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考进士 要背多少书?

来源:沈阳日报 作者:刘黎平 发表时间:2018-03-13 09:52

作者:刘黎平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绝大部分读书人要通过这条途径找到工作,进入仕途,一生的功名都在这上面。而自隋唐以来,古代的官员,尤其是文官,基本上都是科举场上过来的,例如有名的张九龄、王维、颜真卿、范仲淹、包拯、文天祥、张居正、袁崇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这些人的历史功过且不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因为科举考试,他们都有着扎实的书本功夫,为了应付考试,熟读了不少经典,写了不少应试文章。那么,那个时候的读书人想要考取功名,究竟要读多少书呢?

在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选题范围一般在四书五经之内,要求读书人必须熟悉这些教材,要熟悉到什么程度呢?不光是能背,而且随便拿出其中一句。从《聊斋志异》的一则神话故事中就可以看出端倪。

《聊斋志异》开卷第一篇讲的就是科举考试,当然,讲的是神话科举。这个故事名叫“考城隍”。说的是明朝末年,有个叫宋焘的书生,有一回生病在家休息,看见两个使者催他去赶考,他纳闷地说:现在还不是赶考时节呢,是不是弄错了?使者不回答,只管催他上马。于是跟着使者到了考场,却发现坐在考场上的主考官是三国时候的名将关羽,原来,这是一次神仙级考试。考题下来,一看,是“一人二人,有心无心”,这题目让现代人来看,简直一头雾水,然而,博学多才的宋焘下笔神速,很快解题、答题和交卷,答卷中有一句叫:“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

这个宋焘,史上确有其人,是蒲松龄姐夫的祖父。  

且不说这个故事的真假,我们看这个题目,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来自于哪里呢?古代科举考试,是不会轻易去乱取题目的,必须在经典里有,尤其是在明朝、清朝的时候。蒲松龄写的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朝,那么科举考试的题目一定是在儒家经典里。而这个“一人二人,有心无心”很可能出自《孟子》,因为《孟子》当中的“告子”篇有这么一段话:“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这里讲的是二人学围棋的故事,其中一个一心一意,另外一人怀有二心,想着射只天鹅。《孟子》是儒家“四书”之一,科举必考书之一。可见,如果对《孟子》不熟悉,不能背诵,这个作文题目根本就看不懂,更不用说自由发挥。

故事中的宋焘做文章,深得关公赏识,于是后来当了城隍。其实,通过这个故事,蒲松龄表达了对科举的不满,希望有关羽这样无私的历史人物来主持科举考试。

那么,在明朝和清朝,一个读书人要考上进士,得背多少书呢?南宋时候的进士郑畊老做了个统计,《论语》一万一千多字,《孟子》三万四千多字,《尚书》两万五千多字,《诗经》将近四万字,《礼记》有九万多字,而《左传》则将近二十万字……这些加起来有四十万字,而且还不包括注释。如果还要考诗赋的话,那么就得背《昭明文选》等文学参考书,这样加起来,恐怕没个五六十万字还拿不下来。

要背这么多书,对于记忆力是个很大的考验。例如唐朝名将张巡,虽然是武将,却也是科举出身的进士,他的记忆力就很惊人。据韩愈记载,有一回,有人考张巡的学问,随便问了一句《汉书》上的话,张巡马上就能指出来,这是哪一章哪一页上面的,提问的人一翻《汉书》,果然如此。然后,张巡又把相关章节倒背如流,令人咋舌。在唐朝,考试范围尚未局限在儒家经典,不过,连《汉书》都能背,这就太牛了。

科举考试对读书人的功底要求很高,一个人能熟悉文本,熟悉经典,当然是件好事,但如果一切以此为标准,则不免有弊端。

例如,在清朝的时候,成绩稍好的读书人,要背诵“四书五经”那肯定不在话下,因此,背下这四十来万字,不是什么稀奇功夫,更高一步的要求是:要背诵注解。例如“四书”,就必须背诵南宋朱熹所作的注解,因为考题有时候就在注解里。结果呢?有些人忙着背注解,却把原文给丢了。能背下《论语》里的注释,却忘记《论语》的原文,也是挺尴尬的,这估计和孔乙己的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很相似。  

而且注解单一,只用朱熹的,也引起读书人的不满,吴敬梓就通过《儒林外史》里的杜少卿说,只用朱熹的注是不妥当的。

同时,强调背书也让那些记忆力超强,又不好学的人捡了便宜。例如清朝严有禧的笔记《漱华随笔》就记载了这些方面的现象。乾隆九年的时候,即公元1744年,十一月,河南布政使赵城上奏说,科场固然有不少博学精通之人,然而也有不少投机钻营之徒,平时不读什么书,在考试之前几个月,就到处找过去那些已经上榜的人的试卷,将以前的试题和文章割裂分散,断章取义,临时死记硬背,然后根据这些来答卷和写文,居然也有考中的。结果考完之后,去问这些人关于“四书五经”的内容,这些人结结巴巴,竟然一句话都答不上来。“而浮夸躁进之徒,剽窃拟题,购求坊刻,割截成篇,临时强记塞白,甚有于场中同号互相倒换,凑助完卷,剿说雷同,千篇一律,及至出闱之后,有叩以经义而茫然不知所出者”。

