方主要文明的作战方式都是战车与步兵。步兵徒步前行，士兵立于战车上，裤子都无关紧要。虽然免去了穿裤子，但遇上速度和冲击力都不在一个量级上的游骑兵时，免不了的是吃亏。

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在与北方匈奴交战的过程中就常常吃这种亏：笨重的战车难以周旋灵活机动的匈奴骑兵，中原华夏的宽衣博带也不利于习武射箭，发展自己的骑兵迫在眉睫。而欲上战马驰骋，首先得穿上裤子。抛弃了对服饰的偏见，赵武灵王从实际出发，决定改良服饰、改变作战习惯。借助着赵国接近漠南草原的地缘优势，以及丰富的畜牧资源产出良马，赵武灵王带头穿上类似西北戎狄的短衣窄袖、培养士兵骑马射箭技能，这就是我们后人熟知的“胡服骑射”。“胡服骑射”后的赵国改头换面，一跃成为战国七雄里除秦国以外实力最强的国家。

另一边，虽然古罗马人数百年间的征服主要依靠的是其步兵军团而非骑兵，但在北上征服的过程中，因为寒冷天气的鞭笞，罗马士兵们在哆哆嗦嗦中第一次穿上了裤子。而出现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骑兵，其兵源主要依靠同盟国和依附国的蛮族提供，在服装装备上自然也逐渐接受了裤装。

裤子在东西方的不同阶层走向

服装的流行一般是上层社会对下层社会的影响辐射，裤子的普及却是从下层社会往上层社会的渗透。虽然东西方的裤子在发展初期都有着被主流文化摒弃的命运，但在被农耕文明吸纳以后，两边的阶层走向却开始分道扬镳。

上衣下裤的服装定式形成后，虽然裤型随时代变迁，裤子一直是西欧男性着装的固定模式。早在公元1-3世纪时，欧洲的制裤工艺就已经出现领先优势，现存于荷兰霍尔斯特博物馆的一套男装服装就是衬衫和裤子。进入中世纪以后，欧洲男性的腿部服饰流行三种，即裤子、长筒袜或短袜、裹腿布；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16世纪后半叶，在紧身袜的上半部膨胀凸起的南瓜裤在宫廷中颇为流行；18世纪的男性马裤松紧适度，裤子的剪裁紧贴下肢且多为皮革制作。无论裹腿还是裤子，长筒袜、马裤抑或西装裤，都是欧洲男装的形象标识，与东方对裤子的遮遮掩掩形成鲜明对比。

东方在胡服骑射以后，连裆的下身穿着从骑兵开始，逐渐向底层劳作者流行。由胡服而来的合档裤子被称作“褌”，是行军作战、下田劳作以及仆役的日常穿着。褌的裤脚长度一般超过膝盖，可以看作长裤；而短于膝盖之上的褌则称为“鼻犊褌”，状似短裤。唐代名画“浴马图”中，“弼马温”们身上穿着的就是这种服饰，至今在日本相扑运动员的下身装扮上，还可以看到“鼻犊褌”的遗风。魏晋南北朝是众所周知的民族大融合时期，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杂居过程中，服饰作为文化的最外层得到了充分交融。“胡服”方便合体的优势被充分汉化吸收，一时间成为流行风尚继而大范围普及。到了宋代时，裤子已经成为普通民众的日常穿着，食卧也不必正襟跪坐，中式家具的样式也随之改变，桌椅、床榻的高度都跟着使用习惯调整。

然而上流阶层对于这种合裆裤却异常排斥，一是合裆裤的发明本就是为了骑马劳作的便利，上身短衣、下身裤子的短褐是下层劳作、出卖体力过活人的穿着；二是自周朝以来，因为衣、裳、胫的组合限制了身体大幅度动作，发展出了礼仪之邦一套关于行、坐、跪、卧的完备礼节，宽衣大袖才是士族男士的特征。席地而坐、随意伸开双腿像个簸箕的坐法尤其大不敬。有身份的人即使是穿着裤子，也要用外罩长袍将其隐藏起来，男女莫不如是。贵族妇女喜欢裙内穿裤，裤上绣花，外穿的合裆裤只有在骑马时穿着。

