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搞经典必须休矣

恶搞经典必须休矣

其实大多数“恶搞”并不好笑，自以为有趣其实令人尴尬，自以为时尚却早已烂俗，除了令演者出丑、观者“尬笑”外，惟余一地鸡毛

近日，音乐家冼星海、光未然后人针对网上流传某单位年会恶搞《黄河大合唱》视频提出批评，有网友细心搜集，又发现数段类似“恶搞”视频片段。文化部要求互联网文化单位排查有关视频，自觉抵制恶搞红色经典及英雄人物的互联网文化产品。

浏览后发现，这些视频多来自公司年会、学校班会等场合的群众自排节目。内容上高度雷同，大都通过夸张、戏谑方式进行改编表演，比如用床单来表现黄河，以“嚎叫”取代“咆哮”，以“呼吁年终奖”替换“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主题，以“精神病合唱团”来戏谑音乐所表达的严峻形势和奋起抗战态度。然而，就是这些并不高明甚至每每令人尴尬的表演视频，却在网络上博取不少点击。

“恶”与“搞”二字都不喜人，放在一起格外容易望文生义，每每让人感受其“恶意”和“居心叵测”。看过这类“年会恶搞视频”后，就会发现用“居心叵测”来形容它们实在有些“高看”——它们主要目的是“搞笑”，经典作品妇孺皆知，有现成故事人物，门槛低、上手快，自然成了“最佳目标”——搭架子不会，拆架子还不会？编新段子难，毁老故事还不容易？加之，解构严肃常常能轻松收获笑声。于是乎，为尽快上手，为片刻调笑，为表明自己并非无趣甚至非常有趣，为表演者获得一时存在感，这种自娱自乐式的恶搞便流行起来。什么价值观、正能量，在这个场合哪有笑声来得实在？生活中怎能处处严肃，聚会上还不允许轻松一下吗？这种“恶搞有理”“有趣至上”的观点流传甚广，但其实大多数“恶搞”并不好笑，自以为有趣其实令人尴尬，自以为时尚却早已烂俗，除了令演者出丑、观者“尬笑”外，惟余一地鸡毛。

有人会问：为什么周星驰恶搞古代故事成了经典，我们恶搞就成了“三俗”？

周星驰确实有“恶搞”的一面，被视为当代“恶搞”鼻祖，但是，既要看到他频繁使用戏仿手法、“无厘头”风格，还要领会其喜剧之所以受到青年观众普遍认可的精髓：戏仿在周星驰手里从来就不是目的，而是他抉剔丑恶、发扬真善的一把利器。其刀锋总是对准人性中的虚伪、愚蠢和外强中干；其中小人物之所以“咸鱼翻身”，也是因为受到善念、正义激发而获得心性成长。在以戏仿等方式剥落虚张声势、装腔作势者的画皮后，观众和片中人物一同受到心灵洗礼，真善美水落石出、春风化雨，观众则敞开心扉、心悦诚服。《武状元苏乞儿》《功夫》《美人鱼》都以放弃世俗成功、回归真实简朴生活为故事结局，显示了一种“反身而诚，乐莫大焉”的圣贤境界。可以说，在上世纪90年代“价值解构”语境下，周星驰喜剧被普遍接受并不因为其“解构”，而在于它通过戏仿等手法构造传统美德与解构主义的对话，捍卫了中国古老哲学传统与美德价值。更“经典”的，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戏仿骑士小说以揭露丑恶荒谬、赞美惩恶扬善，鲁迅《故事新编》戏仿古代神话以针砭时弊、赞美“铸剑”者无所畏惧，都有着更为高远的价值追求——戏仿手法的高下，关键在于是否有正面价值追求，是否针砭假恶丑、发扬真善美。

以此反观那些恶搞《黄河大合唱》视频，之所以引起反感、令人尴尬，在于编演者对戏仿手段但得一知半解而误入野狐外道，以为只要颠覆崇高就能取悦众人，只要丑化英雄就能令人欢笑。殊不知，它们实在选错了对象——《黄河大合唱》的崇高是真崇高，其歌咏的英雄乃是真英雄，因而对其恶搞非但“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还暴露了为搞笑而搞笑、为解构而解构的僵硬套路，远离了智慧与美德。这些年来，模仿周星驰喜剧的电影如过江之鲫，大多俗烂不堪，被观众所抛弃，皆由此而起，真可谓“学我者俗，似我者死”。

放眼整个社会，我们看到恶搞经典仍有不少追随者，以调笑崇高、丑化英雄为乐者也不乏其人。我们相信，其中大多数人并没有颠覆崇高和亵渎经典的主观动机，更多时候，他们是缺乏与他人、与社会、与民族、与历史“共情”的能力，缺少涵泳经典带来的巅峰体验和人生境界，在通往人文经典和文化修养的道路上，缺乏引路人和陪伴者。经典需要循循善诱者不断阐释，尤其那些时代背景跟今天天差地别的传统文艺和红色经典，其文本意义并非不言自明——黄河为何咆哮、人民因何奋起？如果缺乏引领、缺少阐释、缺失体验，隔膜、误解甚至亵渎就会如黄沙般慢慢堆积。

一则以忧一则以喜，在这次舆论事件中，我们也看到大量网友留言，看到他们对《黄河大合唱》发自内心的喜爱，为其磅礴艺术力量所感染，为其传达勇敢、团结、振奋、乐观的民族精神所震撼。“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说的就是经典的力量。这也让我们相信，真正有价值的艺术终究经得起人民检验和岁月淘洗。

总之，对于恶搞经典行为，必须认识到其浅薄和无趣，需要棒喝警醒，更需要春风化雨、久久为功的经典教育将人们引至高远境界。

《 人民日报 》（ 2018年02月06日 24 版）