那些以前考上进士、举人或者秀才的人的试卷,都会被当成样卷,各大书坊都会有,只要花钱就可以买到,然后照猫画虎去做,也有考上的机会,听起来确实令人啼笑皆非。而这些钻营之徒在考试之前花多长时间复习呢?答案也令人吃惊,只要几个月就可以了,“拟题多者百余,少者不过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做一百多道模拟题,几个月时间下来,应付考试绰绰有余,看来古人所说的“十年寒窗”也未必对。对于这种善于做科举试题,却没什么真学问的人,考官也没什么办法,但为了防止真正的人才被埋没,赵城建议另外举行面试,看考生到底有没有真本事,“该牧令面出冷题考试,申送府州”。然后,奏章上去之后,虽然乾隆建议众大臣一起商量,然而,关于额外面试的建议并没有被通过。

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确实很不容易,在明朝和清朝,除了要背“四书五经”,背经典注释,还要背参考书。什么是科举考试参考书,就是那些专门为应付八股文的模拟题目,因为八股文是有套路的,把这些套路背熟了,考上举人和进士也就有希望了,至于真正的圣贤经典,早就抛开在一边了。《儒林外史》里有人说得好,就算是孔夫子生在科举考试时代,也得老老实实去读八股文,去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  

例如《儒林外史》里的马纯上,就是靠编写科举考试教科书为业的,他写的教辅有很大的市场。马纯上第一次遇到匡超人,匡超人正捧着一本《三科程墨持运》在看,这就是一本科举考试教辅。匡超人见到马纯上,问他尊姓大名,马纯上很自豪地说:“这不必问,你方才看的文章,封面上马纯上就是我了。”可见这项事业在当时是很有地位的。后来匡超人也编写此类参考书,为人却不厚道,明明马纯上救济过他,他却逢人就说:我写的参考书天下最好,比马先生的强。本意是要求掌握圣人的文章,却变成了试题习作,这也是有点啼笑皆非,难怪曾国藩在考上进士后,再也不看那些八股文。(刘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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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考进士 要背多少书?

沈阳日报2018-03-13 09:52:23

作者:刘黎平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绝大部分读书人要通过这条途径找到工作,进入仕途,一生的功名都在这上面。而自隋唐以来,古代的官员,尤其是文官,基本上都是科举场上过来的,例如有名的张九龄、王维、颜真卿、范仲淹、包拯、文天祥、张居正、袁崇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这些人的历史功过且不论,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因为科举考试,他们都有着扎实的书本功夫,为了应付考试,熟读了不少经典,写了不少应试文章。那么,那个时候的读书人想要考取功名,究竟要读多少书呢?

在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选题范围一般在四书五经之内,要求读书人必须熟悉这些教材,要熟悉到什么程度呢?不光是能背,而且随便拿出其中一句。从《聊斋志异》的一则神话故事中就可以看出端倪。

《聊斋志异》开卷第一篇讲的就是科举考试,当然,讲的是神话科举。这个故事名叫“考城隍”。说的是明朝末年,有个叫宋焘的书生,有一回生病在家休息,看见两个使者催他去赶考,他纳闷地说:现在还不是赶考时节呢,是不是弄错了?使者不回答,只管催他上马。于是跟着使者到了考场,却发现坐在考场上的主考官是三国时候的名将关羽,原来,这是一次神仙级考试。考题下来,一看,是“一人二人,有心无心”,这题目让现代人来看,简直一头雾水,然而,博学多才的宋焘下笔神速,很快解题、答题和交卷,答卷中有一句叫:“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

这个宋焘,史上确有其人,是蒲松龄姐夫的祖父。  

且不说这个故事的真假,我们看这个题目,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来自于哪里呢?古代科举考试,是不会轻易去乱取题目的,必须在经典里有,尤其是在明朝、清朝的时候。蒲松龄写的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朝,那么科举考试的题目一定是在儒家经典里。而这个“一人二人,有心无心”很可能出自《孟子》,因为《孟子》当中的“告子”篇有这么一段话:“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这里讲的是二人学围棋的故事,其中一个一心一意,另外一人怀有二心,想着射只天鹅。《孟子》是儒家“四书”之一,科举必考书之一。可见,如果对《孟子》不熟悉,不能背诵,这个作文题目根本就看不懂,更不用说自由发挥。