这种穿衣习惯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在鲁迅先生小说《孔乙己》的咸亨酒店里，来店喝酒的顾客就依据露不露出裤装而划分两类群体，付不起多一文钱、站着喝酒的“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长衫马褂才从男性的日常服饰中消失，工装裤、西裤、运动裤不分阶级地出现在各类职业人身上。

女性裤装就是一部抗争史

西欧的男裤多提倡人体美，喜欢裤装贴合剪裁，展露下肢力量；东方更偏向宽袍博带，推崇潇洒飘逸，有身份地位的男性都将裤装隐藏在长袍下。但在女性的裤装问题上，东西方19世纪前的态度则恰恰相反——受制于宗教和文化因素，西方女性在裤装规范上反而有比东方更严格的约束。

穿裤子骑马对于东方女性来说并非禁忌。早在隋唐时期，宫中女子穿胡服骑马就成为风尚。唐代《开元大宝遗事》记载：“都人士女，正月半乘车骑马，于郊外之中开探春之宴。”而在西方《圣经》的《申命记》里：“女着男装，男着女装，以上举动将被神耶和华所憎恶，皆是被禁止。”可见西方宗教要求将裤装从女性身上绝对隔离，即使骑马时也不能穿着。贞德被教会送上火刑柱的12项罪名中有一项就是像男人一样穿裤子，另有一项是像男人一样穿着裤子骑马。因为女性禁止穿裤，所以西方贵族女性骑马并不是双腿跨骑，而是采用淑女专属的侧骑姿势，有与之配套的专用侧骑工具将骑者“挂”在马背上。

在东方，即使到了宋代受理学思想禁锢，上层女子需在裤外罩裙，劳动阶层妇女因为便利与保暖性需要，还是可以将合裆裤外穿作为常服。与之相对，西欧女性不但不可以外穿裤子，连巨大的裙摆下也只有裙撑和层层叠叠的衬裙。除去宗教影响，西欧的世俗文化也将裤子视作成年男子权力的象征，妇孺不可僭越。直到今天的英语习语里，“谁穿裤子”也有“谁说了算”的含义!

上千年的漫长时间，是否有女性想过去穿裤装？这样的个体思绪无从追寻，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在法国妇女领袖奥兰普·德古日发表的《女性与女性公民权宣言》里，女性要求着裤装的权利才第一次被正式提出。德古日的“你可以自由信仰，亦可以自由着装”成为了女性运动的街头标语，也将她送上了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断头台，但女性追求裤装的风潮并未就此平息。

法国大革命之后第十年，针对女性要求裤装变革的冲击，巴黎警察局长亲自提议并最终付诸实施的法案规定：除非巴黎警察局长特批，任何巴黎妇女都不能穿裤子上街。好在历史总于曲折中前进：1892年这项法令开始放宽，允许女性在骑马时穿着裤装；1909年随着自行车成为城市交通工具的主力，这项法规再次放宽，允许女性在骑自行车时也能穿着裤装。

但女性真正穿着裤装的时刻是在她们展露工作价值的时候，有几位女性先驱率先向世人证实了这一点：来自美国的玛丽·沃克（1832－1919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军医，奔波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战地医院时，为了工作方便她开始穿着男裤，为此数次被捕，但国会最终决定通过立法给予女军医医院服务期间穿着裤子的特权；阿梅莉亚·埃尔哈特（1897-1937年）是美国著名的女性飞行员，作为第一位获得十字飞行荣誉勋章、第一位独自飞越大西洋的女飞行员，在她驾驶飞机遨游天际时，为了行动自如也为自己选择了裤装。

两次世界大战将男人们推向战场，造成劳动力普遍短缺，欧洲女性被迫走出家门进入农场和工厂里工作。开拖拉机、生产日用品、制造兵器……穿着裙子在机器和齿轮边劳作，不仅不便而且危险，由此适合从事体力劳动的实用裤装正式流行起来。二战后伴随着女性政治地位的提升，裤装成为女性不可或缺的外在装扮。在今天的法国，曾经最早的女性裤装提出者德古日受到了应有的尊敬，法国人用她的名字命名了街道与学校，在这些街道与学校中，身着裤装的女性自由穿行。

至此，从实用必需品的角度来选择，无论东西、无分男女老幼，为了便利都有了穿裤子的权利和自由。现代社会赋予各种性别和阶层比过去更多的选择权，也更注重实用与快捷的属性，这些都在简单的一条裤装上体现出来。（张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