故事中的宋焘做文章,深得关公赏识,于是后来当了城隍。其实,通过这个故事,蒲松龄表达了对科举的不满,希望有关羽这样无私的历史人物来主持科举考试。

那么,在明朝和清朝,一个读书人要考上进士,得背多少书呢?南宋时候的进士郑畊老做了个统计,《论语》一万一千多字,《孟子》三万四千多字,《尚书》两万五千多字,《诗经》将近四万字,《礼记》有九万多字,而《左传》则将近二十万字……这些加起来有四十万字,而且还不包括注释。如果还要考诗赋的话,那么就得背《昭明文选》等文学参考书,这样加起来,恐怕没个五六十万字还拿不下来。

要背这么多书,对于记忆力是个很大的考验。例如唐朝名将张巡,虽然是武将,却也是科举出身的进士,他的记忆力就很惊人。据韩愈记载,有一回,有人考张巡的学问,随便问了一句《汉书》上的话,张巡马上就能指出来,这是哪一章哪一页上面的,提问的人一翻《汉书》,果然如此。然后,张巡又把相关章节倒背如流,令人咋舌。在唐朝,考试范围尚未局限在儒家经典,不过,连《汉书》都能背,这就太牛了。

科举考试对读书人的功底要求很高,一个人能熟悉文本,熟悉经典,当然是件好事,但如果一切以此为标准,则不免有弊端。

例如,在清朝的时候,成绩稍好的读书人,要背诵“四书五经”那肯定不在话下,因此,背下这四十来万字,不是什么稀奇功夫,更高一步的要求是:要背诵注解。例如“四书”,就必须背诵南宋朱熹所作的注解,因为考题有时候就在注解里。结果呢?有些人忙着背注解,却把原文给丢了。能背下《论语》里的注释,却忘记《论语》的原文,也是挺尴尬的,这估计和孔乙己的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很相似。  

而且注解单一,只用朱熹的,也引起读书人的不满,吴敬梓就通过《儒林外史》里的杜少卿说,只用朱熹的注是不妥当的。

同时,强调背书也让那些记忆力超强,又不好学的人捡了便宜。例如清朝严有禧的笔记《漱华随笔》就记载了这些方面的现象。乾隆九年的时候,即公元1744年,十一月,河南布政使赵城上奏说,科场固然有不少博学精通之人,然而也有不少投机钻营之徒,平时不读什么书,在考试之前几个月,就到处找过去那些已经上榜的人的试卷,将以前的试题和文章割裂分散,断章取义,临时死记硬背,然后根据这些来答卷和写文,居然也有考中的。结果考完之后,去问这些人关于“四书五经”的内容,这些人结结巴巴,竟然一句话都答不上来。“而浮夸躁进之徒,剽窃拟题,购求坊刻,割截成篇,临时强记塞白,甚有于场中同号互相倒换,凑助完卷,剿说雷同,千篇一律,及至出闱之后,有叩以经义而茫然不知所出者”。

那些以前考上进士、举人或者秀才的人的试卷,都会被当成样卷,各大书坊都会有,只要花钱就可以买到,然后照猫画虎去做,也有考上的机会,听起来确实令人啼笑皆非。而这些钻营之徒在考试之前花多长时间复习呢?答案也令人吃惊,只要几个月就可以了,“拟题多者百余,少者不过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做一百多道模拟题,几个月时间下来,应付考试绰绰有余,看来古人所说的“十年寒窗”也未必对。对于这种善于做科举试题,却没什么真学问的人,考官也没什么办法,但为了防止真正的人才被埋没,赵城建议另外举行面试,看考生到底有没有真本事,“该牧令面出冷题考试,申送府州”。然后,奏章上去之后,虽然乾隆建议众大臣一起商量,然而,关于额外面试的建议并没有被通过。

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确实很不容易,在明朝和清朝,除了要背“四书五经”,背经典注释,还要背参考书。什么是科举考试参考书,就是那些专门为应付八股文的模拟题目,因为八股文是有套路的,把这些套路背熟了,考上举人和进士也就有希望了,至于真正的圣贤经典,早就抛开在一边了。《儒林外史》里有人说得好,就算是孔夫子生在科举考试时代,也得老老实实去读八股文,去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  

例如《儒林外史》里的马纯上,就是靠编写科举考试教科书为业的,他写的教辅有很大的市场。马纯上第一次遇到匡超人,匡超人正捧着一本《三科程墨持运》在看,这就是一本科举考试教辅。匡超人见到马纯上,问他尊姓大名,马纯上很自豪地说:“这不必问,你方才看的文章,封面上马纯上就是我了。”可见这项事业在当时是很有地位的。后来匡超人也编写此类参考书,为人却不厚道,明明马纯上救济过他,他却逢人就说:我写的参考书天下最好,比马先生的强。本意是要求掌握圣人的文章,却变成了试题习作,这也是有点啼笑皆非,难怪曾国藩在考上进士后,再也不看那些八股文。(刘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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